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11(海外學人)出版的美國何炳棣著，葛劍雄譯《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關問題: 1368 ~ 1953》說：
就地理而言，受太平天國的捻軍戰爭蹂躪最烈的地區是安徽全省、江蘇南部(只有因迅速興起的主要通商口岸上海而受到充分保護的松江府除外)、浙西、贛北和湖北平原的一部分。華北則除豫西南和魯西部分地區以外，大體倖免於大規模的戰禍。安徽是雙方必爭之地，受創最深。
皖南廣德縣在長期磨難中倖存的本地士人描述了這場大災禍:
自庚申二月賊竄州境，出沒無時，居民遭荼，或被殺，或自殉，或被擄，以及餓殍疾病，死亡過半。存者至於無可托足，皆遷避於南鄉算竹堡。堡民負險擁眾，其地倚山，四面環抱，廓其中而隘於路口，故易守。賊屢攻不克，益壯其聲勢。最後為賊酋洪容海率黨攻破，大肆屠戮，居民無得脫者。庚申至甲子五年中，民不得耕種，糧絕，山中藜董薇蕨都盡，人相食，而瘟疫起矣。其時屍骸枕藉，道路荊榛，幾數十里無人煙。州民戶口舊有三十餘萬，賊去時，遺黎六千有奇，此生民以來未有之奇禍也（光緒六年《廣德州志》卷60頁25上-下）。
同治三年（1864）春奪回南京之後，曾國藩立即命令在安徽進行（移民）這項任務（《剿平粵匪方略》（同治十二年刊本）卷401頁1上--上）。倖存者也急於返回故鄉，特別是在獲得豁免賦稅甚至官府的財政資助的保證之後。從官民雙方的眼光看，沒有什麼比重新定居和生產更急迫的了。由於官府的善後資助通常是根據人口的數目和需要按比例發放的，戶主沒有理由少報倖存人口。同治四年(1865)開始的外來移民及其迅速增加，不僅反映人口重建最好的史略，戰後該地移入的人口來自湖南、湖北、河南、浙東及皖北若干地區。各種形式的數據和材料，諸如人口數字、當地政府有關外來移民的數字和文件、廢棄的土地和以後墾複的數量、有時碰巧甚至有遠地移民輸出地點的記載，都符合並肯定（安徽）在太平天國戰爭期間人口的急劇減少。
安徽由於地位更居中心，戰禍波及範圍也特廣，吸引了各省農民。在皖南丘陵區落戶的移民來自湖廣、河南、浙江中部和南部的縣、若干淮北縣。安徽中東部戰後僅30%-40%人倖存，主要依賴來自豫南和本省幾縣的移民。河南的人口膨脹，加上光緒三年至四年(1877-1878)的華北大旱，又使河南、山西和陝西大批災民加入新的移民洪流，移人安徽淮北各縣。對安徽少數幾個受太平天國戰爭影響較小縣份的農民來說，一度人煙稠密而今卻一片荒蕪的衣田、在省內到處可見，垂手可得。儘管有移民不斷湧人，戰後安徽的人口總的說來，比蘇南和杭州灣三角洲少。農業的恢復也因頻繁的天災、盜匪以及本地人與移民之間經常發生的衝突而步履維艱。
李應泰《重修宣城縣誌序》曰：“當寇氛肆擾，發逆捻憝蹂躪殆無虛日，惟宣邑被擾極久極遍，以是戶口凋殘，百不存一。” 也就是戰時宣城人口損失達99%。據陸再奇《清咸豐同治年間宣城人口損失考量》載：清咸豐四年（1854）正月至同治三年（1864）九月，太平軍與清軍在今宣城市境內相互爭奪前後長達十年零九個月，寧國府城和廣德州城先後八次淪為雙方爭奪戰場，涇縣、寧國、旌德、績溪、建平（1914年更名郎溪）五座縣城先後二十一次淪為戰場。戰爭不僅遍佈全境，而且在很多地方多次得而復失，形成混戰和拉鋸戰局面，特別是太平天國運動中後期尤為激烈。
《平浙紀略》雲：“太平軍盤踞金陵，視皖南為四達之衢，日馳騁出沒其間，鶻落豨屏，飄忽無常，東備則西走，尾擊則首應。”清軍浙江提督鄧紹良、湖南提督周天受，總兵戴文英、李嘉萬，副將榮陞、朱景山、蔡應龍，皖南道尹福成，寧國知府顏培文，宣城知縣王乃晉、建平知縣何預綸、涇縣知縣崔琳、寧國知縣吳世昌和李鴻等在境內戰死；太平軍根王藍得仁、匡王賴文鴻、黃文英等在境內戰死，保王童容海、奉王古隆賢及多名重要將領在境內投降清軍。
南京金陵大學農經系民國二十五年關於《豫鄂皖贛四省之租佃》調查報告中載：“寧國縣在太平軍退出的三年（注：1863年至1866年）內荒無人煙，（因沒有老百姓需要管理），寧國知縣（張志學）只得住於設在宣城縣的寧國府內，後來從徽州、福建、浙南遷來少數客民，待到湖北、河南災民大批南來，人口才漸多，（才搬回寧國縣衙辦公）”。直至亂定五年後的同治八年（1869），全縣僅有男女人丁10004人。
