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是明萬曆年間曾因厲行改革而彪炳史冊的一位傳奇人物。他榮登首輔之位後，理政十年：整飭吏治，刷新頹風；整肅教育，延攬濟世之才；革新稅賦，梳理財政。拯朱明王朝將傾之廈，使萬曆時期成為明王朝最為富庶的時代。其主事時聲勢顯赫，炙手可熱，聖眷優渥，無與倫比，但隆葬歸天之際，即遭人非議之時，結果家產盡抄，爵封皆奪，禍連八旬老母，罪及子孫。他生前身後譭譽之懸殊，足見政治險惡、世態炎涼，今後人扼腕嘆息。
今天我們就和大家一起分享這位拯救大明王朝的明朝首輔張居正的一生：
1525 年 明明世宗嘉靖四年
出生於江陵縣
江陵縣（今荊州市）
嘉靖四年（1525年）， 張居正出生於荊州府江陵縣（今荊州市）的一位秀才的家裡。據說張居正出生的前其曾祖父做了個夢：夢中一輪圓月落在水甕裡，照得四周一片光明，然後一隻白龜從水中慢慢浮起。曾祖父認定白龜就是這小曾孫，於是信口給他取了個乳名“白圭”，希望他來日能夠光宗耀祖。自朱元璋廢除丞相制後，隨著時代變遷，明朝逐漸形成了一個極為特殊的權力體系，皇帝，大臣，太監構成了奇特的權力關係。皇帝有時候信任大臣，有時候信任太監。這個權力關係又叫君權，宦權和相權。他們互相制衡，互相維持。張白圭所處時代是最為奇特的一個時代，皇權至高無上的時代暫時結束，相權和宦權連結，文官集團將成為真正的權力擁有者。而張居正少年聰穎過人，很小就成了荊州府遠近聞名的神童。如此天資加上這樣的時代背景，這為張居正走上首輔大臣之位埋下了伏筆。
1537 - 1547 明明世宗嘉靖十六年—嘉靖二十六年
十年趕考生涯
江陵縣（今荊州市）、京師（今北京市）
張白圭一歲能語，五歲進私塾。嘉靖十六年（1537年），年滿十二歲的張居正考秀才拔得頭籌。荊州知府李士翱稱之為“國器”並幫其改名為居正。同年，張居正做了補府學生。一般考取秀才後兩到三年才有資格考舉人，但張居正隔年就去考舉人。當時的考官湖廣巡撫顧璘還聽聞後面見張居正並將自己的犀帶贈與張居正。在贈與腰帶時說：“你將來是要系玉帶的，我的這一條配不上你。”而玉帶是屬於一品官員的。後唯恐張居正年少輕狂有意磨礪之強制其落榜。嘉靖十九年（1540年），張居正再次進入考場並考取了舉人。在準備進士考試的過程中，祖父張鎮被遼王殘害。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張居正二十歲進京趕考結果名落孫山。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再次進京，考進二甲第九名進士，後被選為庶吉士。
1547 - 1549 明明世宗嘉靖二十六年—嘉靖二十八年
初入仕途，不受重視
京師（今北京市）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二十三歲的張居正進入翰林院。此時的翰林院高手如雲，張居正的老師是吏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學士徐階，同學有後來的內閣成員李春芳，殷士儋等。徐階重視經邦濟世的學問，在其引導下，張居正努力鑽研朝章國故，為他日後走上政治舞臺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明初為了加強君主專制，廢丞相，設內閣，其職能相當於皇帝的秘書廳。首席內閣學士稱首輔，張居正入翰林院學習的時候，內閣中正在進行著一場激烈的政治鬥爭。徐階和嚴嵩兩大派斗的如火如荼，徐階有意培養張居正，張居正偏偏對嚴嵩很有好感。張居正通過幾年對內閣鬥爭的觀察，對朝廷的政治腐敗和邊防廢弛有了直觀的認識。為此，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張居正以《論時政疏》 首陳“血氣壅閼”之一病，繼指“臃腫痿痺”之五病，系統闡述了他改革政治的主張。而這些沒有引起明世宗和嚴嵩的重視。此後，在嘉靖朝除例行章奏以外，張居正沒再上過一次奏疏。
