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不勒斯，成為罪犯不是偶然，是“傳統"，而命喪街頭的年輕人越來越多。
路易吉被巡邏隊槍殺的時候是17歲，那是在凌晨4點半，他騎著摩托穿過那不勒斯市中心，正準備搶劫一輛奔馳車上的三個人，而他的同伴正要掏出假槍威脅他們。
烏戈死的時候只有15歲，當時他把汽車停在城中一個街區，手裡轉著假的左輪手槍炫耀著，附近的憲兵以為他要開火，於是朝他開了槍。而前幾年一個16歲的男孩，甚至只是因為闖入了正在封鎖的街道禁區而被打死。
走在那不勒斯的路上，遇到一場不同黑手黨組織間或是與警察的交火是件平常事，而橫屍街頭的面孔越來越年輕。
這些“意外死亡”的青少年大都出身於那不勒斯最貧困的家庭，懷著對黑幫生活的幻想加入組織，如今在那不勒斯勢力最大的黑手黨“格莫拉”的支持下，大大小小的“嬰兒黑幫”正在接管城區，意大利全國25歲以下被拘留的黑手黨成員中，那不勒斯佔了三分之一。
然而，“嬰兒黑幫”成員的真實生活遠沒有想象中電影《教父》中那樣神秘又盛大。
那不勒斯老城區。圖片：AFP
“嬰兒黑幫”
2015年，19歲的“教父”西比洛（Emanuele Sibillo）被槍殺了。殺手，是同屬格莫拉的一幫“嬰兒黑幫”成員。
西比洛生前就是監獄常客。15歲時他因為持有槍械而第一次入獄，接下來的幾年裡，他憑藉能讀懂書刊報紙而受到提拔，出色的管理才能令他成為了那不勒斯Forcella區的“小教父”。
2013年起，西比洛謀劃起自己的大事業：同其他幾個格莫拉老幫派開戰，帶領自己的手下接管整個那不勒斯。壯志未酬，僅僅兩年後，他就死在了更年輕的黑幫成員手裡。
格莫拉是意大利勢力最大的黑手黨幫派之一，與西西里黑手黨的金字塔結構相比，格莫拉是水平結構，各個家族之間獨立行事，因此更容易發生爭執，但這也使得格莫拉更具韌性，即便高級別的“話事人”、“教父”被捕或被殺，殘餘勢力中很快就會湧現出新的組織。
格莫拉前頭目帕斯誇萊·加拉索斯（Pasquale Galasso）曾在法庭上說：“坎帕尼亞（格莫拉所在大區）可能會變得更糟，你們每打掉一個格莫拉，從中可以再發展出十個。”
格莫拉在那不勒斯的據點之一Le Vele。圖片：AFP
從2000年開始，隨著格莫拉幾名重要的成員被捕，要麼進了監獄，要麼成了法庭上的證人，組織出現真空，給了年輕人上位的機會。如今格莫拉正在通過社交網絡吸引更多人加入，他們組成了一個個格莫拉的“嬰兒黑幫”，並渴望成為其中的“小老闆（baby boss）”。
意大利反黑手黨調查局（DIA）在2019年的報告中說，犯罪組織的主力由年齡在18至40歲之間的年輕“新兵”構成。特別是在意大利南部，兇狠的青少年團夥正在增多，在過去的15年中，許多黑手黨案件中的嫌疑人年齡在14至18歲之間。
成為格莫拉成員曾經是一種與生俱來的權利，傳統上家族和他們所控制領地的成員都以老闆的姓氏為姓，新人來自幾個主要的家族。但今天，許多新成員與黑手黨沒有家族關係，姓氏不再是種榮譽，精神病專家和黑手黨專家科拉多·德·羅薩（Corrado de Rosa）說： “過去，他們是‘老闆’的僕人，現在，他們正在慢慢建立自己的犯罪集團。”
格莫拉的黑話中，人們常常把這些“嬰兒黑幫”叫做“小漁船（paranza）”，這些“食人魚”一般的青少年在15、16歲時便擁有了自己的左輪手槍，每個小漁船有一個11歲到16歲左右的首領，他們來決定團隊裡誰偷搶、誰販毒、誰來兜售戰利品。
深夜裡，值班警員減少後，“訓練活動”開始了。他們最喜歡的能夠顯示自己支配姿態的活動是stesa，來源於意大利語“鋪開（stendere）”一詞 ：幫派成員們擠滿街道，摩托車的轟鳴聲和隨意射擊的槍聲交織在一起，無辜路人如同屍體一樣被迫趴在原地，才能逃過狂笑中往來不斷的數百發子彈。
