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期
作者简介
陈学明教授
上海市崇明岛人，生于1947年3月。主要研究方向西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外国哲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双聘”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副主任，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同济大学、东华大学、上海理工大学等高校兼职特聘教授。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首席专家、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全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会长、中国人学学会副会长、中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学术指导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发表论文500余篇，出版论著、教材、译著40多部。有4部著作被译成外文在国外出版。完成省部级以上研究课题20多项，其中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有两项。获得省部级以上各种奖励20余次，其中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5次，二等奖7次，三等奖5次；教育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3次；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1 次，上海市优秀教材一等奖1 次；全国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1次。有一部著作入选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另一部著作入选中华优秀图书奖。
内容提要
中国道路不可避免地与西方的资本现代性“纠缠”在一起，其原因就在于中国道路是在现代西方文明这个大背景下展开的。中国要开辟一条既能充分享受现代性的成果，又能把现代性展现过程中所要付出的代价降到最低限度的现代性道路，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而按照新自由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这两大思潮，中国要开辟这样一条“鱼和熊掌兼得”的道路并不具有合理性。能够为中国特色的新型现代化道路提供理论依据的是马克思主义，严格地说，是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关键就在于，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在现代性实现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负面效应并不是现代性逻辑所必然带来的，中国人民完全可以找出并逐步消除造成现代性走向反面的根源，从而在充分享受现代性的积极成果的同时，使所付出的代价降到最低限度。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以其深刻性和前瞻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中具有天然的“在场”权和话语权。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事实上的成功，则为这一道路的合理性给予了实践上的证明。中国人民有理由对这样一条道路充满着自信。
关键词：中国道路；新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 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合理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际上是一条中国独特的走向现代文明的道路。之所说是它是“独特的”，是因为它与西方的那条被认为是“别无选择的”、“普适的”现代化道路不一样。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产生了巨大的成果，整个现代文明都是这条道路的产物，但与此同时，正是这条道路也带来了诸多不幸甚至灾难。可以说，现代文明的创造是建立的巨大的代价的基础上的。中国是个后发现代化国家，如果中国完全按照西方的现代化的路子走，那无疑在享受现代化的成果的同时，也得承受现代化的负面效应。问题在于，中国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根本承受不起这种代价。很有可能，中国人民现代化的正面成果还未充分享受到，而代价已经使自己陷于万劫不复之地。面对这样一种局面，中国人民唯一的选择是走出一条既能充分现代化的正面成果又可使代价降到最低限度，即“鱼和熊掌能够兼得”的现代化之路。按照新自由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等的理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负面效应是与现代性的理念，与理性、科学、技术等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在某种意义上，现代化的负面效应是由现代性理念本身滋生的。