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曆史上，兩稅法從表面看似乎是最為順利的一次變法，幾乎沒有什麼風吹草動，就順利通過了。自唐代宗大曆十四年，公元779年五月，代宗去世，德宗繼位，很快召回在道州做貶官的楊炎，到了第二年，即建中元年正月一過年，兩稅法的法令就推出了，對於變法，可以說是順順當當，其中文字資料幾乎沒有留下辯論的痕跡。
之所以如此，有必然性。
就是兩稅法的基本條款思想，自安史之亂以後大體已經形成，到了大曆末年，實際上就是一個總成的問題了。
兩稅法的核心目的是提高中央集權，維護大唐的穩定，使統治繼續下去。其核心其實就是一點，社會財產的再分配，是一次注重社會公平的財政變革和社會變革。其內容就是從以人身權為目標的租庸調製轉向以財產權來徵稅的兩稅制。徵稅的標的也從實物稅轉向了貨幣為重要內容。
因此，這種變革是以損害傳統的廣佔土地的土地士族的利益為代價的。兩稅法的通過，從現象上看似乎順順當當，但是其背景卻是整個安史之亂以及之後的整個李唐帝國的大大小小的戰爭作為代價的。整個地主階級都受到了巨大的打擊，因此，變法勢在必行。
所謂勢在必行，其實就是被逼的，被形勢所迫，如果不變法，可能就是大唐被推翻這樣的政治風險了，所以變法是被迫的。
正因為是被迫的，那些不甘心的勢力就會在下面搗亂，就會通過各種方式來反對。建中元年四月份的劉文喜涇州兵變其實就是這樣背景下發生的。
這次發生在公元780年的兵變，在中國歷史上幾乎不值一提，在唐代史上也是名不見經傳，幾乎沒有發生什麼樣的戰事，史書中只是提了圍城，是圍而不打，最後內部發生內訌就土崩瓦解了。從朝廷這邊來說幾乎是兵不血刃。因此，不出名是很自然的。可是這卻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事變，不因為沒有發生大戰而不重要，因為這是一次實際上以反對兩稅法為簡接目標的戰事，並且產生了很複雜的也很深遠的影響。
比如，我們知道的著名財政專家劉晏之死，其實就是在這個背景下發生的。兩者有著極為重要的關係。
長久以來，研究兩稅法的學者們沒有注意到兩稅法和劉文喜兵變的關係，當然就更沒有注意到這次兵變對於劉晏之死的作用，以及這次兵變其實就是四年後著名的涇原兵變的預演，差點讓大唐王朝斷送了江山社稷。自然就沒有注意到兩稅法背後的落實其實是非常複雜的一個過程。
本質來講，兩稅法的推行，是將在短期內進行的變法而長期化了。這個時間實際上就是從安史之亂開始，那是兩稅法誕生的第一個歷史環節。因此兩稅法是難產的。我們所看到的只是最後的那一刻，就以為似乎很容易。
劉文喜所在的涇州，地區就是現在的陝西涇川縣，涇州就是在現在的涇川。但是劉文喜的軍隊所在的涇原軍，卻控制著除了現在的涇川以外，還控制著跨過六盤山的寧夏固原地區。總體上，涇原軍是控制著涇河河谷的中上游地區而固原地區最為重要的關隘就是散關，是大唐關中西北防禦突厥、吐蕃的重要關口。當時，吐蕃實際上已經和大唐平分涇河上游，現在的固原以西的地區往南切過天水的張家川以西都是吐蕃的控制區了。而吐蕃每到秋天都會來騷擾搶掠，唐蕃關係緊張，因此，涇原軍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這裡在傳統上是被稱為安定郡的地區，在漢代就非常重要了。
在大曆末年，這裡存在著四股力量：吐蕃，涇原軍，駐守在鳳翔，今天寶雞地區的千河河谷的來自幽州的藩鎮朱泚所帶的范陽軍，以及涇原軍轄區東側和南側的李懷光軍團的朔方軍。