電影《少年黑手黨》，改編自羅伯託·薩維亞諾（Roberto Saviano）同名小說。《少年黑手黨》和薩維亞諾的成名
改變命運
西比洛死後，幫派給他打了一座紀念像。就在那不勒斯市中心小巷的一個院子裡，門邊高大的金屬櫃中放著這位小教父的陶瓷胸像，四周是新鮮的白玫瑰。如果不是因為他時髦的鬍鬚和髮型，那可能會被認為是一個聖人。
更多成員則像在街頭搶劫而被巡邏隊槍擊死去的路易吉一樣，他們遠沒有西比洛這麼幸運。據意大利媒體報道，17歲少年路易吉來自一個貧困的犯罪家庭。但他有機會脫離格莫拉，被殺之前他正在接受職業培訓，學習成為一名披薩餅廚師。
這是意大利政府針對他們制定的重返社會政策，如果罪行較輕，可以經過赦免後回到學校，或是學習一門謀生手藝。然而，在那不勒斯這樣的城市，像路易吉這樣，出身於犯罪家庭已然決定了他們未來悲劇的起點。
法國M6電視臺“嬰兒幫派”紀錄片中的“小老闆”。圖片：Télérama
在歐洲其他地區，郊區青少年犯罪是一個典型問題，那不勒斯卻有所不同。 在這裡，郊區不是地理概念而是社會概念：在市中心，繁華的海濱度假酒店背後是另一個那不勒斯，這裡狹窄幽暗的街巷如同城中村，社會流動的媒介既不是學校，也不是家庭，也不是工作，而是越來越不加區別的暴力和野蠻行為。
而那不勒斯青少年犯罪還有另一個顯著特點。其他歐洲大城市中，青少年犯罪通常與移民潮聯繫在一起，但那不勒斯青少年罪犯很少有“外國人”，大都是土生土長的本地人，幾乎都是下層階級弱勢家庭的兒童。
2017年，歐盟統計局將那不勒斯及周邊的坎帕尼亞地區列為歐洲最貧窮的地區之一，其中15至24歲的人中有一半失業。意大利經濟形勢不好，學校吸引力不大，不能成為這些年輕人未來工作和生活的跳板。在他們看來只有暴力和犯罪才能成功並獲得社會地位，這是找到一份“職業”、尋求身份認同的快捷方式。
他們幾乎全部來自破裂的衝突家庭——充滿毒品和犯罪問題：他們的父母比意大利父母平均年齡年輕得多，家中有更多的孩子，受教育水平很低，通常母親失業，父親做一些不需要特殊技能的工作。青少年罪犯的兄弟、父輩甚至祖父輩也是監獄常客。 路易吉和烏戈就是這種情況。
這些進過少年拘留所的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最終還會進入成人監獄。根據那不勒斯第二大學黑手黨與腐敗研究中心（ReS Incorrupta）的調查，這些組織中許多年輕人甚至從未走進過中學教室，只是勉強完成小學教育。
根據黑手黨與腐敗研究中心的數據，有46.1％的年輕人像路易吉一樣參與了重返社會計劃，但仍然再度因盜竊、搶劫、殺人、販毒或攜帶武器入獄，幾乎沒有人能夠完成學業或職業培訓。
10月底，“嬰兒幫派”在那不勒斯爆發的反封鎖抗議中與警察對抗。圖片：The young witness
更壞的結果是，在街頭鬥毆中這些孩子，往往會被格莫拉的其他成員唆使或施壓，不假思索地衝在前面，成為第一個犧牲品。
暫時苟活下來的“小老闆”們慶幸於命運翻盤，於是大肆在社交媒體上曬出自己的功績。他們摒棄了幫派老套的低調行事作風，在Facebook頁面上，他們或是出現在海灘派對上，或是坐在紅色法拉利裡，赤裸上身的年輕人晃著手腕上的金色勞力士，腹部側面的槍支紋身也要顯露出來，有人在胸前紋上Amato的姓氏，這是他曾在交火中為格莫拉現任老大拉斐爾·阿馬託（Raffaele Amato）出頭的驕傲標誌。
這些“炫耀”很自然地成為傳說，吸引著更多年輕人加入“嬰兒黑幫”。
回到起點
既沒有像西比洛一樣死得“光榮”，也沒有像路易吉一樣籍籍無名，自認黑幫血統純正的戴維德，他的一家都以在那不勒斯海濱地區的走私犯罪出名。