人类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必然也得接受其负面效应。而能够为中国独特的现代化道路提供理论依据的正是马克思主义，严格地说是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并不把现代化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消极影响归结于现代性理念本身，而是强调是社会制度、生产方式，促使现代化走向了反面，强调现代性理念与现代化过程中的消极作用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由此看来，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事实上的成功，则为这一道路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给予了实践上的证明。中国人民对这一道路的自信既有理论上的依据又具实践的支撑。
陈学明教授
一、中国旨在开辟一条既能充分享受现代性的成果又要把代价降到最低限度的独特的道路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第一章一开头对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巨大作用的描述，实际上也就是对现代性辉煌的描述，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也就是现代性展现的过程。他们是这样说的：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式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 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发展，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创造出一个世界。”
“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西方社会自15世纪以来，随着启蒙的开启，就踏上了实现现代性的征程。 这一现代性确切地说，是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因为其主要的推动力是理性与资本的结盟。这种以资本与理性相结盟的方式为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现代性，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描述的那样，使社会摆脱了旧有的、固定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展现了超乎人们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神奇力量，生产力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实现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实现现代性的征程，自15世纪以来一直处于增长和扩张之中，现代人都在享用现代性所带来的巨大成果。
问题在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给人类带来无限享受的同时，也使人类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如果说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这种代价还刚呈现于前，人们还能承受的话，那么，到了20世纪末，这种代价已充分显示，人们对这种代价的承受快接近极限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第一章，在描述了资本主义生产力、资本主义的现代性的辉煌成就以后，马上笔锋一转，深刻地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力、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恶果。还是看一看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如何说的：
“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社会突然发现自己回到了一时的野蛮状态：仿佛是一次饥荒、一场普遍的毁灭性战争，使社会失去了全部生活资料；仿佛是工业和商业全被毁灭了。”
“随着资产阶级即资本的发展，无产阶级即现代工人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现代的工人只有当他们找到工作的时候才能生存，而且只有当他们的劳动增殖资本的时候才能找到工作。这些不得不把自己零星出卖的工人，像其他任何货物一样，也是一种商品，所以他们同样地受到竞争的一切变化、市场的一切波动的影响。”
