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王朝继夏王朝之后，经营了500多年的天下。在公元前1046年(距我们3000多年)，周武王在甲子日这一天早晨，灭掉了商王朝。
战争打得很快，按照《史记》里的说法，周武王带着三千“虎贲之士”，直捣敌巢。当然这是周武王的骨干部队，同时还有来自其他方国的军队，就是那不期而会的八百诸侯。这里边值得一提的是，来自今天重庆、四川一带的八个南方族群，他们也跟着周武王一起来打击殷商王朝，最后殷商王朝迅速地土崩瓦解。
这件事情发生在甲子日，这是从很久以前延续下来的说法。那么是不是真实的呢？是的。因为我们挖掘出来一个青铜器，它是西周早期的一个簋。簋实际上就是一个有底盘的大碗，它是盛粮食用的容器。古人祭祀祖宗时，鼎是放肉的，簋和斗是放粮食的，这不能搞错了。我们看到有些广场的大鼎里面装满了粮食，那是错误的。这个簋就叫利簋。总而言之，这个器物是非常宝贵的，因为它告诉了我们，就是在甲子日这一天，周武王克商。
此时的殷商王朝已经腐败到极点了。过去有一个传说：起初，人们都在骂商纣王，有人就向周武王提出，我们讨伐他吧？姜太公、周武王就说不用，因为现在还有人骂他、关心他，过一阵子没人骂了，再讨伐他。
实际上从军事角度来说，武王的这次行动是擒贼擒王，多少有点像斩首行动。据说“克商甲子”之前的那一天，整个武王的阵营，就是姬家的主力和他的友军，就像过年一样前歌后舞。据说到了刘邦时期，在重庆一带还保存着这种舞蹈，叫巴渝舞。古时候景颇族以及其他一些西南兄弟民族在打仗时会跳舞。在世界范围内，恩格斯在他的著作里也提到，古代欧洲人会在战前跳舞以鼓舞士气。
刚才我们说过，周武王带着三千虎贲之士，那么按照古代的兵制“五家出一兵”来推，三千虎贲对应的那就是1.5万户。一户人家有多少人？孟子说“八口之家”“七口之家”，那么我们就按八口之家算，1.5万户乘8，也就是十几万人。史学家估算，武王统治下的民众少则六七万人，多则十几万人。就算还有其他的人没算上，也不会超过20万人。可是殷商王朝有多少人呢？史学家保守地估算也有百万之众。所以这是一个极不对等的战争，周武王是以少胜多。这还是诸多诸侯抬着他、护着他的结果，其中包括八个西南族群，而这西南八个族群对武王的拥护实际上是周文王政策的结果。
所以有人就猜测，可能周人在强大了一些以后，就想直接和殷商人开战，结果被打了个落花流水。后来文王学聪明了，开始走迂回包抄路线，联合弱小的力量。注意，这种联合本身带有一种开放性的特征。他弱小，所以要联合。而陕西这一带，考古发现先周时期(就是周人正式建国之前)各种类型的考古遗址比较多。周人在陕西这一带生活，他生活在一个不同人群杂错的地带，这使他养成了一种开放的精神。所以他就开始走包抄路线，向西南、东南迂回着走，于是就有了“三分天下而有其二”的局面，九州中，有六州诸侯跟随他，就这样战胜了殷商王朝，开创了一个新时代。
历史记载里面有很多细节，我是学文学出身的，所以常常能够从一些细节中看出强烈的文学色彩。虽然有文学色彩，但是它们的象征意义可能更能通达历史的本质。有一部书叫《逸周书》，这里面就记载了周武王登高一望——当然这个登高登的哪个高，其实比较含糊——看到了大量的殷商遗民。而刚才我们说过，周武王带着三千虎贲之士战胜了殷商王朝，结果他登高一望，看到那么多的殷商人。作为一个依靠军事获得胜利的领袖，根据《逸周书》记载，他一晚上没有睡着觉。结果到了第二天早晨，周武王赶紧把弟弟周公旦请过来，和他说了一些话。
大致说了两件事：
第一，周公你来继位。周武王身体不好，50多岁就死了。据现在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说法，武王在位仅三四个年头，其间一直饱受病痛折磨。而且《尚书·金縢》篇里面也反映出武王多病，所以有周公为他祈求神灵这样的事情。而成王还年幼，所以周武王就说，我死了你来继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古人都实行哥哥死了弟弟继位的传统，后来慢慢就变成弟弟继位后，等到哥哥的儿子大了，再让哥哥的儿子继位，这叫“一继一及”。所以周武王就向周公提出了这个要求，这个要求被周公拒绝了。周公当时流着眼泪，表示不想接这个班，而是想辅佐自己的侄子。《逸周书》是这样讲的。
