“土木之變”前後,明朝內閣地位一降再降,這是為何?

內閣制度是明朝的特色制度之一,在明一代,幾乎所有文官的最大目標就是“入閣”。然而,內閣制度雖然看似高大上,實際上卻一直受到各方各面的打壓和掣肘,以至於內閣的實際作用一直都在不斷的被削弱。

一、明朝內閣本質上就只是一個輔政機構,不能直接調度六部的權力,所以它的興衰與皇帝的態度密切相關

內閣制度最初是朱元璋設立的,其目的是為了填補失去丞相一職後,整個國家行政體系出現的空白。

但是,最初朱元璋在設立內閣的時候根本沒有想過要給這個機構權力。畢竟朱元璋費盡心思廢除丞相就是為了集權,要是給內閣權力,不就本末倒置了嘛!所以,最初的內閣其實僅僅只是個輔助機構,相當於我們今天的秘書。

不過,這種情況到明成祖朱棣時開始有所改變。由於朱棣是個軍事狂人,尤其喜好御駕親征,永樂年間的三次北伐都是由他親自指揮的。但是,御駕親征雖然提高了軍隊士氣和戰鬥力,但卻與中樞朝廷離的太遠,六部上呈的奏章一般很難由他親自批示或發放。

“土木之變”前後,明朝內閣地位一降再降,這是為何?

這個時候,作為中轉站的內閣就開始凸顯作用了。六部文書不僅可以由他們之手集中統一的上呈朱棣,一些小事也可以在他們的集體討論之下可以直接做主決斷。而為了保證御駕親征期間國家行政體系的運轉,朱棣也默認了這種行為。

而且,為了保證國家行政運轉的更加高效,以解決大軍出征的後顧之憂。朱棣還打破朱元璋時期內閣只有顧問權力的規矩,允許他們參政議政。

這可是個不得了的突破,通過參政議政,內閣學士能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皇帝的決策。遇上一些能力差的皇帝,甚至能直接掌控國家大權。

於是,從這個時候開始,內閣就一下從毫無權力的秘書變成了參知政事的行政樞紐,簡直是一步登天。

不過,這麼大幅度的權勢增長自然也引起了皇帝的忌憚。為了制衡權力日益膨脹的內閣,明朝皇帝在經歷了一番深思熟慮後決定提拔在自小就生活在皇帝身邊的太監群體,組成另一套行政體系來對抗內閣,這就是赫赫有名的司禮監。

“土木之變”前後,明朝內閣地位一降再降,這是為何?

司禮監早在朱元璋時就已經有了,但那個時候的司禮監只是負責打掃衛生,端茶送水,不僅沒有什麼權力,而且地位低下。直到明宣宗時期,司禮監太監被允許讀書寫字,才漸漸被歷代皇帝倚為心腹。

這樣一來,明朝的行政權力就被一分為二,內閣負責對政事提出解決方案,太監群體負責交由皇帝審閱並批紅。批紅就是給政事做出決斷的意思,雖說這個權利名義上由皇帝行使,但有明一朝,從來就不乏太監執掌批紅權的事例。

而且因為太監這個群體歷來就跟朝中大臣為敵,內閣自然也不會和他們有什麼好臉色,兩者爭鬥頻繁,往往內閣大臣早已擬定好了決策方案,但司禮監就是不批,內閣也無可奈何。

正是在這種環境下,內閣看似位高權重,實際上處處被壓制,很難有作為。所以自宣宗以後,內閣實際作用就漸漸開始下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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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木之變前,內閣屢屢敗於大太監王振之手,讓朝臣對其非常失望,連皇帝也不再重視他們

內閣作用的第一次大幅度下滑,也是最重大的一次下滑,發生在明英宗一朝“土木之變”前後。不過,在“土木之變”以前,內閣就已經被以大太監王振為首的司禮監勢力打擊的威信盡失了!

王振這個人很不簡單,他算得上是明朝第一位真正意義上專權的大太監。傳言,王振本來是舉人出生。但由於屢次落第,被人嘲笑,一怒之下,自閹入宮。

由於王振從小飽讀詩書,所以在一眾文化水平不高的太監之中鶴立雞群,為宣宗所重視。除此以外,他還善於察言觀色,懂得猜度帝王心思。所以很快就獲得了宣宗的喜愛,讓他服侍太子朱祁鎮。

服侍未來的儲君這麼一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王振自然不會放過。從他跟隨朱祁鎮開始,就一直謹小慎微,同時盡心盡力地服侍朱祁鎮,宮中之人都挑不出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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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王振也不是什麼忠貞之臣,一有機會,他就不斷地給年幼的朱祁鎮施加影響。漸漸地,王振在朱祁鎮心中已經佔據極重的分量。等到朱祁鎮登基,王振就直接被封為司禮監掌印太監,成為實際上的內官第一人。

不過,即便是這樣,王振也沒有得意忘形。因為他深刻地知道,皇帝剛剛登基,並未掌握大權,朝政還在張太后和“三楊”手上。一直等到張太后和“三楊”陸續老死,王振才開始圖謀掌握朝政。