同治三年，南陵人劉鎮鐈《上曾滌生相國議善後條陳》中寫道：皖南久歷奇慘，煙戶稀少，甚有數十里不見人跡者。自咸豐十年以來，大傷元氣，人民死亡，房屋灰燼，田地荊棘，奇災異變，亙古未有。人民死亡，屍骸狼藉，村內村外，池中井中，在在皆是。本朝列聖培植之澤，祖宗貽謀之業，蕩然無存。文物之邦，自經變亂，禮義廉恥掃地以盡。
曾任建平知縣、安徽布政使、浙江巡撫、兩江總督的馬新貽對此深有體會，他在其《辦理墾荒新舊比較荒熟清理庶獄折》中分析認為：士人商賈，或外有親友，生計可投，或向於道路往來熟悉，或稍有輕便衣貲可攜，以為苟且餬口之計，故流散者雖多，死亡者較少。至於各處農民，外無可攜，賊氛所至，被擄者死於鋒鏑，避匿者餓填山谷，故流散珠少，死亡最多。
同治三年兩江總督曾國藩奉旨會同安徽巡撫喬松年等“查明皖省各州縣應徵錢糧、雜稅，分別被災輕重，酌擬蠲免年份。”經過一番調查，曾國藩他在上報的《豁免皖省錢漕糧折》奏摺中稱:“臣等復安徽全省，賊擾殆遍，創鉅痛深。地方雖有已復之名，而田畝多系不耕之土。其尤甚者，或終日不過行人，百里不見炊煙。據查核，皖南徽、寧、廣等屬兵戈之後，繼以凶年，百姓死亡殆盡，白骨遍野，此受最重者也。”
（為了解決蘇皖贛拋荒嚴重、民政廢弛的問題，同時增加政府財政收入，兩江總督曾國藩採納了薛福成的建議，上書朝廷要求實行“召墾升科”政策，得到清廷允准，於是《皖省開墾荒田章程》隨之發佈。
“召墾升科”政策的主要內容有：(一)成立農本局專辦墾務，局務由官紳共同辦理；(二)發放耕牛、糧種和貸款給農民，牛按原價的20%分三年還本，糧種秋後還，貸款不計利息；(三)鼓勵紳商捐資開墾；(四)承認原有土地所有權，但對有佃戶而無主的土地，暫由佃戶管墾；對無主又無佃戶的荒地，則由官府募佃墾種。
同治三年(1864年)以來，皖南各縣注意招徠客民耕墾，優惠的移民墾荒政策吸引了大批外地人紛紛移居皖南山區。這些客民或因人多地少而被迫舉家外遷，或因旱澇頻繁無以為生才來此定居。客民以湖北人、河南人居多，其次是安慶人和浙江人。）
為了“分別被災輕重，酌擬蠲免年份”，曾國藩將安徽境內所轄五十七個州縣依受災程度劃分為最重、較重、次重、稍次四個等級，其中受災最重的十一個州縣分別是績溪、寧國、旌德、太平、宣城、南陵、涇縣、青陽、石埭、廣德、建平。
曾國藩核定的《皖省開墾荒田章程》，也以“皖南新復地方，流民未集，其田產荒蕪，以宣城、南陵、涇縣、旌德、太平、績溪、青陽、石埭、建德九縣為最”，撥給九縣湘平銀2.7萬兩，用於開墾荒田。
同治七年（1868）八月，繼任兩江總督的馬新貽在其《招墾荒田酌議辦理章程折》中也認為“兵燹之後，各省之中以皖南荒田為最多，其地方亦以皖南為最盛 ，如寧國、廣德一府一州，不一數百萬畝。”
復旦大學葛慶華認為：太平天國戰爭期間，皖蘇浙交界地區各州縣由於自然、社會條件的差異，戰時人口損失差別較大。寧國府（轄宣城、寧國、涇縣、旌德、南陵、太平縣）人口損失最大，次之為廣德直隸州（轄建平縣）、蘇南七縣（轄溧水、高淳、句容、金壇、溧陽、宜興、荊溪縣），湖州府（轄長興、孝豐、安吉、武康、德清、烏程、歸安縣）最低。以分縣來說：宣城、寧國、廣德、建平、溧陽、句容、金壇、宜興、荊溪、安吉、孝豐、武康、南陵、旌德、涇縣等人口損失率都在90%以上；次為溧水、長興、德清、太平等縣人口損失率在80%-90%之間；烏程、歸安、高淳人口損失率在80%以下。
《同治三年皖南肅清上曾滌生相國議善後條陳》文分析的最為透徹全面。文曰：皖南情形與他省迥異，江西江北多平原曠野，勢宜謹守城營，兵法雲“平地守城”是也。城鎮而外，聚族而居者類皆茅舍數十間，無大村落，故堅守城營，賊來駐紮，勢不能久。皖南則不然，山勢羅列如城，堪輿家所謂羅城也。古來建立郡縣，大抵因山勢制宜，皖南南與浙省接壤，東與江蘇連界，皆有山如城以為之限，惟分高下耳。至於郡縣，罔不各有所謂羅城，儼若自成一家，山勢環列如城，其缺斷下處居然如門，所謂隘口也。大廈鱗次櫛比，千家萬家群居聚處，村落之盛勢媲郡縣，故賊數十萬眾至，隨地安下窩巢，綽有餘裕，不必得城池，可以久駐。蓋我皖南富庶不在城池，而在鄉村，徒守城池，賊來鄉村，慘遭蹂躪。一城空存如喬木然，枝葉蕃茂濃陰蔽複數十畝，今任樵夫牧豎日夕，荷斧缺斤橫肆肅落，而徒飭其固守一干，欲何為者？為皖南議善後事宜，生以扼守隘口為第一策。隘口不守，流民不敢安集，田地不能開墾，恐又適以資賊也。