“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敬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族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深刻地审视了资本主义生产力、资本主义现代性所带来的社会的衰颓、人特别是工人阶级的异化，审视了资本与理性的结盟亵渎了一切神圣的东西，不仅抹去了一切职业的神圣光环，而且无情地将温情脉脉的家族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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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社会孕育了资本现代性，资本现代性带来了“祸福相依”的现代文明。显然，资本现代性发源于西方社会，但它不仅仅是属于西方社会的，地球上的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会不可避免地卷入全球现代化的进程之中。15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实际上就是西方资本现代性全球扩张的历史。西方资本现代性不断地越过西方国家、西方文明的界限，把商品、工业、经济以外的东西，如政治、法律、社会、文化等体现的“资本现代性”的内容，送到了非西方国家和地区、非西方文明之中。
无疑，非西方的落后国家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现代性问题上的关系，就是学生与老师、模仿与原型的关系。西方文明似乎就是现代文明，而西方资本现代性的归宿似乎就是全球所有国家与地区的共同归宿。这样，非西方的国家与地区的历史似乎都只是现代性的史前史。如果用资本现代性的作为衡量标准，那么处于“史前史”的这些非西方的国家和地区，就可以被称为“野蛮地”。
当然，这些非西方的国家与地区卷入资本现代性的结果，不仅仅是享受到了现代文明的正面效应，与此同时也得忍受资本现代性所造就的磨难。资本现代性给予西方国家的那种繁荣昌盛，非西方的国家和地区领悟到了，而资本现代性在西方国家所表现出来的凶险，非西方国家与地区更有深刻的体会。所以，非西方国家和地区面对汹涌而来的资本现代性，往往所表现出来的不仅是兴奋，更有焦虑，这也在情理之中。
比起其他非西方的国家和地区，中国较晚走上资本现代性的道路，就现代性而言，有人把中国说成是“后发外生型”国家，即中国不但走上现代性道路较晩而且又主要是在西方资本现代性的影响下“被迫”地卷入现代性的洪流之中。 这样，即使中国跨入现代性的门槛时间不长，对资本现代性的“祸福相依”这一点的感受可能特别深切。
面对西方资本现代性的浪潮，在当代中国，似乎只有要么放弃对现代性的追求，要么执着地按西方的现代性的路子走下去这样两种选择。但事实清楚地摆在那里：第一种选择是要中国人民放弃对现代文明成果的享受；第二种选择由于置现代性的负面效应于不顾，很有可能中国人民现代性的成果还没有充分享受到，而代价却已把中国拖垮了。
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的选择呢？还有没有其他道路可走呢？
看来，中国必须选择一条既能充分享受现代性的成果，又能把现代性展现过程中所要付出的代价降到最低限度的道路，即“鱼和熊掌兼得”的道路。如果说原先的现代性都是资本主义的现代性，那么中国实际上要走出一条与资本现代性不同的道路。西方文明不等于现代文明，同样，西方的资本现代性不等于现代性。中国要追求的是社会主义的现代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条社会主义的现代性道路，它所追求的正是既能充分享受现代性的成果，又能把现代性展现过程中所要付出的代价降到最低限度，让中国人民在尽情享受现代性所给予的愉悦的同时，不会经受现代性的种种磨难。
中国道路是不可避免地与西方的资本现代性“纠缠”在一起的，其原因就在于中国道路是在现代西方文明这个大背景下展开的，在一定意义上，没有这个大的历史背景，也就不可能有中国道路，离开西方现代性大谈中国道路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但是，中国道路与西方资本现代性“纠缠”在一起，并不意味着中国道路无可选择地一定要全盘接受西方的资本现代性，并不意味着中国道路所追求的现代性一定是西方资本现代性的中国化，即西方资本现代性在中国的翻版，当然也并不意味着中国人民在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一定要如西方人那样在享受现代性的成果的同时必然经受现代性所带来的折磨。
二、按照新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思潮的观点，中国是不可能开辟新型的现代性道路的
中国要开辟一条既能充分享受现代性的成果，又能把现代性展现过程中所要付出的代价降到最低限度的现代性道路，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有可能吗？它究竟有没有合理性？
目前在西方世界，乃至在整个世界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思潮还是新自由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而按照这两大思潮，中国要开辟这样一条“鱼和熊掌兼得”的道路并不具有合理性，从而也是不可能的。
说及现代性，不能不谈启蒙，启蒙是现代性的前提准备和开端，这正有学者所指出的：“因为通常认为，现代性的基本观念来自启蒙运动的精神” 。而谈及启蒙，最权威的就是康德。康德撰有《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一文，在该文中他这样论述了启蒙运动的宗旨：“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自己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 康德在这里指出启蒙运动的宗旨就是使自己从“不成熟状态”下摆脱出来，而所谓“不成熟状态”就是“对自己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而之所以说这种“不成熟状态”是“自己加之于自己”的，是因为人本来实际上并不“缺乏理智”，而只是没有得到“别人的引导”从而亦就没有“勇气和决心”去运用自己的理智。