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朋党之争是一大痼疾。而北宋的党争空前绝后，仁宗时期的"庆历党争"、 "新旧党争"是两次影响广、持续时间长的党争。
庆历党争主要表现在政风的差异。原本恪守祖宗家法而形成的仁厚持重的政风，因循守旧之风浓厚，当范仲淹等重名节、有志革新的士人登上政治舞台后，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与保守老臣的矛盾。仁宗时，冗费现象日趋严重，范仲淹、欧阳修、富弼等人试图变法革新，与吕夷简为首的旧派矛盾尖锐，大的冲突约有三次，都以范仲淹等的外调结局，即有名的"范氏三谏"。仁宗天圣七年（1029年），仁宗要给垂帘八年的刘太后上寿，范仲淹时任秘阁校理，上疏道此举有损皇帝名位，并请太后还政，两条谏言都未被采纳，范仲淹自请外任,此为一谏；明道二年(1033年)底，仁宗拟废郭皇后，宰相吕夷简、右谏议大夫范讽附和，而御史中丞孔道辅和右司谏范仲淹等则以为不可轻易废后，孔、范皆被外任，此为二谏；景祐三年(1036年)，已回朝升任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的范仲淹，就宰相擅权的问题提出意见，吕夷简则以越职言事、离间君臣、引用朋党为名反攻范仲淹，而宋仁宗的政治上的天平最终倾斜到吕夷简一边，范仲淹因落职出知饶州。在范、吕之争中，态度鲜明地站在范氏一边的余靖、尹洙、欧阳修、富弼，也连带着被贬外任，此为三谏。
"新旧党争"是由王安石变法产生的新党和旧党的对峙，神宗力图改革，重用王安石为相，推行新政，但遭到了朝中多位保守大臣的反对，如韩琦、司马光、欧阳修、苏轼等。宋神宗去世后，高太后主政，反对王安石的变法措施，重用司马光等旧党，全盘否定新法，旧党不遗余力地打击王安石等支持新法的人，直到元祐元年，王安石和司马光先后去世，守旧派获得朝中大权，新旧党分为得势的元祐党人和失势的元丰党人。其实，新旧党的斗争开始时是思想上的分歧，并无高下之分，不幸的是，北宋后期的党争逐渐变成意气之争和夺权之争，不可预测的政治环境让每一个士大夫都惶惶不安，新旧党争持续了五十多年，对北宋士人的人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北宋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争史，其中每一位士大夫都不能独善其身。
为什么北宋党争如此激烈，波及的人数之多、持续的时间之久远远甚于其他时代？北宋党争的起因有其必然性。赵宋起于"陈桥兵变"，名不正言不顺的改朝换代使宋太祖不安。为了稳固赵氏政权，统治者采取了许多政策来加强中央集权，如：军事上，"杯酒释兵权"避免藩镇割据；用人上，官职和实权者分离，避免权臣出现；在选官上，破除"门生座主"关系，明令禁止朋党。虽然宋代统治者对朋党的防范措施是极为严格的，但是这使得不少官僚借"结党"之罪诬陷攻击政见不和之人，因此，一些志同道合的仁人志士也被冠以"朋党"恶名。如：真宗时，钱惟演就用"朋党"之罪诬垢了寇准，排斥异己；仁宗时，推行"庆历新政"的范仲淹等人，被夏竦等攻击为"朋党"。宋代积贫积弱，从真宗开始就在走下坡路，内有冗员，外有少数民族侵扰，但是统治阶层多推行苟安政策，这种惰性使官僚士大夫或是明哲保身，或是无所用心、循规蹈矩，虽有范仲淹、王安石等人试图变法图强，力挽狂澜，但是因为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过于强大的保守势力使变法举步维艰，正如范仲淹所云:"夫天下之士有二党焉,其一曰:我发必危言,立必危行,王道正直,何用曲为?其一曰:我逊言易入,逊行易合,人生安乐,何用忧为?斯二党者,常交战于天下,天下理乱在二党胜负之间尔!"因此新党、旧党之争延绵不绝，在互相指责、攻击的过程中，党争便不知不觉滋生着，愈演愈烈，甚至变成了没有原则的互相倾轧，一场又一场的"诗祸"在士大夫的心上蒙上了一层层阴影，余英时说："党争是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中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
党争之下的士人词创作
两次旷日持久的党争影响了北宋文人的仕途，仕途平顺如晏殊，坎坷如秦观，进而也影响了词中的内容和情感。接下来我会以晏殊、欧阳修、苏轼、秦观为例，谈谈党争之下的士人词创作。
