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韓舒淋 馬霖 陳瀟瀟 李皙寅 陳亮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財經十一人”（ID：caijingEleven），原文首發於2020年4月17日，原標題為《日本政府鼓勵日企撤離中國真相》，不代表瞭望智庫觀點。
日美政府先後鼓勵本國企業撤出中國，併為此支付費用。這是最近一週國內媒體熱炒的的新聞，該新聞在激起又一輪“愛國”情緒的同時，也引發了巨大擔憂。記者深入調研，試圖給出真相。
日本政府的完整表述是：對於某一國依存度高的製成品和零部件生產迴歸日本國內，以及對向東南亞分散生產基地，謀求產地多元化的企業，日本政府將對其中的中小企業提供2/3的（搬遷）補助，大企業提供1/2的（搬遷）補助。
這一表述是安倍政府在4月7日的出臺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症緊急經濟對策”中的條文。白宮經濟顧問庫德洛（Larry Kudlow）在美國時間4月9日接受福克斯電視臺採訪時表示，一種可能吸引美國企業從中國迴流的政策是：政府允許企業將搬家成本百分之百費用化，在稅前抵扣。
在疫情拖累經濟、就業壓力攀升的大背景下，日美兩大經濟體同時出現將企業撤出中國的聲音，一時間在國內引起巨大關注。不過美方僅僅是庫德洛個人發表觀點，而日方則是在政府應對疫情的經濟文件中出現了詳細的補助政策，日企撤出中國的威脅似乎更加現實。
綜合記者採訪的日本企業、專家、智庫的觀點來看，日本企業是否撤出中國，並不會因為近日出臺了補助政策而有明顯變化，多家代表性的日本製造企業表態將繼續在華加大投資。補助政策的目的在於刺激經濟，幫助企業維持活力，分散供應鏈風險，而非撤出中國。該政策沒有強制力，是否搬遷中國的工廠，取決於企業自身決策。
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日本企業海外佈局就有所謂“中國+1”的戰略考慮，即在中國之外的國家和地區構建生產製造能力，避免過分依賴中國。
根據日本政府出資設立的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ETRO）對日本企業的調查，過去五年考慮縮小或轉移在華業務的日企比例一直穩定在不足10%，且佔比逐年小幅減小。疫情暴發後的最新調查，上述數據未有明顯變化。在中美貿易摩擦和疫情的雙重不確定因素影響下，大量在華日企目前持觀望和維持態度。
日本貿易振興機構北京代表處副所長川渕英雄接受記者採訪時總結道，這一政策的目的不是為了促進日本企業搬遷，而是考慮經濟不景氣，企業原本計劃的投資行為可能受影響，是政府提出措施幫助企業維持投資，它和中國政府的“新基建”相關經濟刺激政策類似。日企不會大規模撤出，但出於分散風險的考慮，繼續在華投資會受影響。
川渕英雄解釋稱，中國媒體認為日本企業會利用新政策將企業搬回日本或其他國家，“搬遷”的形容是不合適的，文件中並未如此表述，只是說要分散風險。川渕英雄認為，應該也不會有日本企業因為有了新政策才考慮搬遷，但如果有企業的供應鏈因為受疫情影響大，自身有分散風險的考慮時，可以利用這一政策。
在4月16日中國商務部的網上例行新聞發佈會上，商務部發言人高峰在回應有關日美企業撤出中國的提問時表示，經濟發展有其內在規律，當前全球產業鏈供應鏈格局是各國企業多年來共同努力、共同選擇的結果，是各經濟體要素成本、產業配套、基礎設施等綜合因素作用的結果，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也不是哪個人、哪個國家能夠隨意改變的。
高峰還介紹，據有關調查，中國華南地區98%的日資企業已恢復生產，開工率達到100%的企業佔41.4%，開工率為80%至100%的企業佔42.3%。其他地區日企復工也取得積極進展。已有很多日企表達了對中國市場的信心和進一步開展對華投資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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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首次強調供應鏈風險
日方文件中備受關注的製造業搬遷政策，僅僅是安倍政府在4月7出臺的全文 47頁緊急經濟政策中的一小章節，相關內容出自第二章第四部分“構築強韌經濟結構”的“供應鏈改革”一節中。
該緊急經濟對策分為兩章，第一章為“認識經濟現狀及政策出臺原因”，第二章為“具體措施”。除了供應鏈改革，這份緊急經濟對策的內容還包括，為防止新冠肺炎感染擴大，提高醫療供給體制，加速治療藥物和疫苗開發，給中小企業和生活困難的家庭提供支援，為觀光、運輸、飲食、賽事活動、娛樂活動等提供支持，活躍地區經濟，支持企業海外事業順利進展、支持農林水產食品出口並強化此類產品的國內供給，以及加速在線化、數字化改革等。
在“供應鏈改革”一節中，該“對策”提及，因新冠肺炎感染擴大，口罩等衛生用品的供應鏈的脆弱性已經體現出來，將通過一年以上的時間，支援生產向日本國內迴歸及生產多元化，構築堅固的供應鏈體系。
具體來講，對某一國家依賴度高的製成品和零部件的生產迴歸日本，日本政府為其中的中小企業提供的搬遷補助率是2/3，大企業補助率為1/2。針對生產口罩、酒精消毒液、防護服、人工呼吸機、人工肺等關係到國民健康生活的公司，為這些公司生產轉回日本國內的補助率為：中小企業3/4，大企業2/3。