然后就是第二件事，也就是都城建在哪儿的问题。这也是周武王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决定的。他考察了地形，认为都城应该建在夏王朝的故地，也就是今天的洛阳。因为这是天下中心，大家来这儿“道里均”。意思是大家走的路程一样，很公平。
这实际上是一种举重若轻的政治决策。当周人战胜了殷商王朝以后，大家都对新的统治者心存疑虑。周人的统治并不稳固，对于那些帮助过周人的联合族群，今天你好好对他们，他们就和你联合；明天不好好对他们，他们就可能起来拥护别人，推翻你；另一方面，殷商人那么多，远远比周人强大，周人只是趁着殷商统治者政治腐败，一时在武力上战胜了他们而已。所以向天下人表明自己的心迹，便成了重中之重。在洛阳这一天下的中心建都具有极深的政治隐喻——这是为天下人建的都城。正是因此，洛阳这个地方在周初若干时间里就成了历史的一个热点。
我们说，人是一种有思想的动物，思想决定你的行为。周人在洛阳建了都城，而且在这儿演出《大武》[1]乐章，就是为了向天下人宣誓一种和平政治，这实际上是一场重大历史转变的开端。
洛阳在文献中称“洛邑”“新邑”。在《尚书》里面会称“新邑”，在金文里面也这样称呼。这个举措，伴随着一种观念的变化，也就是“天命观”的诞生。“天下观念”和“天命观念”，只差一个字，含义却不同。还有就是它推陈出新地实行了一种制度，那就是“血亲大封建”。这几个制度的实施使中国历史发生了重大变化。
我们先来看“天下”观念。“天下”这个词，出现于西周的中早期。它的宗旨就是要相信上天，当然“天命”也是如此。“天下观念”就是包容所有。我们在前面讲过，周文王联合诸多的弱小族群，开始走“包抄”路线。这样一种联合，就是“天下”。“天下观念”是一个空间观念，用现代语言意译，就是举目望去只要有人类的地方、有人群的地方，我们都要用“天下”来概括。
而这首先就要有个都城以安顿庞大的人群，这个都城就叫“中国”。“中国”这个词见于何尊，距我们今天3000多年了。何尊出土了以后，在它上面就出现了“中国”两个字，何尊上的这个“国”字并非写作繁体的“國”，也不是我们今天用的简体的“国”，而是写作“或”。“或”字的右上边是一个“戈”，意思是用武器保卫一个城邑，这就是“国”。“国”这个词跟“城郭”的“郭”是同源的，它们语义相近，读音也相近。
与中国相对的是四方。后来的文献《尚书·禹贡》篇以及《国语》里都写到了五服制。五服制就是中国周围要有诸侯拱卫着。“中国之内”，按照传统文献的说法就是京畿地带，这一片土地是王朝直属的，但这块直属之地上也有诸侯，以土地分封贵族，这些诸侯往往叫伯。
有位旅美的学者叫李峰，他在研究西周王朝政治制度时就谈到这个问题。这些京畿地带的诸侯是离周王室最近的，他们要向王进贡东西，比如说谷子、小米、小米糠、小米的秸子等；这之外的诸侯叫侯卫，他们守卫着王朝疆域，这就是侯；再远的诸侯实际上就是一些周的同盟者，或者一些跟周关系不是很紧密的国家。这些远方的诸侯，离得稍近的，就让他定期来朝拜，比如说一年来朝拜一次，他只要不闹事就可以；再远的诸侯一辈子来一次就行了。
总而言之，越远的责任越小。最远的诸侯只要不闹事，不侵犯我们，就可以和平共处。然后对于这些远方的诸侯，我们要想跟他们搞好关系，得“修文德以来之”，然后“文化不改，武力加之”，意思就是，如果你实在闹得凶，我们也不是不能打。周王朝是不是真正地去执行了这个政策是一回事(像穆王就向外扩张)，但是这种文化观念是另外一回事，它是分层次的，有远近亲疏，这就是“天下”。
