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後清朝遭推翻，新生的民國政府承諾依據《清室優待條件》讓小皇帝溥儀繼續享有尊號、每年四百萬銀兩的花用，連各族王公世爵也一仍其舊，但仍有不少前清貴族與官吏痛恨革命黨的“犯上作亂”，大有“民國乃敵國也”的憤慨。連溥儀稍長之後亦奢望再造祖宗舊業，光是聽見太監一句既然有“前清”那自然會有“後清”的奉承話，也不由得“龍心大悅”，不願只當個“末代皇帝”。
清朝遺民的反應大略可分兩類，一為哀惋“亡國”之情或固執認定大清尚有興復希望，一為積極奔走企圖復辟的活動家。前者多半如古時舊臣一般，多寄情詩文嗟嘆時局或身世，緬懷昔日的浩蕩皇恩。譬如晚清詞人朱孝臧就基於“昔同遊處，而國變後不復從政者為歸”的原則，蒐羅“不仕二主”的忠誠遺民之文編成《滄海遺音集》，書名更明示身處滄海橫流的亂世、只能抒發前代遺音的用意。
晚清山西知縣張其淦，也發出“宣統三年，以臣欺君，遂改國體，迄今十有六年，亂日以熾，而聖道因以日晦……故宮禾黍之思，荊棘銅駝之泣，人孰無之”的悲吼。以書法和註釋《蒙古秘史》聞名、又擔任過安徽巡撫的沈曾植，更在溥儀退位後避居至上海租界，寫下“設茗衣冠仍故意，過江風景似殊方”的詩句，自比為投奔北魏但不接納鮮卑飲食的南齊官員王肅。不過看在期待共和的人士眼裡，這幫遺老的心態未免太過食古不化又冥頑不靈。
此外，民初《新聞畫報》還報道過，廣東竟有張某人揚言“宣統尚有十六年；民國不能長久”；不少遺老亦在書函往來或私人日記裡堅持使用宣統紀年，或是要求在亡故後於碑銘上強調政治認同。譬如曾於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任職、又是資政院議員的何藻翔，就在給好友曾習經的詩中表露此種心跡：“他日中郎題墓石，頭銜猶是舊官兒”。而曾習經本人，亦是個在清朝覆亡之際“毅然致其任而去”的遺民。
即使紅牆之外早已改換民國紀年，但紫禁城小朝廷裡的內務府，亦繼續沿用宣統年號紀錄大小事務，溥儀也稱內務大臣鄭孝胥曾老淚縱橫地訴說：“帝國的版圖，將超越聖祖仁皇帝一朝的規模，那時京都將有三座，一在北京，一在南京，一在帕米爾高原之上”，彷佛這個已成泡影的末代王朝，仍在這座五百年宮殿與忠心老臣們的幻想裡繼續存活與壯大。
畢竟，民國政府並未帶來富強與民主，內有軍閥割據、外有列強侵逼，傳統禮教觀又瀕臨瓦解，故如清末舉人劉大鵬（1857─1942年）之流的遺民便不不禁痛斥“辛亥大變以來，倫常全行破壞，風氣亦更奢糜，禮義廉恥望難講究”，主張唯有重建大清才能止住亂局。結果這致使張勳、康有為、羅振玉、鄭孝胥等人不時謀劃復辟之舉。即使在1924年馮玉祥派軍將溥儀趕出紫禁城後，溥儀仍心有未甘地暗自許諾“我要自由地按我自己的想法去實現我的理想──重新坐在我失掉的‘寶座’上”。而1928年東陵遭軍閥孫殿英盜掘的事件，更刺激溥儀怒吼“不報此仇，便不是愛新覺羅的子孫”，決心向腐敗的民國復仇。
然而，溥儀與前清遺民不合時宜的政治慾望，遭一心想侵略中國的日本利用。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故意勸誘溥儀前往東北，打算抬出前清皇帝的名號來掩飾日本殖民的事實。只想重登大寶的溥儀絲毫沒看穿，還向日本要求“如果是復辟，我就去”，羅振玉亦於1932年勸進稱“自辛亥革命，改君主為共和，宜若可得國利民福矣。乃二十年來，內戰不已，死亡枕藉，復刮民脂膏以充軍費……今欲挽此狂瀾，亟須恢復帝政”，替日本關東軍成立“王道樂土大滿洲國”這傀儡政權敲起邊鼓。
雖然部分遺民擔憂依靠日本並非長遠之計，也顧慮跟隨“滿洲國”形同賣國，但不少舊貴族與士人仍前仆後繼地奔向東北。曾任溥儀教師的朱益藩還躲在北京替溥儀關注輿情，並建議該拉攏國會議員，甚至請出舊軍閥吳佩孚協助“迎鑾入關，收復政權”。溥儀本人也飄飄然地以為自己將要恢復祖宗江山，因此當1934年溥儀確認日本將改稱他為“滿洲國皇帝”而非執政時，他立刻欣喜地從北京榮惠太妃處弄來光緒皇帝曾穿過的龍袍，心想“這是我想了二十二年的龍袍。我必須穿它去登極，這是恢復清朝的起點”。
沒想到日本一口回絕，聲稱他們承認的只是“滿洲國皇帝”而非“大清皇帝”，所以溥儀登基時必須穿“滿洲國陸海空軍大元帥正裝”。溥儀頓時跳腳，向鄭孝胥抱怨道：“我是愛新覺羅的後人，怎能不守祖制？再說北京的宗室覺羅都要來，看著我穿洋式服裝登極算什麼？”幾經交涉下，溥儀只換來祭天時可穿龍袍的權利。日後溥儀想祭拜清朝祖陵時又受日軍干涉，指稱其“不是清朝皇帝，而是滿蒙漢日朝五民族的皇帝，祭清朝祖陵將引起誤會，這是不可以的”。加上日本靠《日滿議定書》壟斷“滿洲國”的一切軍事、財政與官吏選任大權，溥儀這才大夢初醒，發覺自己不過是一介傀儡，“我這時的唯一的思想，就是如何在日本人面前保住安全”。
平心而論，民國的政局紊亂與社會動盪，難免會讓溥儀與遺民們追懷雖搖搖欲墜、但仍保有形式上一統的大清王朝。但在人心改變的新時代中，一群思想保守的舊日臣僚是要如何光靠恢復帝制就拯救中國的危局？更何況為了復辟大夢，溥儀與遺民們竟為虎作揖受日本欺誘，這更是本末倒置。因此，一個不甘坐困紫禁城的遜帝，加上深受儒家忠君觀念束縛、無法適應共和體制的遺民們，既構成了中國近代史上最格格不入的群體，同時又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戰爭災難，無論如何，這都無法在歷史上得到任何積極且正面的評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