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生活在和平的年代，戰爭距離我們很遙遠，曾經的戰爭歷史只能存在於記憶當中，對於年輕一代來說，更是因不曾經歷過而只能從書籍、圖片、影視作品中獲得的記憶。記憶有什麼用？對於個人而言，是記憶讓我們成為一個完整的人；而對於一個民族和國家來說，個人和集體的歷史記憶是我們繼往開來，奮發圖強的基礎。一個失憶或記憶錯亂的民族，不可能具有健全的心智和人格。
偏偏有那麼一撮人，要挑戰人類的底線，為納粹掩蓋屠殺猶太人的醜惡罪行，歪曲事實，甚至篡改歷史資料。這種對於歷史的扭曲與不尊重，是要被歷史永遠釘在恥辱柱上的。
（1） 歷史不容篡改，事實不容褻瀆
在我小學的時候，父親單位曾經組織觀看有關731部隊的紀錄片，那時候才十來歲，很多事情都不懂，唯一的印象就是實在太嚇人了，不敢看，中途跑出電影院到外面去透氣。後來聽小夥伴說起有活人解剖的場景，還有小孩子的心臟被掏出來，還在"怦怦"直跳。總之在隨後的一段日子裡，這部片子成為我的夢魘。
工作後，有一次出差去南京，抽空去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參觀。整個參觀的過程中，壓抑的心情難於言表。雖然已經不惑，雖然心理承受能力已經有了提高，但是看到那段屈辱的歷史，依然意難平。從紀念館出來後，看著陽光燦爛的天空，看著周圍熙熙攘攘的人群，感覺生活在這樣一個和平年代，真是我輩的幸運。
但是就在這樣證據確鑿的情況下，日本多年以來卻一直在試圖掩蓋南京大屠殺，引起中國人民強烈的反對。
比如說2012年2月20日，日本愛知縣名古屋市長河村隆之提及 "南京大屠殺"時，竟說："的確存在常規的戰鬥行為，但我認為南京（大屠殺）事件並未發生過。"他甚至用一種張狂的態度宣稱，"中國一直說是30萬南京平民被屠殺，糾正歷史認識是我的使命。"
否認南京大屠殺，否認日本在中國的惡行，是日本政府、右翼學者、政客們一貫以來的的政治宣傳，包含著他們那險惡的政治目的。
無獨有偶，在西方也有這麼一個人，打著歷史學家的幌子，卻為德國納粹掩蓋屠殺猶太人的醜惡罪行，歪曲事實，甚至篡改歷史資料，為戈林、戈培爾、凱特爾、隆美爾、赫斯等幾乎所有納粹高官作傳，這個人就是戴維厄文。在《希特勒的戰爭》一書中，他甚至公開對大屠殺提出了質疑。
為了揭露他為納粹辯護的真實面目，美國學者黛博拉·利普斯塔特出書強烈斥責了戴維厄文顛倒是非的觀點，卻被戴維厄文以誹謗罪告上法庭。在法庭上黛博拉·利普斯塔特與厄文進行了唇槍舌劍的對決，粉碎了厄文企圖以法庭作為否認大屠殺工具的企圖。並以此為背景，寫下了自傳體圖書《否認：我與大屠殺否認者在法庭的日子》。
（2） 戴著眼罩偏袒希特勒的人：戴維厄文其人
要想清楚地知道事情的來龍去脈，那麼戴維厄文這個人就不能不特意介紹一下。
戴維厄文何許人也？他身為英國二戰歷史學家，著作等身。同時也是研究希特勒的著名專家，但是他是站在納粹主義一方來發聲的，他甚至公開堅稱希特勒對德國系統屠殺600萬猶太人一無所知。
1988年，加拿大政府指控德國移民恩斯特·曾德爾傳播否認大屠殺的言論，厄文出庭為曾德爾作證。他在法庭上說，"第三帝國不曾有過殺害猶太人的整體計劃"，"沒有任何文件能證明發生過大屠殺"，毒氣室不可能用於大規模屠殺犯人。