涇原軍和朔方軍一樣都是在平定安史之亂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的軍團，與朔方軍不同，涇原軍從一開始到德宗登基，這二十餘年時間，涇原軍的領導都是在其體系內部自我產生的，實際上，朝廷對這支軍隊沒有領導權。而朔方軍的最高領導人是郭子儀和李光弼，朝廷都是說了算。涇原軍的領導的職務全稱應該是叫四鎮、北庭行軍、涇原節度使。他們的真正的軍隊是來自於安西四鎮和北庭的西域的大唐軍隊，因為安史之亂，被朝廷從西域召回來平叛的。其中這裡又分成兩個部分，一個是李嗣業的軍隊，一個是馬燧的。當然二人的根都在關中。雖然馬燧本人是汝陽籍貫，可是他是關中扶風馬家一族，漢代馬援之後，與鎮守當時北都太原的馬璘是一家子。
朱泚的范陽軍是安祿山的家底，在關中其實是客軍，但是這支軍隊，我們推測應該是最為富有的，因為朱泚作為安祿山的接班人，繼承了粟特胡商的傳統，很能做生意。
而李懷光所在的朔方軍剛剛在德宗登基後以快刀斬亂麻的辦法進行了三分切割：以寧夏平原為基地的常謙光靈武軍團，這是唐肅宗回覆李唐的大本營，是朔方軍的大本營，然後是在包頭附近的渾瑊軍團，後來這裡改成了張光晟鎮守，之後就是山西南部和現在陝北南部的今天彬縣、寧縣地區的李懷光軍團。
按照力量來講，當然是朔方軍的最大，即使分開了也是同氣連枝，何況當時郭子儀老爺子作為精神領袖依然活著。
也正是三分朔方軍，削弱了這個最大的軍團，讓唐王朝喘了口氣。上面說了，涇原軍是軍權從來都沒有外傳過，因此，在解決了朔方軍過大這個問題之後，就要解決涇原的軍隊領導權問題了。
我們前面說過，兩稅法的根本目標是加強皇權，因為兩稅法一方面不僅打擊了傳統大地主階層的利益，而且採取三分法的中央和地方的財稅體制來削弱地方財權，加強中央的財政權，與我們實行的分稅制原則是一致的。這裡的三分法就是一部分交中央，一部分留給各地節度使，一部分留給各縣。
兩稅法這兩點都打擊了地方的勢力。而地方的崛起的勢力是與地方掌握的軍權聯繫的。地方的軍權過大，比如會保護地方的經濟利益，導致中央政府陷入腳底空虛的可怕境地。因此打擊軍閥，就是打擊地方勢力，從而就是為推行兩稅法提供政治上的保障。
這是當時中央集權、帝國軍權、兩稅法、地方勢力，自然包括當時佔統治地位的士族高門這個最大的大地主大富豪階層的關係。
可以說，兩稅法的推行，對李唐王朝主動打擊地方割據勢力提供了一個客觀要求，即你想推行兩稅法就得打擊地方割據勢力和那些獨立性比較強的勢力。這是兩稅法和劉文喜兵變的根本關聯，也是劉文喜涇州兵變的根本原因。
另外，從朔方軍和涇原軍的關係看，之前之所以沒有動涇原軍的軍權，涇原軍可以和龐大的朔方軍產生相互制衡的作用。現在朔方軍一分為三，那麼這個制約朔方軍的作用其實就不存在了。
從涇原軍和吐蕃方面看，雙方私下是有交易的，也就是我們常說的養寇為患。這對於大唐的西部安危是非常危險的。從唐蕃關係看，也是有必要堵上這個漏洞。
因此，朝廷把手伸向涇原軍就是必然的了。
這是劉文喜的涇原軍發動的涇州兵變的原因。
而直接造成這次兵變的則是在建中元年兩稅法推出後，宰相楊炎提出的要修建原州城，在今天的固原地區。這個提議是當初宰相元載提出的。只是因為元載被拿下，這個建議就被擱置了。
現在各方面條件成熟了，楊炎又提出了。
這個原州正是在涇原軍的轄區之內。很明顯，如果朝廷修了原州，那麼朝廷就會派軍隊過去駐紮，這自然就與涇原軍爭奪地盤了。其次是，修原州，朝廷還有一個絕招，就是讓涇原軍參與修建，而涇原軍的人就不幹了。
從開始楊炎提出修原州的建議，朝廷首先是徵求了當時涇原軍的領導人段秀實的意見，而段秀實的意見是春天修城妨礙農事，給否定了。其實朝廷的時間不是春天，從元載當初的建議看就是夏天修。所以，段秀實的這個答非所問的恢復就是說涇原軍不希望朝廷把手伸到涇原軍裡來的意思。
這樣，朝廷就不幹了