1553年 明明世宗嘉靖三十二年
舉薦戚繼光抗倭
薊州（今天津市）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戚繼光受張居正的推薦，進署都指揮僉事一職，管理登州、文登、即墨三營二十五個衛所，防禦山東沿海的倭寇。張居正對於戚繼光有舉薦之恩，因而在自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起，大明王朝的六位天才開始角逐，徐階等死了陸炳，除掉了嚴嵩，把持了朝政，卻被高拱鬥倒，之後高拱上臺，如日中天。然而勝利最終到了張居正手裡。高拱走了，張居正接任首輔不久，高儀就死了。內閣只剩下張居正一個人，事情都由他批示，之後交由馮保批紅，皇帝只有十歲無法治國，李太后也依賴張居正，又有親信戚繼光守護邊界，大明幾乎姓張。
1554 - 1557 明明世宗嘉靖三十年—嘉靖三十六年
休假三年，察民生疾苦
江陵縣（今荊州市）、西子湖畔（今杭州市）、武當山巔（今十堰市）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張居正因為庚戌之變開始對嚴嵩失望，對徐階失望。於是張居正以病為由要求請假離京，在走時還給徐階留下一信，上寫道：“古之匹夫尚有高論於天子之前者，今之宰相，竟不敢出一言，何哉？”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三十歲的張居正回了家開始遊歷，在這三年中，張居正遊覽了許多名勝古蹟，從西子湖畔到武當之巔，處處留下他的足跡。同時，也是在這三年之中，張居正看到了民間疾苦，他在《荊州府題名記》中說：“田賦不均，貧民失業，民苦於兼併。”這為他之後的改革埋下伏筆。此時，遼王經常把張居正叫進府中吟詩作對，喝酒玩樂，好像早已忘記當初把張居正祖父害死的事情。府內的奢靡和府外的淒涼更是給張居正很大的衝擊。於是張居正重新振作起來，重返政壇。
1557 - 1560 明明世宗嘉靖三十六年—嘉靖三十九年
重回官場，相機而動
京師（今北京市）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張居正回翰林院供職。當時徐階、嚴嵩競爭激烈，一般人都不敢和徐階接觸怕被嚴黨誤會招來殺身之禍。只有張居正敢和徐階在朝堂上交頭接耳，但張居正也和嚴嵩交好。看似不結黨派的人其實早已是歸入徐黨。除此之外，徐階為了保護張居正，不讓他太快升官，在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徐階才讓他升任右春坊右中允，監管國子監司業。右春坊右中允主要職責是管理太子的往來公文以及為太子提供文書幫助，這樣就是搭上太子這條線。且職務只是六品，職位不高不引人注目。他在苦悶思索中漸已成熟，在政治的風浪中，內抱不群，外慾渾跡，相機而動。
1564 - 1566 明明世宗嘉靖四十三年—嘉靖四十五年
升任為右春坊右諭德，執筆《嘉靖遺詔》
京師（今北京市）
嘉靖四十三年（1564），嚴嵩倒在了徐階手上，而張居正也被升為右春坊右諭德。這個工作就是擔任裕王（也就是後來的隆慶皇帝）的講官。在裕邸期間，張居正任國子監司業從而掌握了很多將來可能進入官場的人，這為張居正打開了人脈。裕王當時有四大講官，高拱，殷士儋，陳以勤。高拱和張居正很快從朋友成為對手。高拱曾說：“滿朝文武，除叔大外，盡無能之輩。”也曾對張居正說：“君之才，必成大器，我願與君共勉，將來入閣為相，匡扶社稷，建立千秋不朽之功業。”嘉靖駕崩後，徐階叫來張居正並擬遺詔讓張居正執筆，糾正了世宗時期的修齋建醮、大興土木的弊端，為因冤案獲罪的勤勉朝臣恢復宮職，受到了朝野上下的普遍認同。這就是著名的《嘉靖遺詔》。