此後，厄文還多次否認大屠殺的存在。1991年《希特勒的戰爭》再版，新版中，厄文完全不提大屠殺，用猶太人的悲劇和納粹對猶太人的虐待等模糊表達替代對猶太人的滅絕。厄文說："如果一件事情根本沒發生過，在腳註中都沒必要提。"他否認毒氣室用於系統屠殺猶太人，聲稱不存在任何第三帝國官方批准的屠殺歐洲猶太人計劃，他甚至說希特勒"可能是第三帝國中猶太人最要好的朋友"。
黛博拉·利普斯塔特實在是忍無可忍，她在研究否認大屠殺現象的《否認大屠殺：甚囂塵上的對真理和記憶的汙衊》一書中是這樣寫戴維厄文的，
"一個戴著眼罩偏袒希特勒的人"，說他"為了得出在歷史上站不住腳的結論而扭曲證據……曲解文件……給出片面數據"。同時，黛博拉·利普斯塔特認為在眾多的否認大屠殺歷史的人物中，戴維厄文是影響力最大，也是最危險的一個人物。她說："在某種程度上，厄文把自己看作希特勒遺產的繼承者。"
就是這些對厄文的描述，讓厄文將利普斯塔特告上了法庭，罪名是"誹謗罪"。厄文指控利普斯塔特在針對他"進行一場漫長的、充滿惡意的、魯莽的、不遺餘力詆譭個人名譽的全球行動，這場行動得到雄厚的資金支持"。
雖然利普斯塔特准備了充分的材料以應對訴訟，但是英國的法律與美國的法律不一樣，美國是"誰主張，誰舉證。"而英國是被控訴者舉證，這讓利普斯塔特陷入了漫長的庭審過程中。
2000年4月11日，倫敦皇家司法院宣判，利普斯塔特獲勝，英國曆史學家戴維厄文敗訴。這場審判被認為和紐倫堡審判一樣意義重大，是半個世紀以來關於納粹德國對猶太人大屠殺的最重要的審判。這是一場難得的勝利，歷史與正義獲勝，對猶太人大屠殺的歪曲與否認被唾棄。
（3） 唇槍舌劍：否認歷史與尊重歷史的法庭對決
在法庭上黛博拉·利普斯塔特與戴維厄文的交鋒是這部書的重頭戲，也讓人看到了否認納粹分子的狡猾與邪惡。
歷史是客觀的，但關於歷史記憶卻可以被重構。正如奧威爾在《1984》中所說：過去是可以改變的，因為過去只存在於人們的意識中，而意識是可以控制的。所以，"誰控制過去就控制未來；誰控制現在就控制過去。"
否認大屠殺的狂熱分子戴維厄文起訴黛博拉誹謗的目的就是希望藉此通過法院庭審證實大屠殺是猶太人的謊言，從而達到自己篡改歷史，否認歷史的企圖。
厄文本身經驗豐富，能說會道，為了更好地達到質疑與否認的效果，他決定親自給自己辯護。
而黛博拉·利普斯塔特與企鵝出版社得到了社會各界人士的幫助，為利普斯塔特出謀劃策的是事務律師安東尼·朱利葉斯，為她出庭的辯護律師是理查德·蘭普頓。
雙方在法庭上就各種爭議性的問題展開了激烈的爭辯。
希特勒並沒有下令清洗猶太人？
在運送猶太人的列車上曾經為他們準備了大量的物資？
經過對各類歷史資料的查找，求證，發現戴維厄文篡改文獻，將一個關鍵性句子改得面目全非，這是一種為納粹分子脫罪的小伎倆。
這也充分說明了"否認大屠殺理論並不是歷史體裁的部分，而是另一種體裁，是政治或煽動仇恨的演講所用的體裁"這句話的正確性。
東線上對於猶太人的大規模屠殺難道真的是某些人未經許可的偶然行為？
毒氣室只是給屍體消毒的？
這段控訴與辯護的過程是最精彩的。