清王希曾《請給款撫卹難民文卷》載：茲於（同治三年）七月二十九日，官軍收復（廣德）州城，城內現存本地難民數百口，並外來者亦有數百口，均皆淹淹垂斃。自城池克復後，流民暫次歸來，四鄉約五千有奇。說明同治三年廣德已開始移民。
陳偉《晚清時期的郎溪移民》記：郎溪是皖南地區最早招民墾荒的縣，從人口占比看，也是吸納移民最多的縣。“皖南墾荒客民，以廣、建二州縣為最多，招徠開墾亦以廣、建為最早。”（《奏建平縣客民請援案與考文卷》，《廣德州志•藝文志》）。第一批移民是在同治四年（1865）落戶郎溪的，“同治四、五年有河南、湖北等省客民陸續挈家就墾。”（同上）。移民以墾荒農民為主體，以湖北人、河南人居多，浙江人和本省江北人次之。他們在家鄉或因人多地少被迫舉家外遷，或因旱澇頻繁無以為生而出走，大多是同宗同姓結伴而行，途經蕪湖由水路輾轉來到郎溪。當時的郎溪人少地多，房屋多空置，移民過來後可以根據各自的生活習性擇地而居，“插標劃田，立界為山，據室為家”，形成了“湖北人佔田、河南人佔山、安慶人佔灘”的局面。
第二批移民主要是前期移民落戶郎溪立足後，又返鄉召來的親朋好友，或是主動前來投親靠友的，也有攜家帶口靠沿路乞討過來的。雖然同治末年官府已經明令禁止兩湖等地移民再來本地墾荒，但民間的自發遷徙行為並未因此而中斷。光緒四年，時任郎溪知縣湯鼎烜曾上書憲臺：“客民不準南來，而漸來者仍復不少。”（《廣德州志•藝文志•建平縣詳覆公田款文案》）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民國時期。
外來移民的湧入，使郎溪人口得到及時補充。光緒五年時，郎溪境內已有16729戶，人口為61743。其中湖北人佔十分之四，河南人佔十分之三，浙江人和江北人（含安慶人）各佔十分之一，土著及湖南等省人佔十分之一，移民已佔全縣人口九成多。
郎溪移民來源地域廣，大多雜居於城鄉，成片集中居住的相對較少。河南移民分別來自光山、羅山、商城和固始等地，以光山和羅山居多，主要分佈在建平鎮、新發鎮、濤城鎮、梅渚鎮、十字鎮和凌笪鄉。建平鎮建橋村、凌笪鄉下吳村、濤城鎮梅村和紅星村，均有聚籍聚族居住的河南人，他們講河南話（屬“中原官話”）。據《郎溪縣誌》記載：郎溪使用河南話的人口約佔全縣人口的百分之十，即3萬人左右。
據李斌《豫南·皖南 故鄉·家鄉》一文說：位於皖東南的廣德縣、郎溪縣，縣傳統的吳文化地區。在清朝末年到民國初年的半個多世紀中，由於戰亂、疫病等原因，人口銳減，導致大規模的移民，逐步形成以河南移民帶來的中原文化和湖北移民帶來的西楚文化為主的多元文化結構，其中尤以位於豫南的光山縣移民為眾。
焦正達《歷史悠久的宣州河南移民》的文章對光山縣在宣州的移民情況有很多詳細的記錄:
廣德、郎溪、宣州的河南移民多數是豫南人，而宣州的河南移民基本上來自信陽的光山、羅山兩個縣。
晚清河南移民始於同治早中期（約1864-1870年間），一直延續到民國年間。河南移民主要居住在宣州東部的丘崗平畈地帶，與廣德、郎溪的河南移民鄰近，他們很多人都是鄉里鄉親，子孫後代一直都有來住。
現今宣州河南移民後裔較集中的區域為洪林鎮七景、棋盤村，沈村鎮西店村等地，楊柳、周王等鄉鎮也散居了部分。據七景村委會主任易明華介紹，他的老家是光山縣馬畈鎮易家大院，是典型的人多地少的大家族。當年祖上得知江南移民的消息後，雖然激動，但很慎重，先派出幾個精明能幹的族人去“實地考察”。這些人可能在路上也遇到一些身負同樣使命的老鄉、大家夥兒一路南下到了宣、郎、廣這一帶，見這裡有山有水有田地，還有很多空房子，房子裡甚至還有傢俱農具，修補清洗就能使用，果然和官府宣傳、民間流傳的差不多，無不歡欣鼓舞。可能還有其他因素使他們看中這裡：一是這裡的地形地貌和亞熱帶半溼潤型氣候和光山相近，但畢竟是江南魚米之鄉，土地肥沃，資源豐富，遠勝光山；再是這裡還有河南人生活，有老鄉好照應