1567 - 1568 明明穆宗隆慶一年—隆慶二年
進入內閣，參與朝政
京師（今北京市）
隆慶初年（1567年），禮部尚書陳以勤與吏部左侍郎張居正同時入閣。張居正以裕王府舊臣的身份，擢為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加少保兼太子太保，進入內閣，參與朝政。入閣以後的張居正正值明王朝流民四散，草譯禍起，國家帑藏空虛，用度匱乏之際，並且北方韃靼進兵中原，製造“庚戌之變”，南方土司爭權奪利，岑猛叛亂，“兩江震駭”，東南倭寇騷擾沿海，民不聊生。此外，內閣內部的政治鬥爭日益白熱化。此時，內閣已有六人，他們是首輔徐階，詞輔李春芳，郭樸，高拱，陳以勤，張居正。張居正排最末。按正常的升職順序張居正如若坐到首輔的位置上至少要到七十多歲。然而此時，高拱請辭回家，一個月後，郭樸也請辭回家。隆慶二年（1568年），七月，徐階終因年邁致仕。這樣張居正一躍成為內閣第三。
1570 - 1571 明明穆宗隆慶四年—隆慶五年
優待把漢那吉，巧平明蒙戰爭
京師（今北京市）
隆慶四年（1570年），韃靼首領俺答汗進攻大同，計劃稱帝。張居正聽聞俺答的孫子把漢那吉，攜妻比吉等共十幾人情求內附，大同巡撫方逢時和宣大總督王崇古決策受降。鑑於此事非同小可，張居正寫信，要崇古立刻把詳情“密示”於他。原來，俺答的第三個兒子死時遺一小孩即把漢那吉，把漢那吉長大娶妻比吉，後愛上姑母之女三娘子並再娶。然而，身為外祖父的俺答也愛上了三娘子意據為己有。於是祖孫之間為一個女子心中結怨，故才有把漢那吉離家投漢的一幕。張居正接到報告，再次寫信給王崇古，要其妥善安排把漢那吉，並派人通報俺答：“中國之法，得虜酋若子孫首者，賞萬金，爵通侯。吾非不能斷汝孫之首以請賞，但彼慕義而來，又汝親孫也，不忍殺之。”然後，張居正指授方略，要祟古、逢時奏疏皇上納降。遭到朝中大臣極力反對，認為敵情叵測，果然俺答的騎兵如黑雲壓城至北方邊境。祟古早在居正授意之下作好戰事準備並以其孫要挾，俺答終於被迫妥協。居正順水推舟應俺答之求，禮送把漢那吉回鄉，俺答則把趙全等叛臣綁送明室。把漢那吉穿著皇上官賜的大紅絲袍回韃靼帳幕。俺答見到非常感動，表示以後不再侵犯大同，並決定請求封貢、互市，和明友好相處。隆慶五年（1571年），明穆宗在居正等人的力勸下，詔封俺答為順義王，並在沿邊三鎮開設馬市，與韃靼進行貿易，史稱“俺答封貢”。此後的近百年中，雙方再未爆發大規模的戰爭。
1572 - 1573 明明穆宗隆慶六年—明明神宗萬曆元年
終任首輔，力圖改革
京師（今北京市）
隆慶三年（1569年），徐階的老對手高拱重回內閣兼掌吏部事，控制了內閣大權。內閣中只剩下張居正有這個實力與高拱一斗。隆慶六年（1572），隆慶帝病重，在駕崩前，召見了高拱，張居正，高儀三人。馮寶拿出遺詔“著令司禮監掌印太監與內閣大學士共同輔政。”高拱為了掌握大權，便企圖免除馮保司禮監太監的權力，並連同朝臣彈劾馮保，馮保在張居正的點撥下利用高拱的一句“十歲太子，如何治天下”曲解高拱謀反讓萬曆皇帝和李貴妃下決心罷免高拱。至此，高拱時代落幕，張居正時代正式開啟。萬曆初年（1573年），張居正代為首輔。神宗年幼，張居正得到當時攝政的神宗生母李太后的信任，一切軍政大事均由他主持裁決。八月，他從省議論、振紀綱、重沼令、核名實、固邦本、飭武備等六個方面提出改革政治的方案，其核心就是整飭吏治，富國強兵。他批評空作王霸之辯的人“不知王霸之辯、義利之間在心不在跡”，而誤認為“仁義之為王，富強之為霸”。明確地把解決國家“財用大匱”作為自己的治國目標。而要實現這個目標，首先鞏固國防，整頓吏治。
1573年 明明神宗萬曆元年
提出考成法，提高內閣中樞地位
京師（今北京市）