王振這等老謀深算之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他在剛開始攬權時就直接建議朱祁鎮要用重刑駕馭臣下。而他就是利用這個便利不斷的排除異己、威福自用。

這個階段,內閣也試圖阻止過王振,但彼時的王振深得寵愛、簡在帝心,根本不是內閣大臣能撼動的。

而且王振此人也善於政鬥,他很少與朝臣正面交戰,一向都是在朱祁鎮身邊吹耳旁風。除此以外,他還開闢了用言官彈劾朝臣的政鬥手段,這個手段後來被東林黨發揮到極致,直接導致了明朝的滅亡。

王振集團的做大,標誌著宦官專政第一次出現明朝的歷史中,在這一點上,內閣的無能負有很大一部分的責任。

“土木之變”前後,明朝內閣地位一降再降,這是為何?

但是,如果王振僅僅只是專權,倒還沒有什麼。可王振的胡作非為卻直接導致了明朝的第一次傾覆之禍,土木之變的發生。在這場戰爭裡,明朝最精銳的20萬軍隊全軍覆沒,大量明軍骨幹陣亡,明朝武將集團直接崩潰,就連身為皇帝的朱祁鎮也被俘虜了。

不僅如此,土木之變後,瓦剌大軍士氣大振,挾持朱祁鎮一路逼開關隘,最終成功抵達北京城下,明朝離亡國僅有一步之遙。

三,北京保衛戰中,內閣本是眾望所歸的領頭人,但內閣完全沒有支撐時局的能力和意願,最終失盡人心,地位大降

土木大敗的消息傳來後,整個北京城都震動了。明朝立國一百年來,還從來沒有經歷過這樣的大敗。最重要的是,瓦剌的大軍已經步步緊逼,馬上就要抵達北京城了。這種生死存亡的時刻,一般人自然都坐不住。

於是,一時間,百姓南逃不斷,直到整個京城戒嚴,才壓下這個趨勢。然而,與黎民百姓相比,官員們也好不到哪去。從消息傳來開始就不斷有大臣上書請求南遷,並肆意誇大瓦剌大軍的實力,恐戰情緒在朝廷大臣之間不斷蔓延。

“土木之變”前後,明朝內閣地位一降再降,這是為何?

這個時候,整個北京城,無論是官員還是百姓,從上到下都處於一股混亂的狀態。但如果能有一股足夠強力的人站出來,局勢還是可以挽救的。

皇太后張氏就看到了這一點,果斷令郕王朱祁鈺監國,想要平息朱祁鎮被俘的政治衝擊。只是很可惜,此舉做的並不到位,效果遠遠不夠。

而原本在北京叱吒風雲的宦官集團由於是此次戰敗的罪魁禍首,自然也不敢輕舉妄動。

這麼一算,能夠左右局勢的就只有內閣了。但彼時的內閣重臣、老臣都死在了土木堡,剩下的陳循等人剛剛入閣,資歷聲望完全不夠。而且第一次經歷這種大事,完全慌了神,根本沒有發揮中流砥柱的作用。

關鍵時刻,還是兵部侍郎于謙站出來,力主抵抗,並放出狠話“凡議南遷者皆可殺”,大大震懾了朝臣中的南遷逃跑風氣。

此後,于謙直接上書張太后,請求封郕王朱祁鈺為帝,並遙尊被俘的朱祁鎮為太上皇,以免除底層軍民的顧慮。之後,于謙又大膽啟用敗軍之將石亨,並嚴懲意圖南逃的將領,選用軍中敢死之士為將,整頓兵馬,誓死守城。

“土木之變”前後,明朝內閣地位一降再降,這是為何?

在於謙的努力下,整個北京城的南逃風氣得到了極大的改變,上下軍民都對入侵大明的瓦剌軍隊恨之入骨,反戰情緒強烈。此時的北京城,已經成了鐵板一塊。

果不其然,在這種上下一心的守備之下,瓦剌軍隊栽了個大跟頭。不僅沒能打下北京城,還損兵折將,不得不撤回北方大漠。

而於謙也因為在這次戰爭中表現出色,被譽為“救時宰相”,成為明朝有名的能臣、名臣。但與于謙形成對比的就是本該眾望所歸的內閣。

內閣本能領導朝局,帶領北京軍民贏得勝利,並藉此重回巔峰。但可惜,整個北京保衛戰前後,除了陳循在拒絕南遷這件事上支持了于謙外,基本沒什麼作為。

但畢竟土木之變是由於內閣的無能才發生的,所以,在北京保衛戰中沒有撈到足夠抵消罪過的功勳的內閣就毫無疑問會被人輕視,土木之變後,內閣威信一落千丈,並再也沒有提上來過。

“土木之變”是內閣地位下降的直接導火索,但從本質上來說,削減內閣地位是幾乎所有明朝皇帝的共同意願,是真正的大勢所趨。即便沒有“土木之變”,內閣作用的下降也只是時間問題而已。

參考文獻:

《明史》

《喻世明言》

《儒林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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