对于什么是启蒙运动的基本精神和原则，他有一连串经典的表述：“Sapere aude![要敢于认识！]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 “公众要启蒙自己，却不有可能的；只要允许他们自由，这还确实是无可避免的。因为哪怕是在为广大人群所设立的保护者中间，也总会发见一些有独立思想的人；他们自己在抛却了不成熟状态的羁绊之后，就会传播合理地估计自己的价值以及每个人的本分就在于思想其自身的那种精神。” “这一启蒙运动除了自由而外并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而且还确乎是一切可以称之为自由的东西中最无害的东西，那就是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 “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并且唯有它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 康德在这里明确地把理性与自由视为启蒙的基本原则，尽管在他看来，人的理性是要依靠先知先觉者开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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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把启蒙与理性联系在一起，是符合实际的。在西方，启蒙原初就意味着人运用自己的理性能力从宗教的蒙昧中解放出来，它确立了理性在人间的至高原则。有学者曾经根据康德的论述，提出启蒙有着“永不过时的三大遗产” ：理性的自我批判能力;理性公开运用的勇气;自由而正义的法治秩序。这位学者所说的启蒙的“永不过时的三大遗产”正是现代性的核心内容。现代性正是在这“三大遗产”的基础上生成的。启蒙主义者都是这“三大遗产”的推崇者，当然也是现代性的推崇者。而西方的新老自由主义者在一定意义上都是启蒙主义者，新老自由主义者都崇尚启蒙，拥抱现代性。在他们那里，崇尚启蒙与拥抱现代性是一回事。而他们对启蒙和现代性的推崇，寻根究底，就是对启蒙的这“三大遗产”的推崇。
在当今世界的思想学术界居有支配地位的新自由主义者竭力维护和肯定启蒙、现代性的这些基本精神。他们反复强调的是，这些基本精神是当今世界唯一完美的、不可超越的人类宝贵精神财富，它们构成现代社会和现代主体的生存之基。正是现代性的内在驱动使近、现代的人类历史内涵之丰富程度达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程度。人类面对现代性是别无选择的，人类社会唯一的发展方向就是西方式的现代化模式。启蒙、现代性永远在路上，人类只有忠诚于启蒙和现代性，才有自己的出路和生机。新自由主义者用来为现代社会高唱赞歌和竭力辩护的理论依据就是从十五世纪以来逐步形成并不断完善的启蒙、现代性理论。他们的主要立足点就是启蒙、现代性的精神遗产是“永不过时”的。新自由主义者常常这样来说服人们必须接受现代性的基本原则：现代性反对蒙昧，而反对蒙昧依然是当下时代的任务；现代性提倡自由，而追求自由依然是当下时代的主旋律；现代性相信理性，而崇尚理性依然是当下时代的思维方式。
新自由主义者对待现代性的基本立场大致可以归结为：其一，全盘肯定现代性的成果，在他们眼里，现代性永远是无限美好的，现代性就是“真、善、美”，现代性对人类只有正效应，没有负效应，或者说负效应相对于正效应可以忽略不计；其二，现代性的所有给人类带来的这些美好成果都来自于启蒙、现代性的“精神内涵”，肯定现代性就是肯定启蒙、现代性的“精神内涵”；其三，现代性的展现具有唯一性，这就是15世纪以来在西方世界所出现的那种现代化模式，这种现代化模式具有普适性。
启蒙、现代性在起源上的西方属性与进步性，使得新自由主义者在现代性问题上形成了一种“意识形态的霸权”，这就是使他们有理由这样去宣扬：西方社会终结了人类现代性的其他可能性，西方现代性方案作为人类走向现代过程中的最优选择，具备了无条件对外扩散的至高道义优先性。有学者深刻地指出：“在此背景下，广大后发民族国家应当而且只能走一条道路，那就是就照搬西方现代性方案。这种意识形态的幻象在很大程度上也为殖民主义现代性的侵略与扩张披上了神圣的外衣，似乎使殖民主义现代性历史本身成为最高的道德律令。因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唯一可能性无外乎就是无条件、无差别地延续西方现代性的基本方针。”
这些新自由主义者从其对现代性的基本立场，即现代性问题上的“意识形态霸权”立场出发，“合乎逻辑”地得出结论：中国要开辟一条新型的现代性道路是不可能的。中国要实现现代性唯一的选择就是走西方式的，也是普适的现代性道路。在他们看来，企图在这一普适的现代性模式之外，去探索另一种新的什么现代性模式，实际上是对现代性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遗产的挑战和否定。由于新自由主义者所宣扬的是整个世界必须“无条件、无差别地延续西方的现代性”，而且 这样做符合“最高的道德律令”，具有“至高道义优先性”，从而在他们看来，中国企图在这种西方的现代性之外寻找另一种独特的现代性，是“大逆不道”的。
后现代主义者在什么是现代性的精神内涵这一点上，即认为理性是现代性的精神内涵这一点上，与新自由主义者应当是一致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不是一味地看到现代性的积极成果，而与此同时也正视现代性展现过程中所伴随的消极效应，不是一味地赞颂作为现代性的精神驱动力的理性的正面作用，而与此同时也正视理性把现代性引向反面，从而他们对现代性，对理性展开了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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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市场经济为根基、以自由理性为内核、以个人主义和民主政治为向度的西方现代性，成为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宰制着现代社会。但是历史无情地表明，由于现代性其自身内部矛盾而呈现出一种张力，现代性给人类所带来的并不是无限光明，而且还有黑暗与灾难。
