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淼傑:中國的脫貧路徑是一條線漸減,精準脫貧助力經濟騰飛

澎湃新聞記者 張若婷

以不變價格衡量,我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在過去的70年增加了174倍;以購買力平價計算,我國在2014年就已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從人均GDP的角度看,我國人均收入超過1萬美元,已達到中等收入國家水平。為什麼中國經濟能實現奇蹟式的發展?我國仍處於戰略發展機遇期體現在哪?一是隨著經濟的發展,我國貧困率在不斷降低;二是我國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源泉在於務實求真和與時俱進的改革和開放。

北京大學博雅特聘教授、國家發展研究院黨委書記餘淼傑在近日紀念恩格斯誕生200週年、列寧150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中作出了以上表述。他認為,當前我國仍然處於發展的戰略機遇期,機遇大於挑戰。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兩方面。

第一,中國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源泉在於:我國的改革和開放是務實求真和與時俱進的。餘淼傑認為,這體現在我國的發展戰略、加工貿易、匯率機制等方面。

第二,中國經濟的脫貧路徑是漸減的一條線,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中國經濟發展對脫貧的作用對象和貢獻是不同的,但都呈現為正面的影響。今年,我國的貧困率降低到0.3%,脫貧事業實現巨大成就。

以下為餘淼傑的發言全文,有增補

今年10月底,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大會作出兩項重要判斷:第一,隨著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順利完成,我國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上邁進了新的一步。第二,當前我國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一方面我國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三期”疊加影響持續深化;另一方面,外部環境進一步趨緊,保護主義、單邊主義持續蔓延,全球動盪源和風險點顯著增多。此外,百年一遇的新冠肺炎疫情更是對中國經濟提出了巨大的挑戰。儘管經濟形勢和國際形勢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我國仍然處於發展的戰略機遇期,機遇大於挑戰。我認為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兩方面。

第一,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經濟實現了巨大的騰飛,創造了中國經濟發展的奇蹟。在過去的70年間,我國經濟常年保持較高的速度增長。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增速基本保持在10%左右。在2001年到2008年的這段黃金時間,中國經濟的增速甚至超過了10%。目前,全球經濟持續低迷,中國經濟外需疲軟,我國經濟的增長速度有所下滑,但仍然能夠保持在年均6%左右的增長水平。

今年,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衝擊之下,我國經濟表現出了強勁的韌性,率先從全球經濟下行中恢復,成為拉動世界經濟的火車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中國經濟今年的增長率的估計是1.9%,中國是全球主要經濟體中唯一保持經濟正增長的國家。

我國有31個省份,每個省份的經濟規模其實類似一個國家,且省份的經濟規模還在快速提高。比如,廣東省三年前的經濟總量與印度尼西亞的經濟總量相似,現在與韓國的經濟總量相似。治大國如烹小鮮,巨大的經濟規模和多級行政管理體制對有效治理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更反映出了我國經濟增長取得偉大成就的珍貴與不易。此外,我國在減貧上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解放以前,我國有97%的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截至目前,我國只有500多萬的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只佔全國總人口的0.3%-0.4%。我國還在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口預期壽命、嬰兒死亡率、義務教育覆蓋率等指標上實現了長足的進步。

為什麼中國經濟能實現奇蹟式的發展?一般而言,有以下幾種解釋。第一,中國人比較勤勞,因此經濟增速很快。但勤勞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而經濟增速保持較高水平是最近70年所特有的現象,因此勤勞不能夠解釋中國經濟的奇蹟。

第二,中國受到東亞文化和儒家文化的長期影響,有勤勞、節儉的傳統美德,在經濟上表現為高儲蓄。但由於文化浸染是一個長期的歷史積澱,同樣不能解釋我國經濟短期的高速增長。

第三,中國經濟的奇蹟增長來源於較好的運氣,這顯然是不具有說服力的。此外,有觀點認為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來源於改革開放。改革開放固然是其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然而從全球視角來看,有許多國家一樣也實行了對內改革和對外開放的政策,但並沒有取得和中國一樣的成就。這意味著,我國改革開放具有特殊的政策設計和特徵,它們進一步支撐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

筆者以為,中國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源泉在於:我國的改革和開放是務實求真和與時俱進的。正如習主席在慶祝改革開放四十週年大會上的講話中談到的“我們堅持加強黨的領導和尊重人民首創精神相結合,堅持‘摸著石頭過河’和‘頂層設計’相結合,堅持問題導向和目標導向相統一,堅持試點先行和全面推進相促進”。具體而言,可以通過以下三個例子體現。

第一個例子是我國的發展戰略。改革開放以前,我國為建立工業體系,實現民族獨立和國防安全,採取了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戰略,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改革開放以後,我國採取了出口導向的發展戰略,這恰好符合我國城市化水平較低、人口較多導致的勞動力成本較低的比較優勢。當勞動力的成本較低時,企業會有更高的利潤率,從而企業有進一步擴大生產的激勵,但是由於國內收入水平較低,對產品的需求不足。因此過剩的產出就必然要進行出口,因此出口導向型的發展戰略完全符合經濟的現實圖景。金融危機以來,全球經濟持續低迷,中國經濟外需疲軟,我國適時調整,轉向了以內需驅動的經濟發展戰略。今年,我國提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發展戰略,並在五中全會、十四五規劃說明中對“雙循環”進行了多次的詮釋和說明。可以說,務實求真和與時俱進是我國宏觀政策設計的底色。

