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亂結束後，剛開始，杜甫確實很高興。他興奮地寫下了《聞官軍收河南河北》，他連返鄉計劃都盤算好了，“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然而，很快他就看到，和平還遠沒有到來。
由於在平叛過程中，借用了大量少數民族勢力，此引狼入室之舉在安史之亂結束之後很快就成了這個國家新的麻煩，回紇、吐蕃等勢力趁勢劫掠，長安一度淪陷。杜甫的回鄉之路再次成為奢望。
另一方面，經過安史之亂的折騰，中央權威嚴重下降，地方各路軍閥勢力蠢蠢欲動，紛紛想要割據一方，各自為王，公然挑戰中央政府。反正那幾年，各個地方都不太平，狼煙四起。安史之亂就像一個坑，唐帝國高速行駛的戰車，越過了這道坑，還能平穩著陸已是極不容易了。
764年春，嚴武再次被任命為成都府省長，加任劍南節度使，相當於軍區總司令，杜甫隨即回到成都。這一時期，是他政治生涯的高光時刻。嚴武表奏朝廷任命他為檢校工部員外郎，相當於工業部副司長，從六品，屬於掛職的官，不用實際上班。這是杜甫當過的最大的官了，他也以此引以為傲，“杜工部”的稱呼就是這麼來的。
但沒多久，杜甫就自請離職了。
直接原因還是他不適應官場生活，和同僚處不好關係。“孔雀未知牛有角，渴飲寒泉逢牴觸。”（《赤霄行》）同樣不幸的是，第二年四月，嚴武就暴病身亡了。同年正月，高適也在長安去世。
杜甫人生中最好的，也是給他生活實際幫助最多的朋友都離世了。
他在成都無法再立足，於是再次踏上了舉家搬遷的路途。
他率家人乘舟東下，經過嘉州（樂山）、戎州（宜賓）、渝州（重慶）、忠州（忠縣），到達夔州定居。杜甫此時身體已經很不好了，他的肺結核（也可能是哮喘）和糖尿病也越來越嚴重了。
在夔州住了不滿2年光景，前後搬家好幾次。在此期間，他開始頻繁地回憶過去，恐怕他自己也感覺到大限將至了。現存詩歌中的近百分之三十都寫於這一時期，如《壯遊》《昔遊》《遣懷》《洞房》《宿昔》《登高》《閣夜》等。《八哀詩》是其中比較著名的一組詩，在詩中，他深情地回憶了自己人生道路中的8位恩師摯友，有張九齡、李邕、嚴武、鄭虔、蘇源明等人。
雖然在夔州的生活還能維持，他有著40畝的園地足夠維持生計，但是他在荊州當陽的弟弟杜觀給他寫信，勸他出峽。可能是年紀大了，加上杜甫的故土情結本來就重，他渴望和家人兄弟團圓。收到信後，768年早春，杜甫毅然舉家搬遷。這次搬遷，徹底地要了杜甫的命。
他們2月份就到了荊州，但是並沒有獲得他弟弟的音訊。
有時，你看現代人，手機聯繫那麼方便，可是，稍微讓人等一會兒就很容易不耐煩。我常常想，古時候，通訊那麼不發達，他們到了一個地方，人生地不熟，又聯繫不到人，他們會怎麼辦哦！是不是也會和現代人一樣，動不動就急瘋掉？
他們停留在荊州，斷了生計。晚秋時，他帶著老婆孩子暫居在公安縣，並寫信給時任四川遠州刺史的鄭審寫信求助。鄭審是他已故的老朋友鄭虔的兒子。在公安暫住期間，杜甫偶遇書法家顧誡奢、詩人李賀的父親李晉肅，和他們結為朋友。
沒多久，公安也發生了叛亂，杜甫又帶著一家老小前往湖南嶽陽。在洞庭湖上，他寫下了晚年最重要的傑作《歲晏行》。他以無比悲婉的心情感慨著現實，“高馬達官厭酒肉，此輩杼軸茅茨空。”“況聞處處鬻男女，割慈忍愛還租庸。”達官貴人連魚肉都吃膩了，而窮苦老百姓卻被剝削到要賣兒賣女還債。