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出现了波澜壮阔的现代性批判，而后现代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相对应，也开始流行起来。后现代主义者高举现代性批判的大旗，直面人类的生存困境，尤其是战争和其他现代灾难事件给人类带来的巨大冲击，从理论上探索现代性困境的深层根源。他们把批判矛头直指现代性的核心范畴——理性，把现代性批判变成理性主义批判。他们在现代性范畴与启蒙精神之间建立同一关系，进而又在启蒙精神与工具理性之间建立同一关系。他们强调，导致现代性陷入危机和困境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理性”，因为“理性”本来就是矛盾的产物，是带着矛盾来到“人”的世界里的。启蒙主义者、现代主义者所推崇的“永 不过时的遗产”，在他们眼里，同时也是人类无法摆脱的“包袱”。在他们看来，随着理性的失落，现代性也已跌落神坛。
他们对现代性、理性主义的批判，主要表现于他们对从理性演化为工具理性的揭示。韦伯通过“合理性”、“合理化”这些概念开创了将现代性作为工具理性批判的先河。后现代主义者基本上承继了韦伯的批判思路，强调工具理性是理性极端化的表现，当知识与权力结盟，理性就必然走向工具理性，理性需要工具理性为其合理性提供合理化合法化证明。“所谓工具理性，是指随着大机器生产的发展，人的主体性逐渐让位于工具的主体性，从而使工具成为人的实际统治者，人的生活方式乃至存在方式都被工具化，目的和手段关系被完全颠倒了。” 后现代主义者要说明的正是“工具理性是人的主体性逐渐消解并最终本质性失落的表征”。他们揭示了工具理性的滥觞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一方面“人死了”，“人被技术所控制，人失去了批判性和超越性，世界成为一个机械的、冷冰冰的物的世界”；另一方面，“工具理性正是人类中主义得以确立的关键性前提。技术与人类中心主义联姻，又使工具理性得到进一步的膨涨，其结果是人与自然关系的破坏，从而造成生态危机”。
后现代主义者对现代性的批判非常尖锐，但关键在于，他们真正找到了现代性的病根了吗？实际上并没有。严格地说，他们对现代性的批判主要是一种“观念论”的批判，因为他们主要是揭示现代性的精神特征和精神原则，没有进一步深入到揭示这些精神特征和精神原则的社会历史存在论基础。他们所展示的理性演变为工具理性的过程以及所揭示的由此带来的不良后果确实没有多少可以挑剔的，但他们认为这一过程是必然的，不可改变的。也就是说，他们把现代性、启蒙精神定向为一种“工具理性”，强调这是理性的必然归宿。这样，在他们那里，现代性的危机就是启蒙精神的危机，理性主义的危机。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可清楚地看到，后现代主义者强调的是现代性在展现过程中所出现的那些消极效应是同现代性的核心精神原则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是这些核心精神原则本身所带来的，从而也具有必然性，是不可避免的。选择了现代性，也就选择了这些核心精神原则，也就得接受由此带来的负面效应。现代性有正效应，也有负效应，而且随着现代性的深入展现，后者的成分越来越多，关键在于要明了，正效应、负效应都是与现代性的核心精神原则捆绑在一起的，不可能只要前者而不要后者。
这样，按照后现代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由于所要追求的正是在充分享受现代性的正面效应的同时，把负面效应降到最低限度，从而并不具有合理性。中国如要选择现代性的道路，那就应准备承受现代性所带来的种种不良后果，准备付出沉重的代价，但倘若感到无法承受这些不良后果，经受不起代价，那么就干脆放弃对走现代性的道路。西方面对现代性，主要有两种截然有别的思潮：一是坚守现代性的新自由主义；二是批判现代性的后现代主义。我们看到，不但坚守现代性的新自由主义认为旨在既充分享受现代性的积极成果又要把代价降到最低限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不具有合理性，而且批判现代性的后现代主义也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企图“鱼和熊掌兼得”仅仅是一厢情愿。
三、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为中国特色的新型现代化道路提供理论上的依据
能够为中国特色的新型现代化道路提供理论依据的是马克思主义，严格地说，是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论。
马克思与后现代主义者一样都看到了现代性展现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弊端，都对此展开了激烈的批判，主要在于，这些弊端是如何造成的？它们是可以改变的吗？正是在这关键的问题上，马克思与后现代主义者形成了尖锐的对立。
