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接着讲《诗经》，先进行一下简单的复习：好
的诗歌在东西方先贤圣哲眼中，都必须要能够起到辅助教化的作用，所以在以儒学为主流意识形态下的诗歌鉴赏与我们今天大不相同。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在《诗经》中，哪一句诗写的最好？
正确的文学观
《诗经》中最能打动人的句子有哪些？想必您一定马上回想起：“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或者“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等等，这样带有一丝唯美的句子。但是这个问题，在历史上真的曾经发生过，《世说新语》有一段记载，如下：
谢公因子弟集聚，问：“《毛诗》何句最佳？”遏称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公曰：“訏（xū）谟（mó）定命，远猷（yóu）辰告。”
谢公就是东晋大名鼎鼎的谢安，一天他闲着无聊就问谢家的后辈们：“《诗经》中一个句子写的最好？”，另外一名大名鼎鼎的人物谢玄回答说：“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个句子出自《诗经•小雅•采薇》，只是从字面上来看就美得让人心碎，几乎所有时代的年轻人都曾经被这句诗打动过。
但是谢安在听完谢玄的汇报后，非常不满意，觉得这个年轻人怕是中了“文学毒”，所以马上纠正说：“訏谟定命，远猷辰告”才是最好的句子。这句诗是什么意思呢？大意是说：把国家的大政方针通报出来。现在如果有人觉得这是一句好诗，身边的人肯定都会投以质疑的目光，怀疑这个人有文学恶趣味。
“訏谟定命，远猷辰告”，出自《诗经•大雅•抑》，简单直白，毫无修饰，更没有诗歌应有的情感，谢安作为第一流的风雅人物，为什么会觉得这句诗是《诗经》中最好的句子呢？这里面的底层逻辑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读诗更要读背景
诗歌是一种文学形式，也是一个人情感的流露，有的时候同一个诗人在不同的诗词里面总表现出不同的情绪，如果不去了解背景，单纯的读诗就来判断一首诗的好坏，其实这是一种认知失调的表现。
谢安之所以觉得“訏谟定命，远猷辰告”好，本质上就与它的创作背景密不可分。谢安读的《诗经》是西汉学着毛亨的注本，所以在《世说新语》里将《诗经》说成《毛诗》。在毛亨的注解里“訏谟定命，远猷辰告”的作者是卫武公，此时他已经95岁高龄了，不但不退位享乐，放松自己，还整天忧国忧民，从这一点上来说“訏谟定命，远猷辰告”确实值得尊重。
特别是在诗歌作为道德教化辅助工具的年代里，这样的句子尤其值得人们的推崇，虽然它是一句毫无感染力并且显得平平乏味的句子，但是它代表的是“政治正确”，以谢安的年龄与身份，如果也同谢玄那般喜欢带有一缕忧伤和唯美的句子，反而会变成“有失体统”了。
不过，在中国有一个传统，位高者语，无论好坏，皆会被封为真知灼见，所以“《诗经》中最好的句子”这个响亮的头衔无论在任何时代都只可能属于“訏谟定命，远猷辰告”。
南宋时期大诗人刘克庄也从谢安的角度来评论过《诗经》，他说：古诗的最大作用是教育人，比如“訏谟定命，远猷辰告”；“敬之敬之，命不易哉”；“棠棣之华（huā），鄂不韡韡（wěi）”；“载驰载驱，周爰咨诹（zōu）”；“之子于征，有闻无声”；“恺悌君子，民之父母”；这些诗句才是好诗。
关于这些句子我就不一一翻译了，如果您能够忍受文学恶趣味带来的不适感可以自行了解。幸运的是，这样的恶趣味并没有真正的占据人们对诗歌鉴赏的主流，哪怕在宋朝更多人相信的是“穷而后工”，意思是，一个人越落魄，越走投无路，越穷困潦倒，就越能创造出好诗，这与我们今天的见解是一致的。
好了，关于“《诗经》中最好的诗句是哪一句”的内容就到此结束吧，今天的内容您只需记住三点：第一、谢安认为《诗经》中最好的句子是：“訏（xū）谟（mó）定命，远猷（yóu）辰告”。谢安之所有这样的见解，其实与这首诗的创作背景和谢安的个人经历有关，不过遗憾的是，后世人照本宣科真的将这句诗定义为《诗经》中最好的名句；第二、在中国宋朝的时候人们对诗歌鉴赏的主流意识形态叫做“穷而后工”；第三、读诗歌一定要读它的创作背景，要不然会显得认知失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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