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过了而立之年，总觉得渐渐成了社会中坚力量，志得意满、精力充沛，难免时时责任感爆棚，今天劝人从良、明天拉人下海或许有些费神，但偶尔助人为乐一番的确是分内之事。比如约上刚拿了驾照的妹子，做一次陪驾，兜个小风，这种套路近百年前就已被人玩得很畅快了。而当这样的小浪漫穿插于中国1925年的湍流之中时，恐怕就不那么好玩了。
哥伦比亚俱乐部外的血案
1925年6月15日，仲夏的上海，到了夜晚微风薰人。32岁的英国人、公共租界工部局电气处绘图间的打样员麦根齐与女友邓肯正打算驱车前往公共租界西边的大西路（今上海延安西路江苏路以西段）的酒吧一同宵夜。晚上8点三刻，他们驾车自麦特赫斯脱路（Medhurst Road，今上海静安区泰兴路）出发，行至梵王渡（原为吴淞江渡口之一，在今万航渡路）附近时遇到了驻守于此的水兵。水兵告诉二人，因近来周边华界居民抗议工部局在此筑路，前面的道路已被附近华界暴徒挖断，恐怕无法前行。水兵大概还年轻，不太了解驾车带妹子兜风的男人正需要艰难险阻以突出老司机的所向披披靡。麦根齐自然是一笑而过，一脚油门扬长而去，但却因此错失了挽救自己和亲密爱人的最后机会。
1925年6月17日《申报》对于哥伦比亚俱乐部外谋杀案的报道
车行至开司惠克路（Keswick Road，现凯旋路）哥伦比亚俱乐部（即今天的网红打卡地上生新所）附近时，突然从路边窜出六七个身着苦力衣服的中国人，挡住了去路。供职于租界工部局的麦根齐大概觉得这又是一次租界中常见的贫苦华人拦车乞讨的伎俩，遂下车用英语叱骂这几个中国人。见这几人无动于衷，麦根齐又改用中文继续开骂。
哥伦比亚俱乐部，即今天的网红打卡地“上生新所” 摄影：高翔
听到了乡音，即便不是原装的，但也显然产生了效果，几人终于有了反应。只可惜这几人并不是想索钱，而是要索命。其中有人听罢麦根齐的叫骂，竟掏出手枪，对着麦根齐就是一通乱射。麦根齐见状即刻返身狂奔，意欲一跃跳进车内。但刹那间子弹已纷纷穿透了麦根齐的胸口、脖颈等处。飞溅的鲜血随着麦根齐一同涌进车内。刚刚还沉浸于仲夏浪漫之中的女友邓肯见状赶紧发动汽车，载着血流如注的麦根齐逃离现场。但几个中国人紧追不舍，一边飞奔一边继续开枪射击。
正在驾车的邓肯成为了新的目标，其胸口和手臂被流弹擦伤。毕竟是刚拿到驾照没多久，邓肯的车没开出多远就一头栽进了大西路边的深沟中。这几个中国人见此情形纷纷围拢而来。而正当此时围观群众也蜂拥而至，这几人见势不妙只得赶紧向西面华界旷野逃窜。
巡捕迅疾赶来，但为时已晚。麦根齐身中18枪，其中数枚子弹打穿了颈部大动脉，使其当场身亡。邓肯被送入公济医院救治，虽然为流弹擦伤，但幸无生命危险。
收治邓肯的公济医院，后改为上海第一人民医院
因为事发华界与租界的交界处，犯案手段又如此残忍，自然引起了华洋两界的高度关注。究竟是华界居民的排外暴力活动还是私人恩怨？一时间传言四起。
善于挖掘猛料的沪上报界乘势迅速行动了起来。但唯一对得起围观群众好奇心的只是麦根齐的家庭情况。报载麦根齐家住公共租界新闸路70号，已有妻室，育有一子，时年8岁。他和邓肯小姐的婚外关系一度成为了案件调查的方向。受北洋政府上海县知事李祖夔委派，参与案件联合调查的交涉公署洋文秘书王镜舜曾赴公济医院询问邓肯。但这位供职于英商班达蛋行的26岁澳洲女子始终只说自己与麦根齐见面是为了练习驾车，其他皆一概不语。
位于上海杨浦区腾跃路的英商班达蛋行旧址原貌，2015年被拆除
“五卅惨案”与风口浪尖的“越界筑路”
租界与华界当局对此案的联合调查最终无疾而终。参与暴力袭击的中国人奔向旷野后，如湮没于历史之中。但历史的有趣之处就在于，曾经看似偶然的事件，当被重新至于历史的经纬之中时，偶然就会越来越接近必然。
让我们重新回到案发地点——哥伦比亚俱乐部所在的开司惠克路。严格来说这条路并不在公共租界版图之内，而是由租界当局在1925年“越界筑路”而成。同期修筑的还包括安和寺路（Avenue Amherest，今新华路）、惇信路（Tunsin Road，今武夷路）、哥伦比亚路（Columbia Road，今番禺路）等遍及法华、虹桥、北新泾等上海西部各处的多条道路。
所谓“越界筑路”就是上海公共租界在界外修筑道路，并进而事实上取得了一定行政管辖权的附属于租界的“准租界”区域。
在此之前的将近60年的时间中，“越界筑路”从未停止。1843年上海开埠，英租界建立，20年后，英美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其所扮演的角色很快便从华洋分居的外侨居留地变为华洋杂居的独立王国。小刀会事件及太平天国运动带来的华界动荡加上租界内更为高效和现代化的行政管理及基础设施，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中外人士安家于租界之中。土地的紧缺状况日益突出。
1914年上海租界地图
从1860年代修筑静安寺路（Bubbling Well Rd.）、新闸路（Sinza Road）、极斯非而路（Jessfield Road）等开始，直至1925年，租界当局利用“越界筑路”的方式所围成的区域共有47000亩（31平方千米），甚至超过正式租界的面积（33503亩，合22平方千米）。