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绝不如后现代主义者那样仅仅是“观念论”的批判，即马克思绝不仅仅是“观念的历史叙述”，而是开辟了“现实的历史叙述”。马克思的这种批判绝不停留于观念的层次上，而是把矛头直接现代社会的存在论的根基，正如海德格尔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深入到历史的本质的维度之中了。按照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论，现代性展现过程中之所以导致了如此多的不良后果，问题不是出在现代性的理念本身，不是由现代性的精神原则，即理性带来的，笼统地把现代性的恶果归结于理性、知识、科学是不公平的，而应当追溯隐藏在所有这些背后的“物质”的动因。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也正视现代社会中价值理性向工具理性的“蜕化”，但并不认为这种“蜕化”是由理性本身所必然带来的，而是认为是理性背后更深层的社会的原因在导致理性的这种“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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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认为，隐藏在理性背后导致现代性日益走向反面的是“资本”。马克思强调是资本这一现代社会的存在论根基，才把现代性引向这种可恶的不归路。马克思用“资本”这一范畴将现代社会概念化了，用“资本”置换掉了“现代性”。这样，我们就有理由把马克思对现代性批判说成是“资本现代性”批判。对于这样做的意义与实质，有学者总结说：“这不是简单的置换，而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向：从‘观念的历史叙述’向‘现实的历史叙述’、从历史唯心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向。毫无疑问，只有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深入到历史的本质的维度之中，才能洞察现代性的内在本质。……对资本的总体性的考察是对现代性的总体性考察的当然前提，或者坦白地说，对资本总体性的考察实质上是对现代性总体性的考察。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本质是资本批判。”
资本是现代性的本质范畴，现代性实质上只是资本本性的意识形态化，是资本逻辑在人们观念领域中的呈现。马克思对现代性展开过程中负面作用的批判，也就是对资本展开过程中负面作用的批判，马克思认为现代性本身包含着对立、冲突、分离、悖论，也就是认为资本本身包含着对立、冲突、分离、悖论。马克思曾明确地指出：“在资本的简单概念中已经潜在地包含着以后才暴露出来和那些矛盾。” 就这样，马克思把导致现代性出现“坏”的方面的真正根源揭示出来了。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的最大误解在于，认为马克思也如后现代主义者那样把现代性的原则界定为理性，或者认为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原则是理性与资本的混合，从而强调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也是一种理性主义批判。这是用后现代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来解读马克思，或者说把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化了。马克思在早期，例如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确实曾经依据理性法和理性基础国家的理论基础批判资本主义、批判现代性，当然“这种批判无疑是立足于启蒙理性”之上，但是不能因此就断定在马克思那里，“现代性的逻辑即理性。事实上，过不久，马克思对这种基于理性主义的批判持怀疑态度，马克思不断地加以思考：究竟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制利益决定了国家和法的理性，还是国家和法的理性决定了现实的物质利益？有学者指出：“这是马克思一直思考的问题，即启蒙理性与现代性究竟有没有那么密切的关系？现代性的逻辑在现代社会真的就是理性吗？马克思认为并不是。” 确实正如这位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关键就在于，马克思后来认识到了资本才是现代性的逻辑原则，一改原先把现代性的逻辑界定为理性的传统。理性原则与资本原则相比，只是后者的一种表面解释而已。“在马克思那里，资本取代理性成为现代性的逻辑。资本比理性更能够明晰地解释现代性问题，同时，资本比理性更能够明晰地解释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本质。” 马克思把资本而不是把理性视为现代性的基本原则，把现代性批判变成资本批判，不但使他找到了造成现代性走向反面的真正的根源，而且也与强调现代性走向反面是不可避免的观点划清了界限。
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与后现代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的区别点可以归结如下：其一，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虽然与后现代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一样都激烈地批判了现代性，但并不像后者那样全盘否定现代性的成果，而是强调对现代性持辩证的态度；其二，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在揭示现代性的种种弊端时，并不像后者那样简单地把这些弊端归结为理性，而是揭示理性背后更深层的“物质”原因，即资本逻辑，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并不是一种“观念论”的批判，而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