实际上在《老子》和《管子》里面都有这样的说法。我们看世界要“以家观家，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你看家里的问题，就要以家为尺度；你看国的事情，就要以国为尺度；你看世界、看天下就要以天下为尺度。而不是拿着一把尺子量到底，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不合适。
所以天下观念的确有它的优点。而只有地域多元文化发生，才能有这样的意识。我觉得我们应该客观对待这种意识，不必一味抹杀，它是有它的长处的。“文”这个词在先秦时期，有的时候等同于“德”。“文化”这个词还不是名词，而是动词，“文化”你，就是感染你。你不听？不听就打你，所以他并不是不要武力。我们也不是说那些野心勃勃的王就完全遵守这种观念(比如汉武帝、唐玄宗)。但是正因为有这样的观念，汉武帝开边拓土，就有人批评他；唐玄宗开边拓土，杜甫就写《兵车行》，去批评他。所以这是一个文化观念，而这个观念的格局甚大。虽然有这个观念，但在事实层面上，古代的统治者未必遵循得那么好。我们不能看到古代有这些观念，就认为古代有多么光辉灿烂。
实际上这个“天下观”直接导致了封建。从远古以来，群体数量多了，总会向外洇，诸侯就会去占地盘。殷商王朝人越来越多，就只能往外发展。这种发展，就像我们在宣纸上滴一滴水，然后“唰”的一下就往外洇。而周家的封建制，那可不是一滴水往外洇啊，它是把整张纸洒满了水。在十几年的时间里，五六十个诸侯被封建到全国各地，这是个大手笔。这是一种推陈出新的应用，通过封建，周人掌握了一些军事要地。
封建制实际就是武装殖民，我们简单举个例子。比如说太行山，太行山向东有八陉，也就是八条通道。于是在八陉的东边，也就是今天涞源县这一带，建立了燕国。然后沿着汉水流域，在泰山南边封鲁国，泰山北边封齐国，把局势控制住，这是占领先机。
当然，我们前面说过，武王封建他的范围小一些，你看鲁国，傅斯年先生就说，鲁国一开始在河南鲁山县，就是离着嵩岳山地不远的地方。后来周公主政的时候，一下就派到了“大东”。在《诗经》里面提到，大东是远东，即荒远的东方。建立鲁国以占领泰山以南的地方，在泰山以北则建齐国，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附庸国。山东那一带就有很多土著国家，不把你灭掉，但是你得听从当地诸侯的调遣。所以像这样一种大手笔的政治就出现了，这是封天下。周公《立政》篇中就说道：我们周家的子弟，拿起你的干戈，到天下去，海域苍生我们都要管，都要安顿。
天下观念，是一个宏大的观念。封建制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周人的势力得以迅速扩张。我们前面讲过，考古显示，如山东半岛这样的地区在夏、商这段时间里，仍然保持着一种本地的特色。真正的西部的文化要素，就是华北平原西部——像陕西、河南——这一带的文化要素，大量地进入山东地区，这是随着西周封建才出现的。这样的话就造成了一个局面，什么局面？就是周全面地跟各地人群相接触，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局势。
按照周武王麾下“三千虎贲之士”来反推，我们得出周的人口规模有十几万人。他一共封建了71个国家，其中53个是姬姓国家。诸位，10万无论是被53还是71除，数量都很少。所以在公元3000年前，我们如果登高一望，看到的一定是周家的贵族打着旗帜，带着不太多的人群到遥远的各地去抢占先机，占领军事据点，未雨绸缪地消除叛乱的种子。这个是周公时期与成王时期完成的，康王时期还在进行。但是不要以为封建就结束了，一直到宣王时期，分封依然在进行。它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哪儿出了问题，就在哪儿分封一个诸侯。比如说燕国这一带出了问题，他可以派一个韩侯过去。韩就在今天的北京正南，在那儿建一个韩国。再比如，当年楚国人北进，直逼南阳盆地，于是他就把他舅舅放到南阳去。他用的依然是封建的方式，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这是他的法宝。