萬曆元年六月（1573），張居正實行考成法，加強對官員的考評，他要求全國各個衙門分置賬簿，記載一切發文、收文、章程、計劃，是為底冊。底冊一式三份，一份本衙門留存，一份送各科備註，實行一件註銷一件，逾期未辦理的，該科上奏候旨，一份送內閣考察，作為官員升降任免的依據。此前，內閣無法控制的言官，也歸到了內閣的管理。如此一來，月有稽，歲有考，大大提高了各衙門的辦事效率；中央到地方的政令暢通；裁減了大量的庸官冗員；有力地整理了全國稅捐，數年的積欠得以收繳，國庫收入增加。最重要的是內閣通過此舉牢牢把握行政、監察大權，其中樞地位日益顯著。
1575 .5 明明神宗萬曆三年
整頓翰林院，禁止批評時政
京師（今北京市）
張居正在進行政治、經濟和軍事改革的同時，也對教育上進行了改革。萬曆三年（1575）五月，張居正向神宗上書，強烈要求”整頓學風、重振人才“， 因為他認為翰林院本是應該培養人才的地方，如今卻變得烏煙瘴氣。一大批學子將名利作為走上仕途的唯一目標，學生賄賠教員，教員不負責任，一些官員也為了自身利益開始縱容，私下為了收授賄賠的人越來越多。如此一來，學子們不再追求學業，只是一心想靠走後門進入官場。張居正認為官場的腐敗很源在於錯誤的教育，如果扭轉和杜絕這些歪風邪氣，必須立刻整頓翰林院，而後推廣至全國各地的普通書院。同年的七月、十月，張居正兩次下發不許私人創辦學院，一旦發現立即嚴懲不貸。緊接著，神宗皇帝下達旨意，關閉了明朝六十四處私設學院。明士大夫素有議政傳統，士大夫的言論可以左右朝政，因此張居正禁止批評時政。此時，陽明學左派的泰州學派宣揚人性解放，如何心隱、李贄等，並且還經常在講學的過程中出言侮辱朝政，何心隱就因此被張居正收入獄中。
1577年 明明神宗萬曆五年
丁父憂，落得貪權不孝罵名
京師（今北京市）
萬曆五年（1577年），張居正為國事夜以繼日地操勞，其父突然去世。按照祖制，朝廷官員的父母過世，必須回到祖籍守孝三年，期滿起復為官。張居正的改革才剛剛開始，此時離開必使改革功虧一簣，他做出了唯一的選擇：奪情。一時間遭到多方面的劇烈攻擊。明朝的士大夫忠君盡孝的觀念根深蒂固，未能盡孝何來忠君。武宗朝的大學士楊廷和也是一代名輔，收到父親的訃告即回家守制。如此一來，人情洶洶，無論是御史還是六部官員都上疏要居正守制，給居正帶來了不小的麻煩。此時神宗還不能親政，國家大政均需居正裁決，不想讓居正回家守孝。最終由神宗詔諭群臣，再及張居正奪情者，誅無赦，非議才消止，但張也處於與大多數官員為敵的境地，也落得貪權不孝的罵名。
1578 - 1581
明明神宗萬曆六年—萬曆九年
推行一條鞭法，改善政府財政
京師（今北京市）
張居正認為“豪民有田不賦，貧民曲輸為累，民窮逃亡，故額頓減”，是“國匱民窮”的根源。在萬曆六年（1578年），張居正下令清丈土地，清查大地主隱瞞的莊田，三年後在全國內推行了一條鞭法，改變賦稅制度，把條項稅役合併，按畝徵銀，雖然沒有徹底貫徹，但納稅土地從四百多萬頃回升到七百萬頃以上，比弘治時期增加了近三百萬頃。朝廷的賦稅大大增加，所以說：“自正（正德）嘉（嘉靖）虛耗之後，至萬曆十年間，最稱富庶。”但是，一條鞭法推行全國不久，萬曆十年（1582年）張居正病死，一條鞭法失去了最有力的支持者。更兼之後官場腐敗更加嚴重，諸弊叢生。最嚴重的便是明朝末年的“三餉”加派。上行下效，“三餉”之外，鴨餉、牛餉、禾蟲等餉也堂而皇之的出現。至此，一條鞭法破壞殆盡。
1579年明明神宗萬曆七年
權勢過大，埋下隱患
京師（今北京市）
萬曆七年（1579年），神宗因夜與宦官張鯨遊玩時行為不檢，遭到李太后訓斥，張居正為皇帝寫了罪己詔，由此埋下日後的禍根。一次神宗在讀《論語》時，誤將“色勃如也”之“勃”字讀作“背”音，張居正厲聲糾正：“當作勃字！”聲音太大，嚇得神宗驚惶失措，在朝的大臣無不大驚。並且，晚年張居正的權勢之大，連皇帝都有所忌憚。其父病逝，他奉旨歸葬，坐著32人抬的豪華大轎，內附有廁所與簡易浴盆，吃飯時菜餚過百品，“居正猶以為無下箸處。”通州縣知縣張倫拍足張老太太馬屁，老太太對張居正說：“一路煩熱，到了通州一憩，才有如遊清涼國。”張居正提拔張倫為戶部員外郎，並且張居正的兩個兒子分別中狀元、榜眼，為世人非議。