资本现代性的批判；其三，正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并不把现代性的弊端归结为理性，而是归结为资本，从而并不像后现代主义那样认为现代性走向反面是现代性的逻辑展开的必然结果，并不像后现代主义那样强调现代性走向反面是必然的，不可以改变的；其四，这样，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就不会如后现代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那样得出结论：人们选择现代性就必然要承受由此带来的痛苦与不幸，倘若不想承受这些痛苦与不幸，那只能放弃现代性，回到前现代去，而是强调只要改变造成现代性走向反面的真正根源，即正确地限制与驾驭资本，创建一种与资本现代性不一样的新的现代性，就实现“鱼和熊掌兼得”，即既能充分享受现代性的积极成果，又可避免承受现代性展现过程中所做出的沉重代价；其五，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强烈要求现代化运动不是与资本主义而是与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提出了实现现代性的资本主义形式与社会主义形式之间的区别，这样它就对现代性以及现代化运动的负面效应的揭露和批判变成了对社会主义理想追求的必然性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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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了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与后现代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的这些区别，就可明白正是这样一种理论可以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提供坚实的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以其深刻性和前瞻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中具有天然的“在场”权和话语权。关键就在于，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既然在现代性实现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负面效应并不是现代性逻辑所必然带来的，那么中国人民完全可以找出并逐步消除造成现代性走向反面的根源，从而在充分享受现代性的积极成果的同时，使所付出的代价降到最低限度。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宗旨正在于此，而这样做有着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的强有力支撑。中国人民有理由对这样一条道路充满着理论自信。
四、实践业已证明中国选择走这样一样道路是正确的
中国人民对自己选择的道路的自信心不仅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的支撑，更基于实践上的成功。现实生活是判定一条道路、一种选择是否具有合理性的根本标准。中国这几十年的成功，证明了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指引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旨在既能充分享受现代性的积极成果，又把代价降到最低限度是完全有可能做到的。
中国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一开始就与现代性“纠缠”在一起，中国人民是在与现代性“纠缠”的过程中开辟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的。
中国人民坚持辩证地对待现代性。只要把现代性放在辩证的视野中加以思考就可知道，现代性是可以选择的，中国就是要创建一种适合自己国情的新现代性。中国实践的成功，是中国人民辩证地对待现代性，创建新的现代性的成功。
中国人民在面对和处置现代性问题上的成功经验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5点：
第一，坚持现代性的发展目标，决不放弃对现代性目标的追求。中国自近代以来，就有实现现代性的梦想，中国追求现代性的过程是与中国近代以来的启蒙过程是相一致的。尽管这一过程是那么曲折，但先进的中国人从来也没有放弃过这一梦想。当中国处于最有可能实现这一梦想的历史时刻，就更不会放弃这一梦想。虽然中国人民看到了现代性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如此大的消极影响，但中国人民还是以积极的态度进入现代性的进程以发展自身。
第二，不是停留于“片面的现代性”，而是全面地实现现代性。中国所要实现的现代性，并不是局限于社会的某一领域，而是在社会的方方面面都要实现现代性。实际上，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性主要是“单向度现代性”，这就是说，主要是在经济领域实现现代性，而我们中国所追求的是“多向度现代性”，即在经济发展、政治建设、文化创新、社会进步以及人的现代转型等方面全面地赋予现代性的价值。在中国，“强起来”是“富起来”的升级版，与此相应，“全面的现代性”也是“片面的现代性”的升级版。