第二個例子是我國的加工貿易。加工貿易曾經佔中國出口的半壁江山,開放早期,我國通過參與加工貿易融入全球一體化進程,在全球貿易中獲益頗豐。90年代同期的印度,其GDP是中國的8成左右,但由於其錯失了發展加工貿易的契機,目前其GDP只佔中國的1/5。加工貿易的進入門檻較低,技術水平要求較低,對勞動力的需求較大,可以創造大量的就業。以近年為例,我國有8億人的就業,其中第二產業就業佔比為29%,即有將近2.4億的人在第二產業工作。其中1億人在製造業工作,在這1億人的製造業就業中,加工製造業至少貢獻了兩千萬的就業崗位。

第三個例子是我國的匯率機制非常務實。國際金融的“不可能三角”理論表明,一個國家不可能同時實現資本的自由流動、獨立的貨幣政策(即獨立的利率)和匯率穩定。即在這三項政策中最多隻能選擇兩個,不能選擇三個。換言之,如果選擇獨立的貨幣政策時,在匯率制度上有固定匯率制度和浮動匯率制度兩種選擇。如果選擇固定匯率制度,就不允許資本的自由流動;如果選擇浮動匯率制度,就必須允許資本的自由流動。我國在2005年以前,選擇固定匯率制度,同時限制資本的自由流動以保證貨幣政策的獨立性。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我國在2005年以後,特別時2008年以後,採用了浮動匯率制度並逐步開放資本部門。

以上三例表明,我國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審時度勢,採取實事求是、務實的宏觀政策,是我國經濟發展取得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同時,這對我們理解四個自信具有重要的意義。

我國仍處於戰略發展的機遇期的第二點體現在我國在減貧上取得的巨大成就。正如習總書記不久前在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上的講話中指出的:“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7億多人擺脫貧困,對世界減貧貢獻率超過70%”。在經濟發展中,效率與公平之間的平衡是重要的議題。效率是指通過改革開放把經濟蛋糕做大,提升經濟規模;公平是指通過二次分配、減貧脫貧扶助來降低收入的不平等性。

具體而言,中國經濟的脫貧路徑是漸減的一條線,隨著經濟的發展,貧困率在不斷地降低。而非像其他國家,經濟增長到一定程度之後貧困率就不再下降。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中國經濟發展對脫貧的作用對象和貢獻是不同的,但都呈現為正面的影響。1978年以前,我國的減貧成就主要體現為以教育、衛生和人均預期壽命的改善為主要標誌的非收入性貧困的極大緩解,同時1978年之前的減貧工作為後續大規模的收入性貧困的減少奠定了基礎。1978年以後,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使得國家有能力進行更大規模的轉移支付,從而進一步推動脫貧事業的發展。數據顯示,1978年到2000年,我國的貧困率從97.5%下降到49.8%。2005年貧困率下降到30.2%,2010年貧困率下降到12.7%。今年,我國的貧困率降低到0.3%,脫貧事業實現巨大成就。

我國的脫貧經驗可以從四個階段進行分析。第一個階段指1978年到1985年,政策主要表現為農業發展驅動的減貧模式,通過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農產品市場化、大力發展鄉鎮企業來實現脫貧,這一階段,我國貧困人口從2.5億降低到1.25億。

第二個階段是從1986年到2000年,政策主要關注地區脫貧,通過農業的工業化以及城鎮化來實現脫貧。第三個階段是國家主導的發展農村經濟的脫貧模式。

第四個階段是2012年以來推廣的精準扶貧。精準扶貧具有以下5點重要特徵:第一,實行“第一書記掛帥”的集中統一領導機制,從而能夠克服條條框框的行政壁壘,保證政策橫向到邊,縱向到底。同時通過“五級書記掛帥”,整合政府資源,克服行政系統內部的摩擦,將資源迅速的轉向最需要的貧困地區的貧困人口。第二,建立建檔立卡的貧困戶識別登記系統。各地因地制宜,制定了甄別貧困戶的標準,確保能夠覆蓋到每一位貧困戶。第三,根據貧困戶的具體情況,選擇不同的扶貧手段,以確保扶貧效果的精準施策,避免扶貧資源使用的偏離和錯配。第四,創新扶貧方式。第五,對貧困退出引入了嚴格的第三方的獨立評估,監督保障脫貧攻堅戰政策的有效性和順利實施。

一句話,中國經濟發展的奇蹟和脫貧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經濟發展和脫貧攻堅的出發點都是為了切實提升人民的福祉,真正落地踐行“為人民服務”的初心。同時,我國務實求真、與時俱進的政策設計,實現效率與公平的有機統一,是馬克思主義活的靈魂,也是馬克思主義在21世紀最好實踐。

校對:張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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