1580 .10 - 1581 .1
明明神宗萬曆八年—萬曆九年
裁減冗員，提出農商並重
京師（今北京市）
萬曆八年（1580年）十月，張居正下令吏部遍查兩京衙門，“有冗濫者裁之”。萬曆九年（1581年）正月，裁兩京戶部侍郎以下156個職位，同年裁撤鄖陽巡撫、順天巡撫、湖廣總兵等地方大員職位。文武官員從12萬餘人降到9.8萬人以下。另外，張居正還反對傳統的“重農輕商”觀念，認為應該農商並重，並提出“省徵發，以厚農而資商；輕關市，以厚商而利農”的主張。因此他也反對隨意增加商稅，侵犯商人利益。這些做法順應了歷史的發展潮流，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百姓的負擔，緩和了一觸即發的階級矛盾，對歷史的發展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1582 .6.20 明明神宗萬曆十年
因病去世，身後遭遇削籍
京師（今北京市）
萬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張居正病卒，贈上柱國，諡“文忠”。在過世前十天，神宗加封為“太師”，為有明一代極少數生前受封此職大臣之一。正史認為張居正死因是痔瘡，也有現代醫學認為死時症狀類似於直腸癌。其他關於諸如縱慾過度的傳言，沒有其他佐證，只見於野史。張居正逝世後，馮保遭彈劾被髮配南京孝陵。接著，御史雷士幀等七名言官彈劾潘晟，神宗命潘致仕。潘晟乃張居正生前所薦，他的下臺，標明瞭張居正的失寵。言官開始相繼彈劾張居正“貪濫僭奢，招權樹黨”，於是神宗下令抄家，並削盡其宮秩，迫奪生前所賜璽書、四代誥命，以罪狀示天下。一些老弱婦孺因為來不及退出被封閉於張府，餓死十七口，其中有三名嬰兒，張居正險遭開棺鞭屍。長子張敬修不堪嚴刑逼供之重負，在寫下一份“丘侍郎、任巡按，活閻王！你也有父母妻子之念……何忍陷人如此酷烈”“有便，告知山西蒲州相公張鳳盤，今張家事已完結矣，願他輔佐聖明天子（反諷，指暴君）於億萬年也！”血書之後自縊身亡；二子張嗣修投井自殺未遂，又絕食未果，後發配邊疆；三子張懋修後戍煙瘴地而死。面對此狀，內閣大學士許國連上三疏求去，說：“昔日顛倒是非在小人，今乃在君子（言官），黨同伐異，罔上行私。”皇帝迫於物議，恩准給張家留空宅一所，田十頃養張老太太趙氏，餘子皆充軍。
1622年明明熹宗天啟二年
復官復蔭，終得平反
紫禁城（今北京市）
張居正作為明朝中後期政治家、改革家，萬曆時期的內閣首輔，輔佐萬曆皇帝朱翊鈞開創了“萬曆新政”。身後遭遇削籍，直到天啟二年（1622年），天啟皇帝為張居正復官復蔭。崇禎時“撫髀思江陵，而後知得庸相百，不若得救時相一也”，為張居正徹底平反。識者感慨其“功在社稷，過在身家”。《明史》評價他功在社稷，張居正故宅有題詩云：“恩怨盡時方論定，封疆危日見才難。”從歷史大局看，張居正新政無疑是繼商鞅、秦始皇以及隋唐之際革新之後直至近代前夜影響最為深遠、最為成功的改革。張居正改革的影響，不僅表現在他起衰振隳、力挽狂瀾，奇蹟般地在北疆化干戈為玉帛，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國內的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延長了明王朝的國祚；還表現在一舉扭轉“神運鬼輸，亦難為謀”的財政危機，弼成萬曆初年之治，為萬曆年間資本主義萌芽的進一步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更體現在對近代前夜國家統一與社會轉型起到的巨大推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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