第三，根据复杂现代性的现实，正确驾驭各种矛盾。正视在当代中国，现代性总是与前现代性、后现代性交织在一起这一客观事实。在深刻认识现代性的复杂性的基础上，知道自己是如何卷入现代性的复杂的矛盾与关系之中，从而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处置这种复杂性的政策措施。当认识到应当并致力于超越现代性时，千万不能忽视我们的社会实际上还存在着的许多前现代的东西，现代性在中国还没有完全确立，从而应当继续关注如何用现代性来消除前现代性。
第四，正视现代性的负面效应，找出造成负面效应的真正根源，从而逐步消除这些负面效应。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人们往往突出某一目标而忽视其它目标，从而往往为了实现某一特定的目标而不惜采取一些损害其它目标的手段。为了“富起来”这一目标， 我们必须充分利用资本，对利用资本可能带来的有损于其它目标的实现这一点，暂时不加以过多考虑。现在在我们的目标系统中，“强起来”成了主要目标，那么对资本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就非但不能忽视，而应着重关注加以切实克服，否则就无从谈及“强起来”。
第五，在实现现代性的同时还超越现代性，通过超越现代性来使自己真正“强起来”。必须明确，不仅批判现代性是为了超越现代性，而且实现现代性也是为了超越现代性，把超越现代性作为自己最为根本和彻底的任务。如果说我们在致力于“富起来”之时关注的重点是如何实现现代性、如何利用资本，那么，在致力于“强起来”之时就应当较多地关注超越现代性、超越资本。中国的真正“强起来”必然不是完全建立在实现现代性、利用资本上，而是必然与超越现代性、超越资本联系在一起。已经基本实现了“富起来”的当下中国，完全有条件超越现代性，进行新的现代性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本质上是对当代中国既实现现代性又超越现代性的一种理论规划。
中央党校亭台一角
《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托马斯•皮凯蒂指出：“数十年来，中国一直在摸索自己的模式，从19世纪至20世纪西方实践经验的成败中汲取教训，同时立足于本国国情，寻找一条融合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优点的道路。” 我们可以对他所说的“融合”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说法表示异议，但不可否认他表述了一个事实：中国这些年来的成功离不开正确地对待本属于资本主义的一些东西。中国道路与现代性的“纠缠”说到底是与资本的“纠缠”。中国道路正确面对现代性，说到底是正确面对资本。尽管现代性的许多弊端源自于资本逻辑，但中国人民并不因此而丢弃资本，因为中国人民明白，中国要实现现代性，离不开资本逻辑这个现代社会的基本元素。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中国道路面临社会发展的基本事实是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实质上是资本扩张的全球化，是资本逻辑的全球性扩张。中国加入全球化，也就意味着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和范围内接受了资本逻辑。在这个意义上，资本逻辑是中国道路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道路不能没有资本逻辑这个现代社会的基本元素。” 当中国人民利用资本逻辑这个强大的动力系统来发展生产力时，也并没有忘记资本逻辑毕竟还会导致一系列消极作用，所以，中国人民所做的选择是：充分展现资本逻辑“伟大的文明作用”或“非常革命”的方面，“而这又以遮蔽、压制资本逻辑的‘邪恶性’为前提”。 中国道路利用社会主义制度和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优势，致力于消除资本逻辑的种种消极作用。中国道路的复杂性、艰巨性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体现在对资本逻辑既要利用，又要限制，在利用与限制之间保持“张力”的复杂性与艰巨性上。中国人民在走向现代性的道路上，如想既要享受现代性的积极成果，又要使现代性的消极作用降到最低限度，就必须正确地面对资本，即在利用资本与限制资本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而中国人民在正确面对资本方面所取得的成功，哪怕是沿着正确的方向跨出了可贵的几步，也足以表明：中国开辟一条旨在既要享受现代性的积极成果，又要使现代性的消极作用降到最低限度的独特的现代性道路，是完全可行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2、陈嘉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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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漆思等：《理性与资本》，《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7期。
8、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中文版序言”，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
文章 |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8年第6期
图文排版 | 思想先声编辑部
风景图 | 转自“大有公社”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