一紙詔令，將涇原軍的老將段秀實調到長安當司農卿這個閒差！這樣就留下了其他人在哪裡，主體沒有動，而當時涇原軍的另外的一個領導人就是這個劉文喜了。他的職務是別駕。類似現在的秘書長、參謀長一類的角色。
段秀實是千陽人，又是小族，其背後有趙郡李氏的影子。安史之亂時期趙郡李氏的李棲筠主管糧草，段秀實則負責涇原軍的後勤，而李棲筠是安西軍的長史，所以，他們背後是有關係的。而當時趙郡李氏是站在兩稅法這邊的，因此段秀實來長安任職，離開涇原軍是有原因的。
可是，劉文喜不是。
當建中元年二月，朝廷讓朱泚、崔寧和李懷光三人採取強制措施逼迫涇原軍一起修建原州的時候，涇原軍內部的勢力就爆發了。《資治通鑑》卷226記載：
楊炎欲城原州以復秦、原，命李懷光居前督作，朱泚、崔寧各將萬人翼其後。詔下涇州為城具，涇之將士怒曰："吾屬為國家西門之屏，十餘年矣。始居邠州，甫營耕桑，有地著之安。徙屯涇州，披荊榛，立軍府；坐席未暖，又投之塞外。吾屬何罪而至此乎！"李懷光始為邠寧帥，即誅溫儒雅等，軍令嚴峻。及兼涇原，諸將皆懼，曰："彼五將何罪而為戮？今又來此，吾屬能無憂乎！"劉文喜因眾心不安，據涇州，不受詔，上疏復求段秀實為帥，不則朱泚。癸亥，以朱泚兼四鎮、北庭行軍、涇原節度使，代懷光。
這是記敘涇原軍發生兵變的理由。沒有更多的資料了。
從文字看似乎與兩稅法沒有關係，完全是因為朝廷要修原州城造成的。但是我們注意：“始居邠州，甫營耕桑，有地著之安。徙屯涇州，披荊榛，立軍府；坐席未暖，又投之塞外。吾屬何罪而至此乎！”這兩句話。這是說涇原軍在邠州，也就是現在的彬縣地區曾經建立了自己的經濟基地，從而形成了獨立的地方勢力，也正是如此，在馬燧的帶領下，遷徙到了涇州，在涇州多年經營，涇原軍在這裡再次形成了地方利益集團。他們也知道，讓他們修原州就是讓他們離開這裡，從而拔出這個地方利益集團。
而地方利益集團，當然是反對兩稅法的，因為要向中央交稅，如果不打掉這個集團，以後誰還給中央交稅？兩稅法不就是一紙空文了嗎？通過兩稅法是一碼事，實際上落地實行是另外一碼事。舉手贊同兩稅法不等於背地裡不搗亂。這就是以高門士族為代表的富豪階層所形成的地方利益集團的把戲。
因此，推行兩稅法和涇州兵變其實是一碼事。涇州兵變就是因為兩稅法的推出而發動的。這裡關以他們不滿的理由說得很清楚。
當然，從面上這畢竟是涇州地區的地方勢力反對中央，但是戰事一起，風向就變了，問題立刻變得非常嚴峻起來。《資治通鑑》同卷記載，四月劉文喜公開造反，五月朝廷對涇州用兵：
夏，四月，乙未朔，據涇州叛，遣其子質於吐蕃以求援。上命朱泚、李懷光討之，又命神策軍使張巨濟將禁兵二千助之。
五月，朱泚等圍劉文喜於涇州，杜其出入，而閉壁不與戰，久之不拔。天方旱，徵發饋運，內外騷然，朝臣上書請赦文喜以蘇疲人者，不可勝紀。
五月這兩句話其實非常關鍵，可是不細看就容易忽略過去，第一，朱泚居然採取了圍而不打的辦法。這不就是養口為患嗎？當然更是在拖延時間。而拖延時間的目的就是在等後面朝臣上書逼迫德宗同意劉文喜擔任節度使的請求，實際上就是同意劉文喜實行地方割據。而兩稅法開始就在這方面讓步，那不就是等於說兩稅法作廢了嗎？地方不同意的事情，中央就別幹，自然誰還給中央交稅？所以，大量的，通鑑這裡用的是“不可勝紀”，足見大唐反對兩稅法的人之多，前面舉手同意，不過是虛與應付，皇帝你還真來真的？自然這些既得利益者們就對兩稅法群起而攻之了。
這裡最為糟糕的表現是朝臣們為了反對兩稅法的推行已經公開向帝國表態：他們要和割據勢力結成聯盟，從而不再要什麼大一統的曾經輝煌的盛唐之夢！
從“不可勝紀”四個字看當時在朝廷中這種投降派的主張應該是佔主流的。
如果唐德宗讓步，那麼不僅兩稅法泡湯了，而且以後再也沒有資格，也沒有力量對東方的藩鎮進行討伐了，大唐的一統的盛世之夢就真要成了“春秋大夢”了。