在岳陽沒有停留多久，隨後杜甫乘船經過潭州到衡陽，準備投奔好朋友衡陽刺史韋之晉，沒想到韋之晉被改任潭州，兩人只能在路途上匆匆作別。杜甫沒想到的是，韋之晉剛到任沒2個月就在任上去世了。夏末，杜甫趕往潭州以後，無人可投，靠販賣藥物勉強維持生計。公元769年，那一年，杜甫一家都是在船上度過的。
然而，那一年的春天是美好的，在杜甫生命行將結束的時刻，給了他許多溫暖的慰藉。
先是俠士蘇渙慕名前來拜見。在杜甫的粉絲中，蘇渙是其中有名的一個，兩人的關係就像李白和汪倫一樣。兩人多有詩文交往。在落花時節，杜甫又遇到了同樣流落潭州的李龜年，“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童年時欣賞李龜年個人音樂會的場景彷彿歷歷在目。
短暫的歡樂似乎讓詩人忘記了生活的苟且，然而江南的風景並沒有好多久。4月，湖南兵馬使臧玠叛亂，潭州陷入兵禍之中，天下之大，竟然沒有容身之地，杜甫感慨萬千。《逃難》記錄的就是這一時期的情況。“乾坤萬里內，莫見容身畔。”杜甫和蘇渙逃離潭州。
杜甫計劃繼續南下去郴州投奔舅父，入耒陽，江水大漲，被困江上五天沒有食物。耒陽聶縣令聽說了此事，立即寫信慰問，並送來了酒肉。等水落了之後，聶縣令派人去接他，結果沒有找到，誤以為他已經葬身於江河，於是，給他修了一座空墳。
這個事在當時鬧出了不小的新聞。坊間開始流傳出一個杜甫的死法，說是杜甫餓了5天沒吃東西，收到聶縣令的酒肉之後，飽餐一頓結果撐死了。還有說是因為天氣原因，酒肉變質，杜甫捨不得扔掉，結果吃完得了腸胃炎死掉了。
其實真實情況是因為洪水圍困，無法南下，杜甫預備沿漢水回長安。
公元770年，從秋天到冬天，那麼寒冷的天氣，他都在江上漂著。風溼病因此加劇了，最後杜甫長眠於舟中，至死也沒有完成回到家鄉的心願。在舟中，他留下了自己的絕命詩《風疾舟中伏枕書懷》，這是一首三十六韻的長詩，讀來悲切動人，享年五十九歲。
他最終放心不下的，還是眼裡這個受苦受難的國與民。而他只能帶著遺憾離開人世了。
死後，家人無力安葬，只好把靈柩安放在岳陽。
四十三年以後，他的孫子杜嗣業把遺體搬運回老家，移葬在杜審言墓旁。途中路過荊州，遇到詩人元稹，他給杜甫寫了一篇墓誌銘《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並序》，文中一句“苟以為能所不能，無可不可，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就是說，自有詩人以來，沒有能比得上杜甫這樣偉大的。
杜甫的一生是悲觀主義的，他赤誠地愛著世間所有人，自始自終都保持著現實主義的清醒。他有傲慢的一面，有追求功名的虛榮心，但絲毫不掩飾在他身上表現出的純樸的人性。他珍惜親情，出門在外念念不忘的是自己的老妻和孩子；他重視友情，會為了無緣道別而抱憾終生；他愛這個國家的黎民百姓，看到他們受苦他就很是不忍。在他一生中，所有的憤怒和疾呼都是為了他的國、為了他的王，為了他的民，為了他腳下的土地。
拋開國家，他完全可以過上一個悠閒自在的地主生活，事實上，和他同時代的不少知識分子都是這樣做的。可是，他不願，他把個人命運和國家命運綁在了一起，用一生的行走，和這個國家一起受苦。他這樣的文人，是不應該被精緻的利己主義者所指責的，也不應該被盧梭式的、只知沉湎於自我感動的聖母心卻連家人死活都不管不顧的知識分子所苛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