在戰亂中，“棚民”因身處偏僻之地而較少減員，戰後也成了招墾對象，他們紛紛走出深山擇地而居；如戴盤在《嚴陵紀略》裡所說，棚民“昔日無田可耕，而不能不種山；今日有田可種，而能改種山為種田”。於是。易家的“移民先遣隊”及其鄉黨們，在這片土地上插了一個個竹籤作標記，所謂“插標劃田，立界分山，據室為家”，等於明白昭示後來者：這些土地房屋是我們的了，你們請便。然後光榮回鄉，家庭在祠堂召開大會，研究某幾支某幾房某些族人遷出事項，會議通過決議後立即付諸實施，效率極為明顯。
易家屬於有計劃有組織的移民，更多的人家是跟風隨大流，馬畈鎮李、包、陳等家族同易家大部隊一道南下，後來陸續又有其他“雜姓”的遠近鄉人跟蹤而至；一傳十十傳百，移民隊伍滾雪球似的不斷壯大。到了同治後期，因移民眾多，良莠不齊，聚眾生事現象日趨嚴重，土客衝突不時發生，蘇、浙、皖三省先後禁止外地移民，為此曾國藩還不得不令水師統領彭玉麟派兵船沿江堵截，移民勢頭才有所減緩。
沈村鎮丁店村現有人口8000多人，其中80%為河南籍。丁店的河南移民開始也是光山人多，僅小楊村、木魚衝2個自然村裡，光山陶氏移民後裔就有近千人；孫氏、崔氏、王氏各有200-300人。村民兵營長王慶躍祖籍光山長興鎮小楊村，屬“三槐堂”王氏譜系，是當地望族。王家的情況與易家相似，也是分支分房外遷。王慶躍祖上親兄弟幾家遷宣州，其他族人有的遷到廣德新杭、柏墊等鎮，有的遷到郎溪。王慶躍說，他小時候曾聽家中老人說起，丁店的河南人很多是在“三年乾旱”時期逃荒出來的，河南很多地區都有難民外逃，這些難民們沒有明確的目的地，哪裡有飯吃就到哪裡，一路都有人死，一路都有人留下，其中就有留在宣州的；留下的除了務農，就是做“一打鐵二放血（殺豬）”的手藝。
經查證，光緒二年（1876），淮河以北廣大地區出現嚴重的旱情，河南90餘州縣有75州縣受災，糧食大幅度減產，只有殷實家庭可勉強度日。光緒三年、四年，竟然四季持續缺雨，重災州縣達86個，夏秋兩季無收，一點秋禾也成了蝗蟲的口糧；百姓“逃荒者相望於道”。安徽等省雖也禁止招墾，但執行並不徹底；加上特殊年景，對有親戚鄉鄰已移居本地的河南人仍開了綠燈。時任兩江總督的沈葆楨說：“河南本有耕於皖南之人，故過江而來者資之即行，遇雨雪始流連數日。此有親友族鄰可倚，無待官為督促收恤之，傭保之誼不容辭者也。”王慶躍的轉述與這一時期的歷史事件相吻合，至少有一部分丁店村的移民是大旱逃荒過來的。
光山移民在太平天國後期河南移民中有文字記載是人數最多，地域分佈最廣的一批，因此，做為移民集中地的蘇浙皖交界地區，是光山移民的當然分佈地帶。據葛慶華著《近代蘇浙皖交界地區人口遷移研究》說皖南地區（光山移民的分佈）：
廣德州同治三年( 1864)前後，兩湖散勇遷居廣德，“不用置產而有田可耕,不用建屋而有房可住",（《上海新報》同治九年四月五日）成為廣德的第一批移民。此後，“江督曾侯出示招墾，於是楚豫各鄰省之民絡繹來歸，坌集境內，墾荒納稅”。（光緒《廣德州志》卷十六《田賦志，戶口》）外來移民的遷人時間，主要集中在同治末、光緒初年.移民數量的變化說明了這一點。
廣德移民來源廣泛。外來移民，據光緒年間統計，”湖北人居其四，河南人居其三，江北人居其一，浙江人居其一，他省及土著共得其一”。以後隨著移民的續遷及各自發展的不同，至民國年間，各地移民所佔比例發生變化。河南移民躍居首位佔總人口的十分之六，其他各地移民,"湖北人居其二，江北人居其一,他省及土著共得其一 "。（光緒《廣德州志》卷未《補正》;民國《廣德縣誌稿》第二十冊）
根據移民方言在境內的分佈狀況及調查資料，各地移民分佈如下:
河南移民(來自光山、羅山、商城、固始等縣)分佈在縣境北半部的平畈區和丘陵地帶，如今高湖、邱村、彭村、流洞、新杭、磚橋、獨山、趙村、下寺、山北、花鼓等鄉鎮。
湖北移民(來自荊門、鍾樣、孝感、南漳等縣)分佈在縣境西部、南部的丘陵地區和山區，以今蘇村、石鼓、獨樹、月灣、湯灘、四合等鄉鎮最為集中。盧村、同溪、桃山、梨山、柏墊、風橋、清溪等鄉鎮為河南、湖北移民的混居區。
建平縣(今郎溪縣)戰後隨著曾國藩的人力招墾，“同治四、五年，有河南、湖北等省客民陸續攜家就墾”。（《建平縣客民請提案與考文卷》，光緒《廣德州志》卷五十《藝文志》。）此外，還有被遣散的湖南兵勇。據《上海新報》同治十年報道:“曾中堂於克復金陵時特遣湖南勇丁五幹名赴建平縣安插、並令開展自食其力。湖南勇丁自到建平，于田之荒者闢之，屋之傾者整之，數年來安居樂業，幾忘其為湖南人矣。”（《建平近事》，《上海新報》同治十年三月一日）在長達半個世紀的移民運動中，來自湖北、湖南、河南、江西、江蘇以及本省(安慶府、廬州府、和州)的大量移民移居建平，使建平人口得到大量補充，形成五方雜處的格局。在建平縣移民以來自江北地區的為最多，如永夏二保共163戶、按其籍貫劃分、安徽江北地區68戶，皖南地區1I戶，湖北17戶、湖南6戶、河南2戶、江西1戶、江蘇13戶、本地45戶，（《郎溪縣東夏鄉東夏二保戶口清冊》民國三十五年(1946)）。江北移民佔絕對優勢，全縣的情況大致相同。因此，今郎溪縣有“小江北”之稱。
