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人讀史
一直以來，南宋的偏安一隅和北伐未竟往往被歸咎於皇帝的昏庸無能，以及秦檜等奸臣的禍害忠良。可事實上，當時南宋民眾的主流也是不希望北伐的。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並非如一些詩詞中描述的那樣，強烈地渴望朝廷收復中原，而是更願意偏安一隅，求得安穩。
南宋立足的江浙地區自古號稱東南膏腴之地，“天下賦稅，盡出其半”，但在南宋初期卻並非如此。經過宋徽宗20年花石綱的徵掠、席捲幾百萬人口的方臘起義以及宋金戰爭的動盪，這裡人口銳減，滿目荒涼，已經變成土匪、盜賊、叛亂者和豺狼出沒的地方。南宋建立之初，國土面積只有北宋時期的一半多點，人口也大幅度下降，但來自北方的軍事壓力卻絲毫未減。南宋為了應對戰爭，常備正規軍平時大約保持在40萬人，戰事激烈時人數還要增加許多。在南宋民眾急需休養生息、恢復生產的情況下，如此龐大的軍隊無論從軍需供給還是人員補充上看，都是當時南宋民眾的沉重負擔。
再看稅收，南宋初期的國家財政收入平均在每年4500萬貫左右，其中1300萬貫左右用於皇室開支，2400萬貫左右用於在和平時期供養軍隊，其他所有開支只有七八百萬貫。而一旦戰事爆發，軍費會成倍激增。這多出來的費用，政府只會不停地用通貨膨脹和增加苛捐雜稅的方式轉嫁給民間。於是南宋一朝苛捐雜稅的科目之多、賦稅水平之高，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經常達到北宋時期的一倍左右。
可見，僅僅和平時期供養軍隊就已經讓南宋百姓力不從心了，而戰端一開，他們甚至連生存都成問題。因此，對於社會底層的窮人們而言，主要矛盾是吃飯問題而非民族矛盾，他們的意願只能是如姜夔在《揚州慢》中表述的那樣——“廢池喬木猶厭言兵”，只要北方政權不入侵，是絕對不願意打仗的，更不必提什麼北伐。
首先，我們要了解一下，南宋和遼的軍事力量對比，可以知道，南宋士兵一般是打不贏遼的。 其次，我們可以知道南宋內部道政治鬥爭很厲害，經常出現主和派和主戰派的糾紛，而且南宋皇帝也沒有真正想專過要收回北方領土。 最後，我們也可以知道南宋富裕，因此很多人都樂於安居樂業，不屬想打戰，都醉生夢死，安於現狀。
世界全史羅銳
我的回答是：南宋偏安一隅不完全是因為朝廷軟弱可欺。
公元1127年春，金主完顏亮率軍攻破汴京，一通兒燒殺搶掠，宮殿被毀，十室九空。最後掠擄走宋徽宗、欽宗二位皇帝，包括文武大臣、後宮美女，及各地搶來的女人一萬五千多人，大批金銀珠寶高高興興的北返。留下了破敗不堪的一座“空”城，這裡的說“空”城，是指宋朝的國庫底子早被金人掏空，財力枯竭。
攻破汴京
宋徽宗第九個兒子康王趙構，在建康倉皇登基，史稱宋高宗。高宗派宗澤守汴京，和勤王的大臣們衣冠南渡，在金人追趕下一路奔逃到了現今的杭州。江浙之地自古富庶，是天下糧倉，後人謂之“蘇湖熟，天下足”，這意思說江浙一帶豐收的季節，全天下都餓不著。宋高宗隨即以臨安為“行在”之所，安營紮寨下來。
江南形勝地
經過北宋代九帝的文治天下，軍事政策上“守內虛外”，官僚體系腐朽不堪，國家軍隊不堪一擊，國家幾無可用之兵。為了防止金兵南侵渡江，南宋在1127--1140年幾年間組織抗金戰爭，消耗掉大量的人員、財力，百姓流離失所，日子過得苦不堪言。南宋境內各地農民起義不斷。
宋高宗重用秦檜為首的一幫主和文人，一邊戰，一邊積極尋求與金人的和平。以韓世忠、岳飛、張俊主戰派在幾年的抗金軍事行動中，力量慢慢壯大，在朝廷的地位日隆，功高震主，這與皇權一直所主張的“抑武”精神完全相反，招致高宗忌憚。
岳飛詞 滿江紅
若真的像文中所說，收拾好了舊山河，把金人趕盡殺絕，二帝順利返都，高宗又該如何面對呢？這不是高宗想要的結果。
1142年，高宗派王倫接徽宗遺骨回南宋時，再三叮囑，“若能接太后歸宋，割地賠款在所不惜”，高宗說這樣的話，也確實有可依之據和他不得已的苦衷。金人侵入，無非就是要錢、要物，歲幣25萬兩，絹25萬匹對南宋的年財政收入不過十之有一：拿得起。割地四州：也有。
宋金遼時期形勢圖
看到這裡，小魚不由感嘆，相比南宋時期宋高宗做為帝王的內憂外患，是再一次經受國破家亡，還是以土地換和平，宋金能夠各自安好，與民生息？不由得不說：政治家的利害考量標準還是與我們想的不一樣。
小魚讀史
被打怕的孩子是不可能有出息有自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