他“引以為傲”的案子有三件：第一次，他14歲，為捍衛家庭榮譽拿刀捅了別人；第二次，他拿著一把左輪手槍搶劫了菸草店；第三次是在組織的‘試用期’，他在海灘附近找了一家不錯的餐館，每兩週向店家收1萬歐元保護費。
“這讓我贏得了自己的位置。”他說。
但現在，收留他的是意大利未成年人刑事研究所（IPM）。自1988年以來，那不勒斯及周邊地區最危險的少年犯都被送到杜卡勒宮（Palazzo Ducale），這是一座位於那不勒斯以北45公里的一個山谷中的城堡，如今是意大利未成年人刑事研究所的改造課堂。
少年犯在杜卡勒宮接收改造。圖片：Le Monde
來到這裡的“小老闆”們年齡在14到24歲，結束改造後可能還要服刑多年。在這個封閉房間裡，幾乎所有的人都穿著運動服和拖鞋，精心梳著他們的標誌性髮型，臉上掛著挑釁的笑，隨意坐在大廳的紅色扶手椅上。
在他們的檔案中，犯下的罪名包括敲詐勒索、殺人未遂、武裝搶劫等等，有人甚至從11歲開始從事犯罪活動。即便在IPM中，仍然麻煩不斷，有人藏大麻，有一人在室外足球課上試圖逃脫被抓回，還有兩人自殺未遂。
監獄心理學家塞萊斯特·喬爾達諾（Celeste Giordano）在與這些少年犯們交談過後說：“他們之中很多人認為這是命中註定，受到那不勒斯地區宗教和迷信的影響，他們說自己知道會在年輕時就死去。”
戴維德說，他不會離開這個“行業”。他的三個姐妹和母親時常來看他給他鼓勵，父親也斷斷續續地來過幾次。他挑釁性地向同伴和輔導人員們宣佈，這裡的生活“是炸彈”，並毫不愧疚地表示自己“正等著審判”。
而來自那不勒斯最貧困郊區的17歲的馬特奧在心理專家的溝通中流露出悔意，他知道自己在結束改造後，要在成人監獄裡待到40歲。
“我五年級就離開了學校，因為在我們那裡，只有拼命掙扎才能生存，”這名少年把臉藏在濃密的捲髮下，嘆了口氣，“當然，在這裡很難，但我母親比我更痛苦，因為我的另外兩個兄弟也進了監獄。”
一名少年犯坐在杜卡勒宮的院子裡。圖片：Le Monde
那不勒斯少年法院院長帕特里齊亞·埃斯波西託（Patrizia Esposito）認為：“這些青少年都想要獲得一切，但他們首先是悲劇性家庭以及社會經濟環境嚴重惡化的受害者。‘嬰兒黑幫’接手了他們前輩們留下的領地，這是代際相承的犯罪，是犯罪亞文化脫軌於公共秩序的結果。”
除了意大利文和英文課等基礎課程外，IPM還鼓勵他們學習嘻哈文化和繪畫等興趣課。在埃斯波西託看來，無論是閱讀、戲劇、說唱、足球還是做披薩，重要的是讓他們“改變對世界的觀點”，讓他們明白他們可以“合法地實現自己的價值”。
少年犯的繪畫課。圖片：Le Monde
一些年輕人得救了。黑眼睛的克勞迪奧將在幾周後被釋放，儘管他還不確定自己到底能做些什麼，但他說：“我的母親很有勇氣，她離開黑幫管控的南方，去了北部的城市，我的哥哥也跟隨媽媽去了，現在他在餐廳工作。我希望能去和他們一起重新開始生活，我希望我有這種力量。”
也有人認為，依靠每月800歐元的零工，很難在貧苦的郊區得到幸福，因此幾天後就重新回到幫派，夢想找回自己“大人物”的生活方式。
曾經教“小老闆”們寫說唱歌詞的音樂製作人盧卡里埃洛接到過“畢業生”的電話：“他對我說：‘我尊敬你，但我必須告訴你，我不能再這樣生活了。’我什麼都無法回應，這個世界對他太難了。”十天後，他聽說了這個年輕人的消息——他又拿起了武器，隨他的幫派去往一場血腥的復仇。
對於這樣的惡性循環，那不勒斯經濟學家弗朗切斯科·格里羅 (Francesco Grillo)的解釋是：“意大利政府已經對這些地區投入了很多，但格莫拉的力量早就已經滲透到公共行政部門和金融市場裡，唯一的結果是統治階層和格莫拉更加沆瀣一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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