河南移民分佈在縣境北部(郎川河以北)的今國南、梅渚、定埠、瘦笪、下湖等鄉鎮。（《郎溪縣誌》第三十五《方言》，方誌出版社1998年1月版）
寧國府、宣城縣(今宣州市)“自兵燹後,地廣人稀， 田多荒廢，又毗連廣建，當時情形不得不借客民協力開墾。”在地方政府的大力招徠下，兩湖、河南及江北等地移民紛紛前來就墾。至同治後期，土客之間因土地等問題時常產生矛盾。時任兩江總督的曾國藩宣佈停止招墾,並請彭玉麟派兵船在沿江堵截，但無法阻擋外地移民的遷移勢頭。同治十三年(1874)宣城縣令黃祺年又仰請湖北、河南巡撫發佈禁令,但各省客民仍有潛入寧郡開田”者。直至光緒二十六年( 1990) ,還有一批應山移民遷居宣城。
同治初年,宣城縣移民以“湖北客民最為強盛，河南客民少於湖北”,此外，“江西、福建流民，蝟集四境，租山扎棚，栽種煙靛、白麻包蘆、薯蕷等物"。（《客民禁入皖省宣城示》，《申報》同治十三年二月十一日。光緒《宣城縣誌》卷《疆餘， 形勢》。）外來移民的大量湧入、使宣城的人口發生重大變化，這給民國年間的一位旅行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旅行記中描述道:據本地人說:‘因洪楊戰後,城市盡成廢墟,本地人民非死即流，故至今若在城中欲覓一地道宣城人，頗非易事。”
（宣城）移民主要分佈在縣境的東部和南部。湖北移民分佈在水東、新田、洪林、棋盤等鄉鎮，尤其是水東鎮，全鎮五萬人口中，湖北籍人佔百分之七、八十。河南移民分佈在東部的洪林、丁店、建國等鄉鎮。
寧國縣“兵燹后土著稀少，舊地荒蕪，自同治五六年以來,兩湖、河南以及皖北等處客民攜帶家口，前來就墾者人數眾多"。（《客民入籍原案》，民國《寧國縣誌》卷十四《雜誌、大事記》。）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時間內，來自湖北、河南、湖南、浙江、福建及本省安慶(含潛山、桐城、懷寧)和江北(含合肥、廬江、巢縣、無為、和縣、含山等縣)等地的移民次第遷入，形成五方雜處的格局。據民國年間的一位旅行者觀察,在寧國的外來移民中，以兩湖、安徽本省的移民數量最多，“寧國的一個特點，和徽州各地全然不同的,就是居民中本籍人民的稀少，蓋尚不及百分之一。據云以湖北客民佔最多數，約佔全縣半數左右;此外以安慶、績溪、旌德及江北各縣的移民為多”。這與史料記載相吻合，“亂後大半客民，首兩湖，次江北”。（洪索野《寧國景象》，《皖南旅行記》，中國旅行社民國二十二年版:李應瑋:《皖志便覽》卷二）
南陵縣戰後也接納了大量的移民，據《申報》報道:“宣、南、寧亂后土著稀少,同治初年有創議令楚南北之人攜室米佃此土者,於是趾踵相接，蔽江而至。.不數年，客即十倍於主，因是有客民之號。”光緒二十年前後，外來移民已佔全縣人口的十之七八，南陵幾成為一個移民世界。（《客民滋事》《申報》光緒九年六月十六日:李應珏《皖志便覽》卷二。）
（光山）移民主要分佈在縣境的西北、西南和東南的丘陵地區。湖北移民分佈在城關北]畫眉嘴、葛林鄉的千峰及何灣鄉的何灣村、椿樹園等地。（《南陵縣誌》第二十九章《方言》,黃山書社1994年11月第1版。）
涇縣同治三年(1864)，湖北應山張姓一支族 人遷居涇縣，以後續至的湖北移民分佈在東、北兩鄉墾荒。（《張氏宗譜》轉引自《應山縣誌》卷二《人口》，湖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0年11月第1版.第90頁。）隨著移民的不斷遷人，土客矛盾激化，光緒九年( 1883)七月涇縣和宣城兩縣聯合發佈告示，以使“土客相安，永泯詐虞”。（《曉諭土客示》 、《申報》光緒九年七月二日。）涇縣的移民運動一直持續到清末。