這個時候，也就是五月，東方的藩鎮勢力開始插手這件事了。使事態變得更為複雜。這一點也同樣為大多數讀唐史的人所忽略。同卷《通鑑》記載：
五月，癸丑，上生日，四方貢獻皆不受。李正己、田悅各獻縑三萬匹，上悉歸之度支以代租賦。
當時的國庫管理權在楊炎的領導下，於大曆十四年的十二月，已經從內廷的宦官手中奪過來了。因此，此時山東淄青節度使李正己和魏博節度使田悅獻的這六萬匹布，其實就是對當時反對朝廷鎮壓割據勢力的變相支持。因為這是進了國庫，而不是後宮的皇帝的私庫。河朔三鎮的節度使自安史之亂之後割據成形，根本不給朝廷上交財稅，所以這六萬匹布絕不是那麼輕易來的。所以這六萬匹布是一個非常巧妙的也是有力的支持。這樣，東西方的藩鎮割據勢力就統一了起來。
這麼龐大的反對勢力，唐德宗能不害怕嗎？
他肯定害怕，而且肯定得想辦法解決掉。
在這個時候，他獲得了郭子儀的大力支持。一方面堅持對涇州用兵，後期應該發生了攻城戰了，其次就是開始啟用另外一派勢力，即支持李唐統一，站在自耕農和寒門立場上的士族代表，而這個階層的代表就是盧杞。盧杞很快就稱為宰相和楊炎一起執政了。這是盧杞走上政治舞臺的根本原因。
其次，打擊朝內和藩鎮，特別是和李正己有關係的人，也就是打擊朝內的投降派。而當時和李正己有巨大利益關係的人就是劉晏。史書上是沒有明文的。但是有兩條間接的資料：第一，德宗登基，啟用崔祐甫為宰相，劉晏立刻排擠掉韓滉全面掌握大唐財權，因此，崔祐甫和劉晏是一體的，這是肯定的。而德宗登基的時候，李正己說要給朝廷三萬匹布，讓崔祐甫給退回去了。話說的很漂亮，讓李正己拿這三萬匹布賞賜他自己的軍隊。這樣朝廷有面子，他也不吃虧。因此，從崔祐甫這裡看，劉晏和李正己是有間接關係的。
其實這還不是主要的，主要的原因是劉晏也是山東人。是山東曹州人。當時的商業中心，當年陶朱公發家的地方，南北東西的交通要衝。在這個地方產生財政專家，真是一點也不奇怪，必然有豐富的商業文化氛圍。
而在李正己之前的山東軍閥是侯希逸，而侯希逸是保唐的，永泰元年（765年）驅逐侯希逸，自領平盧淄青節度使，拜檢校工部尚書、御史大夫、青州刺史，獲賜名“正己”。他本名叫“懷玉”，高句麗人。從他的簡歷看，他肯定得支持劉文喜。這就意味著劉晏本族的地方勢力和利益，李正己會給與保護，或者說也許劉晏本族的山東勢力正是支持李正己割據的力量也說不定。總之，劉晏在山東應該有產業，這就必然和李正己發生聯繫。劉家是小族，不象杜韋王崔柳盧等大族可以先把長安和洛陽兩京附近的好地先佔了。他們把根從山東挪出來的可能性不大。
而從劉晏的財政政策看，一個最根本的特點是不觸動大族利益，當然就更不會觸動藩鎮勢力的利益，因為他主要是用市場交換的手段來解決財政問題，相反，他比第五琦更加向士族豪門讓步，把官辦的鹽務轉為官辦商削，實行類似包稅制的做法，把鹽賣給大商人階層然後讓他們再去零售，從而賺中間差價。
因此，劉晏和割據軍閥李正己是一條船上的。
同卷《通鑑》記載：
五月，庚寅，海賓與諸將共殺文喜，傳首，而原州竟不果城。自上即位，李正己內不自安，遣參佐入奏事；會涇州捷奏至，上使觀文喜之首而歸。正己益懼。
這裡再清楚不過的是，李正己應該是深度參與支持劉文喜割據的方方面面了，肯定朝中大批人給德宗上本，李正己背後沒有少起作用。否則何以他就不自安了？其他的藩鎮怎麼沒有不自安呢？
涇州事件結束，德宗並沒有立刻處死劉晏，因為崔祐甫這個劉晏的最大的支持者還活著，六月份，崔祐甫去世，這個最大的支持者不再了。
但此時還是沒有殺。為什麼呢？應該是新君聲威不夠，因為在湖南還有一場綿延了多年的邵州王國良之亂。
很快，七月份，入秋，在曹王李皋和關播的共同努力下以和談的方式平息了。
從五月到七月朝廷接連兩次大勝！
君威能不高漲嗎？