“越界筑路”新拓地界示意
当然，从来都是哪里有开发商哪里就有反抗。租界的圈地行为一直受到来自华界地方士绅阶层的抵制。麦根齐案发生的1925年更是这一矛盾走向激化的高峰。
刚一开年，来自沪西法华镇（现法华镇路周边）的乡民夏光亚等人就向上海县知事联名上书，要求阻止租界当局在法华的筑路行为。“公民等因田园庐墓，悉在路线之内，衣食住居之所托，身家性命所攸关，为此联名呈请县长迅赐设法制止，免致暴动！”此后，蒲淞市（北洋时代的上海县下辖，大致区域从现法华镇路以西至新泾镇一带）教育会、全国商联会等组织也纷纷向江苏省政府呈文要求阻止租界当局“越界筑路”，“西人越界筑路，关系全市存亡！”。
1925年1月6日《申报》刊载蒲淞市教育会呈江苏省省长文
既有普通乡民的暴力威胁、又有读书人怀着拳拳爱国爱乡之情的悲愤请愿，为民做主的父母官自然不能坐视不理。1925年3月7日，上海县知事李祖夔前往蒲淞市乡公所，会同当地乡董，调查租界越界筑路情形，准备向省里汇报。两周后，江苏省特派交涉员奉外交部令向租界当局提出交涉，要求其立即停止筑路行为。4月20日，淞沪警察厅长常芝英也发出训令，阻止租界当局的筑路行为，甚至强行解散了部分筑路施工队。
但即便有官方和民间的各种努力，租界当局的越界筑路并未有停手的迹象。究其原委，华界各种利益团体间未有协同一致的行动也许是关键。
在常厅长发出训令的同时，上海县知事李祖夔也严谕蒲淞市各地地保“不得盖戳转契”，即严禁向租界当局转让用于筑路的土地。
但在时任上海县议会代议长的李味青看来，这只不过是一纸空文。《申报》1925年4月21日刊载了李味青递交给外交部的呈文，“其故实由于官自为官、绅自为绅、董自为董、民自为民，不相联络。通力合作、一致进行，方生效力。”他认为，租界工部局之所以能够肆无忌惮，“其中必有奸徒包揽、为虎作伥……乃未闻各级官厅有将此辈徒从严查办之举”。
1925年4月21日，上海县议会代议长李味青呈外交部文
正当士绅乡民一筹莫展时，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上海南京东路五卅惨案发生现场纪念碑
为抗议上海日本纱厂镇压工人罢工，并枪杀工人领袖顾正红，5月30日，上海学生两千余人在租界内散发传单，发表演说，下午万余群众聚集在租界南京路老闸巡捕房门首，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英国巡捕竟开枪射击，当场打死十三人，重伤数十人，逮捕一百五十余人。
“五卅惨案”前上海市民集会抗议现场
事件发生后，北洋政府外交总长沈瑞麟在6月初三次照会驻京外国使团，强烈抗议租界巡捕滥用武力的行为，要求“取消当地戒严令，撤退海军陆战队，并解除商团及巡捕之武装，释放被捕之人及恢复被封与占据各学校之原状”。在官方抗议的同时，普通中国人对于租界当局的反感也达到了顶峰，甚至发生了青年学生刘光权、应银涛为抗议五卅血案愤而自杀、中年商人潘大受忧国投海自尽等极端事件。
普通民众以自杀的极端方式抗议租界当局滥杀无辜
而正是在这样极端的情势之下，料想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工部局打样员麦根齐带着年轻女友在错误的时间前往了错误的地点，并且干了一件很错误的事情。而究其根本，恐怕麦根齐从来不会觉得租界内外中国人的感受是值得在意的问题。
后续
就在麦根齐被杀的第二天，1925年6月16日，北洋政府派专使蔡廷干、郑谦、曾宗鉴南下，英日等国也同时派代表六人至上海，就五卅惨案善后事宜展开谈判。中国代表提出十三条要求，除了要求租界当局道歉、赔偿、逞凶外，还明确提出：制止越界筑路，工部局不得越租界范围外建筑马路，其已筑成者，由中国政府无条件收回管理。
虽然最终没有实现“越界筑路”的收回管理，但在在北洋政府的坚持之下，自此以后“越界筑路”再也没有进一步扩大。上海县知事李祖夔和蒲淞市士绅乡民的努力也终得回报。
就这样又过去了16年。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公共租界。1943年6月30日，汪精卫政权的外交部长褚民谊与日本驻华大使谷正之签订《中日关于实施收回上海公共租界之条款》及其《附属谅解事项》，规定8月1日由汪精卫政权“收回”公共租界。
汪精卫政权的外交部长褚民谊
至此，自1843年开埠以来，上海第一次在形式上实现了在中国人治理下的统一。10月10日，租界地区240条外国路名被更改为中文路名。如霞飞路改为泰山路（今淮海中路）、卡德路改为嘉定路（今石门二路）、福开森路改名武康路、克能海路改名康乐路、哥伦比亚路改名番禺路、林肯路改名天山路......不少名称沿用至今。
1946年8月23日，褚民谊以汉奸罪被南京政府枪决。
那位在1925年为乡民收回路权而积极奔走呼号的上海县知事李祖夔，1949年11月，被两名劫匪杀害于康平路1号的家中。
康平路1号曾经是上海县知事李祖夔的宅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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