相對於宣城、寧國、南陵等縣來說，涇縣外來移民較少。光緒九年( 1883) ,移民與士著居民因爭墾荒田發生械鬥，“土人愈來愈多，焚去客民房屋二百餘椽，客民莫敵，遂逃至城中稟訴。邑令當即派兵彈壓解散，然猶赳桓不服，擬將客民盡數驅逐"。（《土客又鬥》《益聞錄》第二百四十八號光緒九年三月十五日。）據民國年間調查,涇縣“農民籍貫，多本地人，客籍以無為、合肥、巢縣、蕪湖、南陵、宣城、桐城等縣為多，湖北黃梅人亦有之”。（《中國經濟志:安徽省涇縣》民國二十五年(1936)。）
安慶移民分佈在縣境西北部的孤峰、童瞳和東部的愛民等鄉鎮;湖北移民分佈在東部的汀溪等鄉。（《涇縣誌》第三十五章《方言》江蘇古籍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第863頁。）
旌德縣戰後移民的遷入過程不太明晰。至光緒中葉，時人指出“旌德多鄂、贛、懷、桐客民"。（李應珏《皖志便覽》卷二）此外，還有湖南、山東和河南移民。光緒十年(1884)，旌德發生旱災，因積穀不多，只對士著居民進行教濟，引起外來移民的不滿。“楚南寄籍該處之人，謂其辦理不公，殊非為善從同之意，因於初九日夜結聚同黨千餘名，持械湧入縣署”。（《客民滋事》《益聞錄》第三百六十七號光緒十年五月二十五日。）一時集聚千餘人， 可見湖南移民數量之多。光緒十七年(1891)五月，寧國縣在河瀝溪擒獲”眶徒"十五人，首系“河南、山東產，潛居旌德縣有年。”（《寧國近事》、《益聞錄)第一千四十七號，光緒十七年五月一日。）說明同治末或光緒初年，已有河南、山東移民遷入旌德。
由於資料的限例,對於移民在縣內的分佈狀況知之甚少。根據方言調查資料可知，湖北移民分佈在城關、東北部的雲樂鄉及俞村鄉的上口村:安慶、廬州等地移民分佈在城關、雙河鄉及俞村鄉的烏嶺溝等地”。（旌德縣誌》第三十三章《方言》，黃山書社1992年12月第1版第544頁）
太平縣“兵燹后土著多貿易他鄉，人煙更覺稀少。又有客民雜處其地，良莠既已不齊，萑苻因而不靖。”（《鄉人獲盜》，《申報》光緒十三年九月二十八日）太平縣因地處寧國府南部，戰後雖有移民遷人,但數量不大，主要以江北移民為主。“土民人稀,耕種大都賴諸客民，客民類皆江北人居多。”（《安徽白話報》第三期。）此外，還有少量的河南移民。光緒末年,河南移民為開墾，仁村河沙洲.“自殺一人以圖害地方”。（《太平縣誌稿，人物類》。）
太平天國戰爭期間，地處寧國府的旌德作為天京的外圍屏障，成為太平軍與清軍往來拉鋸的戰場之一。從咸豐六年（1856）至同治二年（1863）八年間，太平軍四佔旌德縣城，清軍及地方團練與太平軍戰爭多年，加上連年旱澇瘟疫，使田園荒蕪，人口流亡，餓殍陳野，旌德人口急劇下降。
至同治三年（1864），人口銳減到不足三萬。大村十室九空，小村空無一人，“壯丁存者不及十分之二，老弱婦女百不存一。”同治四年後，形勢漸趨穩定，外流者陸續返鄉。戰後旌德許多地方出現人口“真空”或“半真空”狀態，大量土地閒置以至拋荒，房舍多有空置，為外地移民預留了空間。因此，旌德同樣成為戰後移民招墾的一個地區。
皖南地區的招墾，在湖北、河南等省無地或少地的農民中間引起極大轟動。據當時的《安陸縣誌》記載：“同治六七等年，民間訛言下江南，種無主良田，住無主美屋，無一村一堡不轟動。凡佃戶皆辭田而去，遷徙者不下萬戶。”正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下，近代皖南地區（包括旌德縣）出現了一場大規模的移民浪潮。
移民大多持安土重遷的觀念，對遠適他鄉存畏懼心理，總是在離家鄉近的地方找適宜的定居點。兩湖、河南移民多是乘船沿江東下，到蕪湖後，沿青弋江支流上行到旌德，選擇這樣的路線比順水陽江而上遷往廣德州的人數大大減少。其中通過鄉鄰、戚族提供自己定居的信息，影響到移民對遷入地的選擇。此外，移民初到異地，在生產、生活諸方面都需要幫助，佃種他人的土地，也須有熟悉之人作保，“其異籍農民認墾荒田，須令田鄰地保出具互保，俾知根底”（李宗羲《招墾荒田酌緩升科章程詳文》）。這一政策，直接關係到移民選擇熟人、戚族的定居地作為遷入地。這一波移民，從同治六七年（1867）開始直至光緒二十六年（1900）。
