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末年是我們很多人都非常瞭解的一個時期，紅巾軍。徐壽輝，陳友諒，張士誠，朱元璋等，不過這些農民軍追根溯源還要上溯到石人一隻眼，挑動挑動黃河天下反那句讖語上，而當時也正直治理黃河水患期間，那麼治理黃河是否真的是起義爆發的導火索呢？
黃河雖然是中國的母親河，但帶給我們這個民族的河殤也是巨大的，從隋朝到新中國成立前的一千三百多年間，黃河共決口氾濫1593次，發生較大改道共26次，並出現了黃河著名的“六大遷徙”，因此民間也有了“三年兩決口，百年一改道”的說法。而元朝作為歷史上一個不到百年的短命王朝，但不知為何，黃河氾濫的頻率卻遠高於其他王朝，從忽必烈時候就有了黃河十處決堤的事情，最終動用二十萬民夫才解決，之後歷任皇帝在位時都有大大小小的決堤發生，而到了最後一位皇帝元順帝帝時，發生山東曹縣境內的白茅口決堤，並氾濫南下侵奪淮河河道，自此整個淮河流域成為整個黃河氾濫最重的災區，而這也為在淮河流域爆發的紅巾軍起義埋下了第一顆定時炸彈。
發生白茅口決堤的時間是1344年，而紅巾軍起義的時間是在1351年，這七年時間裡，元朝政府對於黃河水患治理的態度有了一個轉變，從不聞不問到倍加重視，原因在於期間脫脫重回宰相之位，而這位被認為是元朝少數幾位名臣的人實際上在某種程度上是加速了元朝的滅亡的，上臺伊始，脫脫便開始試圖根治黃河水患，到1351年，任賈魯為工部尚書徵用十五萬民夫修新河道，也就是賈魯河，最終在脫脫和賈魯的努力下，水患確實是平了，但同年因為濫用民力導致的農民起義也開始爆發。
其實在治理這次黃河氾濫問題上是存在一個下策的，就是暫時解決水患問題耗資不大的方案，修築北堤，然而脫脫和賈魯等人都過於樂觀，認為耗資巨大的開鑿新河道的方法能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殊不知巨大的民夫徵調卻可能成為早已不滿蒙古人統治的漢人造反一次機遇，早在之前舉起反元復宋大旗的起義已經有過，只不過這次元朝政府已經把所有能行成起義的硬性條件都給漢人準備好了，“驅夫如驅囚”，“飢餓半欲死，驅之長河流”，最終黃河水患治理完成的同一年也成了元末農民大起義爆發的開始。
其實對當時元王朝而言，治不治黃河都是個問題，不治理的話，勢必會影響到元王朝的財政，特別是黃河氾濫侵入到運河附近進而影響到大都漕運時。但如果要是真的一心治理的話，一不留神又給自己敲響了喪鐘，可謂是一個兩難的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