晏殊在宋词中的地位至关重要，他是衔接五代词风的重要一环，珠玉词体现了士大夫的主体意识，使以前的艳词得以登上大雅之堂。晏殊的词风闲雅雍容、明丽婉约，继承了五代冯延巳一脉，如冯煦所言："晏同叔去五代未远，馨烈所扇，得之最先，故左宫右徵，和婉而明丽，为北宋倚声家初祖。"但晏殊的词又有其超越之处，晏殊是个"太平宰相"，他少年得志，享尽荣华富贵，为人做事保守稳妥，谨慎理性，并不直言犯上，因此一生仕途较为平顺。在吕夷简罢相之后，晏殊接任相位，他一手提拔了诸多贤士，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都是等能臣为新政提供了人才，也为他自己的仕途提供保障。面对党争，晏殊的态度更多的是保全自己，不惹是非，因此他对欧阳修的态度多有不满，后来二人虽是师生，却感情交恶；在守旧派中伤范仲淹时，激烈的党争之下，晏殊为保全自己而外放了范仲淹等人，自己也罢相出京。晏殊词中的淡淡惆怅应是对党争的不可预料而产生的，表现出对生命的忧思，从圆满的生命中体悟其中的无可奈何之处，生命意识和时间意识使他在词中追求一种情中有思的意境。
欧阳修是晏殊的学生，在政治上的态度与老师大为不同。他刚正不阿，直言大胆，仕途也因此几多坎坷。三次贬谪经历让欧阳修对于宦海浮沉和人生变故有更深的体验。欧阳修的作词态度是"以其馀力游戏"、"聊佐清欢"，词在欧阳修手中又有新变，欧阳修进一步用词反映心境，抒发自我感受，扩大了词的抒情功能，词不再只是传统的类型化的相思别恨，在《浣溪沙》、《圣无忧》中，他表现出在党争之中的身不由己，自我独特的心态，"行乐直须年少，尊前看取衰翁"，在词中，可以看出欧阳修潇洒旷达的个性，冯煦评其词风"亦疏隽开子瞻，深婉开少游"。
苏轼一生政治生活都受到党争的影响，党争也是苏轼仕途沉浮的主要因素。苏轼天资聪颖，本来仕途光明，22岁与苏辙同榜考中进士，"三苏"名动京师。王安石变法中，他认为变法措施过于激进，两次写《上神宗皇帝万言书》，遭到了得势的新党的打压，外放杭州，苏轼的思想就发生了变化，初入仕途的昂扬向上变成随遇而安的达观心态。知密州时，苏轼在词中点出自己受到的迫害后的心境，"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元丰二年，"乌台诗案"的迫害给予了苏轼沉重的打击，他侥幸保全性命却被贬到黄州做团练副使，期间有大量词作，却很少作诗言事，主要抒发的是人生如梦的幻灭之感，"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多表现出"乌台诗案"后的无助与彷徨，险恶的政治环境，理想和现实的矛盾，给苏轼带来了精神上的苦闷与孤独。所幸，苏轼天性旷达乐观，他不断从老庄哲学中寻求解脱之道，用达观的态度看待世事，实现自我的解脱。苏轼词风清雄，既有清旷一面，又有豪放一面。苏轼提倡像作诗一样写词，用词来抒发自我真实情感，苏词很好地记录了苏轼在党争中"不合时宜"的心路历程。苏轼对词体建设的贡献是至关重要的，自五代词起，词被看作是"小道"，传统词多用以表现女性柔情，苏轼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提出词"自是一家"，改变了传统的词为"艳科"的格局。
秦观是一位"当行本色"的词手，叶嘉莹将秦观词分为两类：早期词和政治挫败后的词。秦观前期词和婉醇正，少年时胸怀壮志，广读兵书，准备着驰骋疆场，建立功勋，是苏轼的得意门生，不乏清新轻快之作，如《鹊桥仙 纤云弄巧》；后期多次因党争被贬，情感世界发生剧变。秦观仕途不畅，在新旧党争中因为苏轼原因屡受打击，先后被流放到郴州、横州、雷州，秦观最初有着很高的人生期望，但是理想受挫加上脆弱的心理建设，后期的人生痛苦而不得纾解，甚至丧失了对生命的信念，如《踏莎行 雾失楼台》，"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词"，冯煦说："他人之词，才也；少游之词，词心也。"词作在浮沉变动之间得到了升华，泪水盈盈，散发出"凄厉"的美学风格。
结语
北宋时期，纯粹的专业作者变少，文学家与政治家重合，北宋的士大夫有着强烈的国家主人公意识，高度的政治参与直接影响了他们的文学创作。但是在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同时这些士大夫也追求个性自由，虽然受朝廷的控制很严密，却并没有失去寻求个体生命的意义，高昂的政治热情下逼仄的创作环境，词成为士大夫用来抒发自己真实的感受的文学途径。当时诗和词的地位是不同的，"诗言志"而词是"小道"，因此文人用诗文来光明正大地参与政治，而词是宣泄自我感情的途径，词逐渐由单纯写离愁别恨的五代词变成抒发士人情怀的文人词，婉约与豪放并存，在题材内容和风格倾向上，都开拓出了广阔的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