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清朝遭推翻，新生的民国政府承诺依据《清室优待条件》让小皇帝溥仪继续享有尊号、每年四百万银两的花用，连各族王公世爵也一仍其旧，但仍有不少前清贵族与官吏痛恨革命党的“犯上作乱”，大有“民国乃敌国也”的愤慨。连溥仪稍长之后亦奢望再造祖宗旧业，光是听见太监一句既然有“前清”那自然会有“后清”的奉承话，也不由得“龙心大悦”，不愿只当个“末代皇帝”。
清朝遗民的反应大略可分两类，一为哀惋“亡国”之情或固执认定大清尚有兴复希望，一为积极奔走企图复辟的活动家。前者多半如古时旧臣一般，多寄情诗文嗟叹时局或身世，缅怀昔日的浩荡皇恩。譬如晚清词人朱孝臧就基于“昔同游处，而国变后不复从政者为归”的原则，搜罗“不仕二主”的忠诚遗民之文编成《沧海遗音集》，书名更明示身处沧海横流的乱世、只能抒发前代遗音的用意。
晚清山西知县张其淦，也发出“宣统三年，以臣欺君，遂改国体，迄今十有六年，乱日以炽，而圣道因以日晦……故宫禾黍之思，荆棘铜驼之泣，人孰无之”的悲吼。以书法和注释《蒙古秘史》闻名、又担任过安徽巡抚的沈曾植，更在溥仪退位后避居至上海租界，写下“设茗衣冠仍故意，过江风景似殊方”的诗句，自比为投奔北魏但不接纳鲜卑饮食的南齐官员王肃。不过看在期待共和的人士眼里，这帮遗老的心态未免太过食古不化又冥顽不灵。
此外，民初《新闻画报》还报道过，广东竟有张某人扬言“宣统尚有十六年；民国不能长久”；不少遗老亦在书函往来或私人日记里坚持使用宣统纪年，或是要求在亡故后于碑铭上强调政治认同。譬如曾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任职、又是资政院议员的何藻翔，就在给好友曾习经的诗中表露此种心迹：“他日中郎题墓石，头衔犹是旧官儿”。而曾习经本人，亦是个在清朝覆亡之际“毅然致其任而去”的遗民。
即使红墙之外早已改换民国纪年，但紫禁城小朝廷里的内务府，亦继续沿用宣统年号纪录大小事务，溥仪也称内务大臣郑孝胥曾老泪纵横地诉说：“帝国的版图，将超越圣祖仁皇帝一朝的规模，那时京都将有三座，一在北京，一在南京，一在帕米尔高原之上”，彷佛这个已成泡影的末代王朝，仍在这座五百年宫殿与忠心老臣们的幻想里继续存活与壮大。
毕竟，民国政府并未带来富强与民主，内有军阀割据、外有列强侵逼，传统礼教观又濒临瓦解，故如清末举人刘大鹏（1857─1942年）之流的遗民便不不禁痛斥“辛亥大变以来，伦常全行破坏，风气亦更奢糜，礼义廉耻望难讲究”，主张唯有重建大清才能止住乱局。结果这致使张勋、康有为、罗振玉、郑孝胥等人不时谋划复辟之举。即使在1924年冯玉祥派军将溥仪赶出紫禁城后，溥仪仍心有未甘地暗自许诺“我要自由地按我自己的想法去实现我的理想──重新坐在我失掉的‘宝座’上”。而1928年东陵遭军阀孙殿英盗掘的事件，更刺激溥仪怒吼“不报此仇，便不是爱新觉罗的子孙”，决心向腐败的民国复仇。
然而，溥仪与前清遗民不合时宜的政治欲望，遭一心想侵略中国的日本利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故意劝诱溥仪前往东北，打算抬出前清皇帝的名号来掩饰日本殖民的事实。只想重登大宝的溥仪丝毫没看穿，还向日本要求“如果是复辟，我就去”，罗振玉亦于1932年劝进称“自辛亥革命，改君主为共和，宜若可得国利民福矣。乃二十年来，内战不已，死亡枕藉，复刮民脂膏以充军费……今欲挽此狂澜，亟须恢复帝政”，替日本关东军成立“王道乐土大满洲国”这傀儡政权敲起边鼓。
虽然部分遗民担忧依靠日本并非长远之计，也顾虑跟随“满洲国”形同卖国，但不少旧贵族与士人仍前仆后继地奔向东北。曾任溥仪教师的朱益藩还躲在北京替溥仪关注舆情，并建议该拉拢国会议员，甚至请出旧军阀吴佩孚协助“迎銮入关，收复政权”。溥仪本人也飘飘然地以为自己将要恢复祖宗江山，因此当1934年溥仪确认日本将改称他为“满洲国皇帝”而非执政时，他立刻欣喜地从北京荣惠太妃处弄来光绪皇帝曾穿过的龙袍，心想“这是我想了二十二年的龙袍。我必须穿它去登极，这是恢复清朝的起点”。
没想到日本一口回绝，声称他们承认的只是“满洲国皇帝”而非“大清皇帝”，所以溥仪登基时必须穿“满洲国陆海空军大元帅正装”。溥仪顿时跳脚，向郑孝胥抱怨道：“我是爱新觉罗的后人，怎能不守祖制？再说北京的宗室觉罗都要来，看着我穿洋式服装登极算什么？”几经交涉下，溥仪只换来祭天时可穿龙袍的权利。日后溥仪想祭拜清朝祖陵时又受日军干涉，指称其“不是清朝皇帝，而是满蒙汉日朝五民族的皇帝，祭清朝祖陵将引起误会，这是不可以的”。加上日本靠《日满议定书》垄断“满洲国”的一切军事、财政与官吏选任大权，溥仪这才大梦初醒，发觉自己不过是一介傀儡，“我这时的唯一的思想，就是如何在日本人面前保住安全”。
平心而论，民国的政局紊乱与社会动荡，难免会让溥仪与遗民们追怀虽摇摇欲坠、但仍保有形式上一统的大清王朝。但在人心改变的新时代中，一群思想保守的旧日臣僚是要如何光靠恢复帝制就拯救中国的危局？更何况为了复辟大梦，溥仪与遗民们竟为虎作揖受日本欺诱，这更是本末倒置。因此，一个不甘坐困紫禁城的逊帝，加上深受儒家忠君观念束缚、无法适应共和体制的遗民们，既构成了中国近代史上最格格不入的群体，同时又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战争灾难，无论如何，这都无法在历史上得到任何积极且正面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