君威高漲的表示就是七月，辛巳，遙尊上母沈氏為皇太后。
幾天以後，就處死了劉晏，同卷《通鑑》載：
荊南節度使庾準希楊炎指，奏忠州刺史劉晏與朱泚書求營救，辭多怨望，又奏召補州兵，欲拒朝命，炎證成之。上密遣中使就忠州縊殺之，己丑，乃下詔賜死。
追尊生母為太后和處死劉晏實際上是手心手背的關係。君權高漲的表現就是處死可能造成威脅的大臣。上面提到劉晏勾結朱泚，其實這也是合理的，劉晏是管財政的，而朱泚是商業集團，不發生交集都不可能。
同時，劉晏是之前的財政一把手。此時朝中反對兩稅法的人，當然就是之前支持劉晏的人。他們是一批人。崔祐甫雖然為相，可是財經才是最根本的權力，因此誰掌握財經大權，誰是真正的當家人，崔祐甫六月份就死了。沒有了強大的後臺，德宗又連遇軍事大勝，正是這樣的背景下，選擇處死曾經的財政一把手來打擊朝內的反對兩稅法以及支持地方割據勢力的投降派，從而表示立場堅定的決心，就是一個好的選擇，其實就是殺雞駭猴！
德宗處死劉晏，外界以為是楊炎的主張，楊炎擔心自己被視為陷害劉晏的罪魁禍首，遂派遣使者前往各鎮，說殺害劉晏是德宗自己的想法。德宗知道後，認為楊炎是在推卸責任，就派宦官到李正己那裡核實情況，果然如此。自此，德宗產生了誅殺楊炎的想法，但暫時還隱而未發。
楊炎參與打擊劉晏是肯定的。早先，左僕射劉晏任吏部尚書時，楊炎擔任侍郎，二人已有不和。後元載之案，主要由劉晏審理，元載被殺，作為其餘黨，楊炎也受到連累被貶，因此他對劉晏深加怨恨。德宗即位後，由於劉晏長期掌管財政大權，許多朝臣都很妒忌他，就上奏書說轉運使可以罷免，德宗又風聞劉晏秘密上奏勸代宗立獨孤妃為皇后。楊炎任宰相後，一心想要為元載報仇，就在德宗面前，流著眼淚說：“劉晏與黎幹、劉忠翼一同謀劃立獨孤妃為後之事，臣為宰相不能討，罪當萬死。”對於為劉晏辯白的諸臣，他也加以打擊。又以恢復尚書省的權力為由，以求剝奪劉晏的財權。
從劉晏當年謀劃參與廢黜李適儲君之位就可以看出來了。他和德宗的政治觀點是不一樣的。而從德宗一繼位，李正己就想上供三萬匹布來看，李正己可能也參與了這件事，起碼是間接參與，否則何以德宗一上臺，李正己就害怕了呢？
當然，也正是和李正己產生了聯繫，讓德宗看到楊炎也絕不是一個堅定的推行兩稅法的人，雖然他領頭推出兩稅法。這點與歷史上其他變法不同，楊炎本人對兩稅法，我覺得並不是很熱心、也不是很信仰，自然也不會真誠地去推行。
我之所以這麼說，就是前面滿朝群臣都反對德宗打擊劉文喜，難道這不包括楊炎？要知道此時他可是一把手了，因此，這也是楊炎的政治態度的試金石，當然也是他對兩稅法的試金石。不巧的是，楊炎對自己的兩稅法的態度不是很好。
可以說，從總的看，德宗殺劉晏的理由基本就是殺楊炎的理由。劉晏不支持兩稅法，楊炎只是假裝支持而已。
將兩稅法這樣的偉大歷史功績算在楊炎的頭上，真是歷史開的一個天大的玩笑。其實楊炎對於兩稅法本來就是抱著別人的孩子的感覺。這與商鞅、王安石、張居正是變法之母完全不同。
在各方面的幫助下，唐德宗渡過了兩稅法推行初期的政治難關。但是朝中的士族大臣，以及大商人集團的這些利益既得者們和地方藩鎮割據勢力勾結起來的朝中的政治格局卻形成了，這種架空皇權的政治格局並沒有因為劉文喜兵變被平息而改變，只是暫時得到控制而已。當四鎮之亂對唐王朝的財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的時候，這樣的勢力再次勾結起來，發動了涇原兵變，德宗出逃奉天，即今天的乾縣縣城，朱泚這個胡人入了長安當起了天子。大唐江山差點丟掉。這是劉文喜兵變的深遠影響。可以說是建中四年姚令言、朱泚發動的涇原兵變的序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