蘭普頓問厄文，如果毒氣室不是為了殺人的，那為什麼在毒氣室的牆壁樣品中會有氰化物的存在？
厄文強裝鎮定說這是給物品和屍體消毒的。這種蹩腳的說辭，連法官都笑了。
蘭普頓接著追問，那為什麼消毒的房間裡為什麼要安裝窺視孔？這讓厄文有點慌了手腳，又改口說這是防空洞。這下子讓在場的人都看出了厄文的慌張，對於厄文的主張與控訴自然也心有疑慮。
從雙方開始交涉到宣判，長達五年。再加上宣判後厄文提起上訴、再敗訴，整個官司持續了六年多。
就這樣經過漫長的交鋒，最終正義還是戰勝了邪惡，歷史還是戰勝了對事實的歪曲。
（4）歷史不容遺忘，正義的人士們需要提高警惕
但是需要警惕的是，自從進入新世紀以來，右翼勢力在歐洲有抬頭的趨勢，對於反猶主義的仇恨情緒有日益加劇的傾向。
一方面是因為最近幾年歐洲區的經濟萎靡不振，由此帶來的高失業率和收入下降，讓很多人將選票投給了右翼民粹勢力，這些勢力的主張是優先保證國民利益，對外來人口非常的仇恨，民族之間的衝突也是不斷；
另外一方面，隨著難民潮的到來，引起了非常多的社會問題，讓原本萎靡的經濟更加一蹶不振，讓歐洲人對於傳統的政黨不再信任，希望能夠帶來新的變化，這也讓民粹黨有機可乘。
右翼民粹勢力抬頭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信號。
2018年3月，85歲的納粹屠殺倖存者米雷耶·克諾爾在法國家中被殘忍殺害；
2018年12月，納粹集中營倖存者西蒙娜·韋伊的肖像遭到破壞，被民粹主義者畫上象徵納粹的標誌；
2019年2月，法國的一處猶太人墓地有100多個墓碑被塗上了納粹的標誌。
納粹的陰雲不散，和平的年代蒙上了一層陰影，也讓愛好和平的人士非常的憤怒。
到底還有多少像戴維厄文這樣為納粹歌功頌德的人存在？
到底歷史能不能保持自己的真實面目？
正義的人士們需要提高警惕。
另外在原本受到戰爭傷害最深的中國，近些年居然也出現了不少忘本的人，不斷挑戰國人的忍耐極限。
在上海"八百壯士"英雄地四行倉庫，居然有四名中國人穿著軍服拍照，選擇的日期還是在淞滬會戰紀念日前夕，一片譁然；
在南京紫金山，這個代表著民族屈辱與日本罪行的地方，有人穿著日本軍服，拍挑釁的照片，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在廈門，一名大學研究生，以及一名大學教師，公然宣揚美化日本，攻擊中國的言論，受到廣泛的質疑，豈能把民族的傷痕拿來當玩笑開。
一個民族有自己的記憶，集體記憶是當代人的選擇，在一定程度上也會被當代人的意識、需要、認同所支配，當我們遺忘了那段屈辱的歷史，也就遺忘了我們民族的苦難。
在發展經濟的同時，也不能忽略對下一代的民族苦難教育，應有端正的歷史價值觀，歷史不容玩笑，民族不容褻瀆，這是對底線的踐踏。
一位西方歷史學家曾把歷史比喻為"懸在我們身後的星座"，歷史為我們的現在定位，也為我們的將來指引航向。
《否認：我與大屠殺否認者在法庭的日子》也同樣為我們立下了一座閃亮的星座，為我們指引對真理的追求，對記憶的凝望。
銘記歷史，不忘初心，這是我們在這個紛繁複雜的時代應該做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