光山縣移民在安徽省較為集中的區域以廣德市為最多。雖然廣德縣在安徽，光山縣在河南，兩個縣相距千里，可是兩個縣有著割不斷的前世今緣。雖然光山人遷移至廣德也有百年的歷史，但如今還仍然保留著光山的絕大部分民俗文化，並代代相傳，深深地影響了廣德人。如：正月十五“送燈”、小孩出生“報喜”、廣德皮影戲、廣德民歌、廣德旱船、等等民俗文化都烙印著光山民俗文化的影子。
徐厚冰在《廣德與光山的前世今生》中分析了光山移民為什麼在廣德比較集中的原因：
廣德毗鄰蘇浙皖處地域清時有驛道、大道、山道十幾條，交通比較發達，移民下江南時，廣德是西進東出南下的必經通道，“廣德為皖浙門戶”、“為蘇常門戶”，許多移民到達廣德後，把這裡看成遷移的第一站。
廣德這裡和光山氣候條件、生產生活方式相近，這是使得移民能夠很快適應，“一方水土養一方人”。
從當時清政府方面來看，廣德因戰爭和瘟疫後大傷元氣，百廢待興，亟需恢復社會經濟，時州府在信陽光山一帶設招墾局，派勸農官，可謂大肆宣傳遷移到廣德的優惠政策，“劃地為界，肥田盡擇。”移民到達到廣德後，又能享受免賦稅等政策鼓勵，遂使大批先民遷移並定居下來。據文獻記載，在當時清政府的授意下，廣德先後擬定出墾荒章程，設立“勸農局”、“招墾局”之類的機構招引墾荒，“客籍農民遷入墾荒者，接踵而至”。
太平天國戰爭期間及戰後，移民的遷移形式呈多樣化態勢。既有個體遷移，但更多的還是群體遷移；既有夫妻母子同行，又有父子兄弟隨遷，也有全家共遷，尤其是全家共同遷移在當時非常普遍。小孩放在扁擔一頭的籃子或者籮筐裡，另一頭裝著鍋碗壺罐等物，由小孩的父親挑在肩膀上，家裡其他人緊緊跟著，這就是通常所說的“一個扁擔下江南”。
大多數光山移民是從陸路靠雙腿行走一路逃荒要飯，在長達幾個月的時間裡走到廣德；少數光山移民乘船到達蕪湖後，一般沿青弋江或水陽江上行，或步行遷到廣德等地。
在光山移民大軍中的主體是墾荒農民，因廣德戰時人口損失嚴重，荒蕪的土地很多，各地無地或者少地的農民紛紛前來就墾。當然，移民中除了墾荒農民外，還有工匠、商人、藝人、軍人等，但數量很少。
1919年至1943年廣德，廣德人口發展到159164人，籍貫構成已經變為河南人居多；到1949年廣德人口近222560萬，客籍人口約18.9萬，佔比85%，其中光山人在移民佔有相對多的比例，至此廣德形成了“小河南”或“小光山”。
建國（1949年）後至1980年間，從光山遷移到廣德定居的人斷斷續續也有，只是數量不多，大多數是投親靠友，非官方組織的移民活動。據筆者走訪，原桃山鄉（今盧村鄉）小余村大洪堡村民組的老吳夫妻倆及女兒三人是1982年從河南光山遷來的，在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戶籍管理當時比較松，老吳一家從光山遷入廣德案是移民大軍中比較晚的案例。
據《安慶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23(1):48-51刊高順豔《太平天國戰爭後的廣德縣移民》記：（太平天國戰後廣德縣）“四鄉一無完善，田畝盡屬荒蕪”(《廣德州志·藝文志》)，“屍骸枕籍，道路荊榛，幾數十里無人煙，州民戶口舊有三十餘萬，賊去時，遺黎六千有奇”(《廣德州志·雜誌》)。廣德是皖南最早招民墾荒的州之一，官府在境內設立勸墾局多處，推選地方紳士朱禮元等人佐行局事，佃戶領田、領牛、領種等事均由其承保，並嚴防田地拋荒，私自轉讓，同時制定招墾章程“出示招墾”，推行“插標劃田，立界為山，據室為家”的優惠政策，即凡無主田山、房屋，移民均可自行劃分，具冊呈報領憑後便為己產。墾荒者“自開墾成熟起，免還錢漕兩年，第三年徵半，第四年全徵”(《廣德州志·天賦志》)。
“往往完租十畝，而實墾二三十畝”(光緒六年四月十六日《申報》)。為寬解民力，兩江總督曾國藩於同治三年撥銀五千兩，次年正月撥銀三千兩用以購買耕牛、籽種，散給農民開墾荒田，秋季照章繳還，並蠲免從咸豐十年(1860)到同治四年(1865)廣德民眾所欠一切錢糧雜稅。如此寬鬆的優惠政策吸引了“楚豫各鄰省之民絡繹來歸，坌集境內，墾荒納稅，併入籍與考。”( 《廣德州志-田賦志》)廣德成為皖南招徠墾荒客民最多的州之一。從同治四年(1865)到光緒五年(1879)，廣德縣人口從6328人(其中客民1250人)驟增至129548人，其中客民109567人，佔了當年總人口的84.6%。無怪乎時人指出“土民百不足一，而外來墾荒客民則十倍於土民。”(光緒九年三月五日《申報》)。這場規模空前的移民運動在同治末、光緒初掀起高潮，並延續到清末。
