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渝
虽然正统朝之前，不乏郑和、黄俨、金英等备受皇帝宠幸的宦官，为何直到正统年间才出现太监专权的阉祸？本质原因乃王振发迹于新体制初成之时，是帝国“表里行事”的双轨制定型后脱颖而出的第一位大太监。此前那些名宦官只能沐浴皇恩，而王振则有了制度保障。正是这个制度造就了王振，也造就了后来的汪直、刘瑾、魏忠贤等权阉。
回到本文开篇提及的那个传言。为什么传说王振盗毁禁阉铁牌的时间在正统七年（1442）？因为这年太皇太后（张太后）崩逝，这位张太后是明仁宗朱高炽的原配皇后，明宣宗朱瞻基之母，明英宗朱祁镇之祖母。明英宗即位后，张氏被尊为太皇太后，她拒绝垂帘听政，但重用阁臣“三杨”及礼部尚书胡濙、英国公张辅五位大臣辅政，通常认为正统初年朝政相对清明，是张皇后与“三杨”等辅政大臣的功劳。对比后来土木堡之变的惨败，后世著史之人甚至有意无意进行引导，认为张太后在世时大力支持“三杨”内阁，对王振进行压制。直到正统七年张太后去世，王振终于有机可乘，从此平步青云，大权独揽。
《杏园雅集图》 （局部）
由于土木堡之变后，人们习惯将正统朝前后期形成鲜明对比归结于个人（太后与王振）影响，所以在正史中会出现太后怒鞭王振这种充满戏剧冲突、情节如小说般绘声绘色的故事（该故事详情见《明史·后妃列传一》），自然是为突出“太后之圣政，王振之蠧国”。但这些故事就像那块禁阉铁牌一样，只要较真推敲就会发现诸多不合理之处。事实上，正统初年张太后对于“三杨”内阁的支持并不十分坚定，对王振也并非一味压制。王振的发迹绝非正统七年之后。早在朱祁镇即位之初，王振就凭着常年陪伴皇帝这一优势，成功超过了老前辈金英，成为司礼监的头号大太监。正统七年之前，小皇帝朱祁镇就接二连三惩治大臣，多是受了王振怂恿。小皇帝对王振称呼“先生”，公侯勋贵甚至将他唤作“翁父”。兵部侍郎于谦由于“每入京师，无私谒”而被王振记恨，险些被陷害“下法论死”。
大量的事迹表明，王振在正统七年之前已位高权重，这固然得益于小皇帝的放权。但更重要的是，“三杨”与王振并非纯粹的对立关系。内阁与司礼监的崛起都得益于“票拟—批红”这一新生制度，同为新体制的受益者，内阁与司礼监此时若针尖对麦芒，只会两败俱伤，对哪一方都没有好处；相反，在主少国疑之际，内阁与司礼监只有合作才可能共同巩固双方的政治地位。客观地说，正统初年政治相对清明，王振也是有出力的。
但为何正统七年之后，王振就一跃成为权御天下的大太监，以至“阉竖擅权肆横”？关键原因在于制度失衡。正统七年前，太后与“三杨”内阁虽然与王振不是对立关系，但不可否认，的确对司礼监起到一定的制衡作用。但正统五年（1440），杨荣病故；正统七年（1442），张太后病逝。“三杨”内阁仅存二人，杨士奇又因儿子犯法之事而被束缚，只能逃避现实；剩下的杨溥亦老病无力，无可奈何地说“自愧乎进无所补，退不我从”。新阁臣马愉、曹鼐势轻，根本无法与司礼监抗衡，这就导致原有的双轨制失衡，偏偏作为核心的皇帝朱祁镇对王振又极其信任，司礼监的权势自然如日中天，造成“王振遂跋扈不可制”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