所以封建的这些邦国，在一开始就是王朝的派出机构，虽然它有国家、有军队、有治理民众的权力，甚至诸侯之间可以交聘(会盟)，彼此走亲戚，但是，它是服从周王朝的。这些诸侯真正开始各自谋自己的事情，那是西周王室崩溃以后了。西周王室不行了，大家各自谋自己的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论是在齐国，还是鲁国，抑或是其他地方，青铜器的制作规制都是一样的。所以封建的邦国多多少少有点像驻扎在当地的一个军事单位，它有家属，它有城市，它有人民，但是它不忘自己是一个派出的军事单位。我们刚才说过，因为周人很少，所以一旦失去了整体的联系，周人的政权就要完蛋。所以在一定时间内，可以维持一种“分”和“合”的向心力和分散力之间的平衡，就像卫星不会脱离行星一样，但是慢慢发展就会出问题。所以封建是一个大手笔，天下观念和封建制是相配而行的。
那么天命观念又是什么呢？天命观念实际上是周家用来说服殷商人的。我们中国人崇拜上天，从远古时期开始，中国人就开始探索大自然的运行规则，太阳从哪个山头出来，月亮从哪个山头下去，诸如此类。“天人之学”是中国最早的学问，由巫师掌握着，后来帝王就变成最大的巫师，汉代人还知道这一点。汉代人给皇帝上书，说“帝王之事莫大于承天之序”，意思是，帝王最大的事情是维持上天的秩序。在殷商时期，天并没有丧失它的这种神威。有一位学者叫陈梦家，早年是个诗人，后来做学问，他写了《殷墟卜辞综述》。他谈道，在殷商甲骨文当中，上天有许多神的权能，但是你仔细看，它并没有脱离原始的刮风下雨，降灾降病。所以，在殷商人的观念中，天挺可怕的，甲骨文中很少谈论天有没有德行，就算有谈及，也很少。这个观念被周人利用了。
我们看文献，周人一上台，就开始用“天”来说服殷商，他偷换了概念，注入了一种新的要素，就是德的要素。“尚德”是西周文明的一个显著特征，后来被儒家继承下来，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而天命是什么意思？周人在《尚书》里面反复说，过去我们老百姓都是上天的子民，可是上天没法治理大家，于是它要选择人间的代理人。那么选择的标准是什么呢？选择的标准就是谁有德，谁对民众好，就选谁。一开始选择了大禹，是因为他治洪水有德行；后来选了商汤，也是因为他有德行。夏桀没德行了，老天爷只能换代理人，于是就选择了商汤，现在商纣王闹得太凶，老天爷又开始选，选择了我们的文王、武王，这叫“配天”。
天在人间有它的副手，帮助它来管理民众，能有这样荣耀的人叫“配天”，即德配天地。我们周人能占据统治地位，是因为我们的文王，还有文王的祖父太王积德。我们的老祖宗当年在尧舜时期曾经种粮食，为大家提供了饭食，这就是积德。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在一个早晨灭掉你们，这是天意，所以你们不要闹。在《诗经》里面有这样的话，说殷商人没有丧失大众的人心之前，也是配天命的。那怎么办呢？既然上天如此，那就跟我们一块儿自求多福吧，这叫革命。所以中国的革命思想实际上就是历史王朝的兴替，就是从上天回到上天。给你权力，如果你不好好干，就收回去再发放给别人。这实际上是在给被征服者做思想工作。所以周人用天命这种文化观念，一方面给自己上台做一种修辞，另一方面他也拿这种修辞去说服别人。
总而言之，西周的变革，首先从观念上，有天命观念的出现，也有天下观念的树立，同时在现实中实行了封建制。周人的贵族所到之处，当地的土著人群开始与周人融合，于是历史就改变了过去的形态，开始走向统一化的文明进程。一个王朝带着所有人往前走，慢慢地，一个民族就要诞生了。一个文化的民族，大家有共同的信念、共同的想法、共同的生活秩序，这样的人群将被造就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