在數量龐大的移民浪潮中，官府出面招來的移民佔了絕大部分，“江督曾侯出示招徠開墾，客民糜集。”（《廣德州志·天賦志》)據《廣德州志·職官志》記載，同治、光緒兩朝在廣德任職的河南、湖北、湖南籍官員有16位，出於鄉土觀念，他們積極招引同鄉前來就墾，初期移民的總體概況是“湖北居其四，河南居其三，浙江居其一，江北居其一，他省及土著共得其一”。隨著人口的繁衍生息，至民國三十年前後，人口的籍貫構成又變為“河南居其六，湖北居其二，江北居其一，他省及土著共得其一”(《廣德州志·補正》)。廣德也因此而有了“小河南”之稱。
河南籍移民後代，縣境北半部的平阪區和丘陵地帶較為集中，如高湖、邱村、彭村、流洞、新杭、磚橋、獨山、趙村、下寺、山北、花鼓等鄉鎮。
遷入廣德的移民包括商人、手工業者、私塾教師和各類民間藝人，其中以墾荒農民為主體，“皖南廣德州自經兵燹後，人口凋殘，所遣孑遺不過什一，外來墾戶則居八九。該客民攜眷遠來自數千裡至數百里不等。”(《廣德州志·藝文志》)此外，戰後遣散下來的遊兵散勇也佔據一席之地。
在土客農民的共同努力下，廣德縣境內荒蕪多年的土地逐漸得到了開墾。到光緒五年(1879)，熟田開墾數累計為4517.5頃，佔原額田地的72%，到光緒中後期，荒田“已盡闢墾”，而這“悉賴該縣客民等遠來開墾之力”(《廣德州志·藝文志》)。
後來，光山縣皮影戲藝人餘雁堂、肖軒元等人也先後遷至廣德，當地土著開始向其拜師學藝，進一步擴大了皮影戲的流傳範圍。
移民遷入廣德後，將原地的生活習俗也隨之帶來。先前廣德居民的飲食結構與風味受吳文化影響較大，喜甜、淡，而較少鹹、辣，而今天的廣德人卻偏鹹喜辣，這種飲食風味的轉變主要是受到“喜辛辣品，……無椒薺不下著”的兩湖及河南移民的影響。
由於移民成分複雜，其中難免良莠不齊，“寧廣所屬以及餘泗一帶兵燹後，尤屬土曠人稀，凡外來開墾客民，良莠不齊，尤易涸跡”，“其莠民挑唆詞訟，強賣婦女，以及藏盜匿匪，聚眾抗官者，種種皆有，加以宣城、寧國、孝豐、安吉、建平、長興等處四面皆有匪徒，彼此互相勾結，……藉端漁利，滋生事端。”(《廣德州志·藝文志》)由此造成“土客積不相能，已如水火”的局面。同治九年(1870），“廣德等州縣，客民麋集，劫奪頻聞，強佔田宅，並造有會館，私藏軍器，動輒聚眾。”(《清穆宗實錄》)清政府不得不諭令曾國藩、張之萬等東南各省督撫派員彈壓。
秦首武《太平天國後廣德移民探究》一文研究：廣德縣地處蘇浙皖三省交界處，“川穀盤紆，襟帶吳越”，戰略位置非常重要。太平天國戰亂期間，這裡成為戰爭的重災區。由於戰亂及隨之而來的瘟疫，當時的廣德人口死亡殆盡，死亡總數接近30萬。太平天國戰亂後，在廣德及周邊地區掀起了大規模的移民浪潮。截止宣統三年(1911)，廣德縣移民及其後裔約25萬人，佔當時廣德縣總人數的82.5%。現在，近52萬的廣德人口中約90%以上都是外來移民的後裔。這場人口遷移運動規模大，時間長，從清朝同治初年開始，歷經光緒、宣統兩朝，一直持續到民國年間。
清光緒胡有誠等編纂的《廣德州志》卷十六《田賦志》中記載：由於清政府的招墾，“楚、豫各鄰省之民，絡繹來歸，坌集境內，墾荒納稅，併入籍與考，不久客民即為土民”。
根據1996年版《廣德縣誌》及調查所得資料，廣德移民分佈大致是這樣的：來自光山、羅山、商城、固始等縣河南移民主要分佈在縣境北半部的平畈區和丘陵地帶,如今邱村鎮的高湖、邱村、趙村、下寺、山北，誓節鎮的花鼓以及新杭鎮的彭村、流洞、新杭、磚橋、 獨山等村或社區。還有縣境西部、南部的丘陵地區和山區，如誓節鎮的蘇村、石鼓、楊杆，楊灘鎮的獨樹、月灣等村或社區以及四合鄉境內，現在的盧村、桃州鎮、柏墊鎮部分村或社區為河南、湖北移民的混居區。
原創作者：李勇，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中華詩詞學會會員、中國佛像印研究中心研究員、 河南印社社員、信陽市根親文化研究會理事會員、司馬光文化研究會理事、光山縣政協文史資料撰稿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