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渝
雖然正統朝之前，不乏鄭和、黃儼、金英等備受皇帝寵幸的宦官，為何直到正統年間才出現太監專權的閹禍？本質原因乃王振發跡於新體制初成之時，是帝國“表裡行事”的雙軌制定型後脫穎而出的第一位大太監。此前那些名宦官只能沐浴皇恩，而王振則有了制度保障。正是這個制度造就了王振，也造就了後來的汪直、劉瑾、魏忠賢等權閹。
回到本文開篇提及的那個傳言。為什麼傳說王振盜毀禁閹鐵牌的時間在正統七年（1442）？因為這年太皇太后（張太后）崩逝，這位張太后是明仁宗朱高熾的原配皇后，明宣宗朱瞻基之母，明英宗朱祁鎮之祖母。明英宗即位後，張氏被尊為太皇太后，她拒絕垂簾聽政，但重用閣臣“三楊”及禮部尚書胡濙、英國公張輔五位大臣輔政，通常認為正統初年朝政相對清明，是張皇后與“三楊”等輔政大臣的功勞。對比後來土木堡之變的慘敗，後世著史之人甚至有意無意進行引導，認為張太后在世時大力支持“三楊”內閣，對王振進行壓制。直到正統七年張太后去世，王振終於有機可乘，從此平步青雲，大權獨攬。
《杏園雅集圖》 （局部）
由於土木堡之變後，人們習慣將正統朝前後期形成鮮明對比歸結於個人（太后與王振）影響，所以在正史中會出現太后怒鞭王振這種充滿戲劇衝突、情節如小說般繪聲繪色的故事（該故事詳情見《明史·后妃列傳一》），自然是為突出“太后之聖政，王振之蠧國”。但這些故事就像那塊禁閹鐵牌一樣，只要較真推敲就會發現諸多不合理之處。事實上，正統初年張太后對於“三楊”內閣的支持並不十分堅定，對王振也並非一味壓制。王振的發跡絕非正統七年之後。早在朱祁鎮即位之初，王振就憑著常年陪伴皇帝這一優勢，成功超過了老前輩金英，成為司禮監的頭號大太監。正統七年之前，小皇帝朱祁鎮就接二連三懲治大臣，多是受了王振慫恿。小皇帝對王振稱呼“先生”，公侯勳貴甚至將他喚作“翁父”。兵部侍郎于謙由於“每入京師，無私謁”而被王振記恨，險些被陷害“下法論死”。
大量的事蹟表明，王振在正統七年之前已位高權重，這固然得益於小皇帝的放權。但更重要的是，“三楊”與王振並非純粹的對立關係。內閣與司禮監的崛起都得益於“票擬—批紅”這一新生制度，同為新體制的受益者，內閣與司禮監此時若針尖對麥芒，只會兩敗俱傷，對哪一方都沒有好處；相反，在主少國疑之際，內閣與司禮監只有合作才可能共同鞏固雙方的政治地位。客觀地說，正統初年政治相對清明，王振也是有出力的。
但為何正統七年之後，王振就一躍成為權御天下的大太監，以至“閹豎擅權肆橫”？關鍵原因在於制度失衡。正統七年前，太后與“三楊”內閣雖然與王振不是對立關係，但不可否認，的確對司禮監起到一定的制衡作用。但正統五年（1440），楊榮病故；正統七年（1442），張太后病逝。“三楊”內閣僅存二人，楊士奇又因兒子犯法之事而被束縛，只能逃避現實；剩下的楊溥亦老病無力，無可奈何地說“自愧乎進無所補，退不我從”。新閣臣馬愉、曹鼐勢輕，根本無法與司禮監抗衡，這就導致原有的雙軌制失衡，偏偏作為核心的皇帝朱祁鎮對王振又極其信任，司禮監的權勢自然如日中天，造成“王振遂跋扈不可制”之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