在海外依賴度高的醫藥品原藥等生產轉回日本國內，補助率是1/2。對某一國家依賴度高的製成品和原材料零部件生產方面，會向東南亞分散生產點，謀求生產地多元化，併為此類中小企業提供2/3的補助，為大企業提供1/2的補助。
該“對策”還提到，因為存在零部件對某一個國家依賴度高的情況，要尋求替代這類零部件、降低這類零部件使用量的方法，通過數據合作，再造一種迅速、柔性的供應鏈，投資開發強韌的供應鏈，確保和儲備稀有金屬。
4月7日出臺的對策，也是日本政府為應對新冠疫情的第3輪緊急經濟對策，2月13日和3月10日，日本政府已經先後出臺了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相關緊急對策及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對策本部決定。
這份日本史上最大規模經濟對策涉及資金108.2萬億日元，財政支出為39.5萬億日元，其中27萬億日元將出自國家和地方財政，12.5萬億日元通過發行國債融資。在供應鏈轉移方面，為支持供應鏈迴歸日本國內、謀求供應鏈多元化，日本政府將為供應鏈改革投入2435億日元，並寫入2020年修正預算案中，其中支持生產迴歸日本的投入是2200億日元，支持生產分散到其他國家的是235億日元。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曾在在3月5日的未來投資會議上表態，因為擔心從中國等國家出口到日本的製品供給減少，對供應鏈產生影響，考慮讓那些對一個國家的依存度過高的製品、附加價值比較高的製品的生產據點迴歸國內，並將支持企業將生產據點搬回日本國內。對於附加價值不高的產品，遵循生產地多元化原則，考慮將生產向ASEAN（東盟）國家分散，以此強化供應鏈。
據NHK等多家日媒報道，有日本內閣官員指出，日本電子產品、電腦、汽車零部件進口依賴中國，且在發達國家中對中國的依賴是最高的。新冠肺炎最先爆發的武漢是中國汽車產業聚集地，因為工廠停工，中國零部件出口暫停，日本汽車生產也被迫按下暫停鍵。因為新冠肺炎感染擴大，來自中國的口罩、汽車零部件供給滯後，凸顯了日本供應鏈的脆弱。而民間調查顯示，擔心疫情對供應鏈產生負面影響的企業比較多。
野村綜合研究所（NRI）提供的一份發表於4月15日的報告顯示，研究所執行經濟學家木內登英認為，日本政府發表於4月7日的政策核心在於建立對企業和個人的補助制度，實質上是強化日本的安全網。
日本綜合研究所主任研究員關辰一向記者表示，對於供應鏈遷移的補貼政策受到了美國影響，需要考慮國家安全保障的問題。此外，日本企業界在金融危機後就提出了“China+One”的戰略，對日本製造業來說，雖然還離不開中國，但也要去人工費用更低的東南亞國家投資以提升競爭力，而此次是首次在政府文件中提出供應鏈遷移。關辰一還表示，政策中明確的領域還包括口罩產能轉移，但在中國製造口罩的日本企業不多規模不大，可能造成影響的是高科技領域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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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搬遷的在華日企不足10%
疫情之下，儘管日方輿論和政府政策都強調供應鏈對中國依存度高的風險，但
綜合多家日企反應和各方專家觀點來看，日企對該政策並不積極，此次政策不會導致日企大量撤離，中國自身巨大的市場和完善的產業鏈決定了日企不會輕易搬家。曾在大型日本財團任職數十年的國家電投集團柴茂榮教授對記者表示，綜合來看，近期不太會有產線回遷。因為生產設備折舊的因素，比起回遷，在日本重建產業鏈更加現實。
川渕英雄對記者介紹，日本對華投資中，製造業和服務業佔比大約是7:3，而全球對華投資中製造業和服務業比例大約是3:7。相比而言，服務業投資變動幅度更大，更容易採取行動，而製造業不容易出現變化。川渕英雄還表示，希望中國政府能夠在經濟不景氣的狀況下幫助製造業維持運轉。
關於日本企業考慮分散供應鏈風險，川渕英雄表示，據他了解，有車企的部分零部件依靠武漢的工廠生產，疫期武漢工廠停工，導致在日本工廠生產出現困難，這類企業可能會考慮分散風險，但這並不意味著武漢工廠會停工。
對此，日產汽車回應，
在新冠疫情爆發階段，由於中國工廠零部件供應短缺，日產汽車位於日本九州的工廠臨時調整了產能。但中國是日產汽車最重要的地區市場，日產汽車對中國汽車市場以及日產汽車在華業務的可持續發展充滿信心；疫情對供應商的影響還在內部評估，暫不透露更多信息。日產還介紹，日產廣州、鄭州、大連、襄陽和十堰的所有事業部及下屬工廠2020年2月17日後陸續復工，日產汽車在華合資公司-東風汽車有限公司武漢總部也於3月30日復工。截至3月底，除湖北省少數城市及武漢之外，日產、啟辰， 英菲尼迪及東風品牌的全國90%以上的經銷商和供應商都已復工。
日本最大車企豐田回覆記者，公司戰略沒有變化。公開信息顯示，豐田依然在加大對華投資，4月2日，豐田與比亞迪各出資50%的純電動車研發公司比亞迪豐田電動車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成立，該公司計劃5月內正式開業，未來將開發針對中國消費者的純電動車。此外，廣汽集團在2019年年報中披露，廣汽豐田新投資項目——廣汽豐田新能源車擴產項目（一期、二期）計劃投資金額113.3億元，預計投產時間為2022年。
三菱重工中國公司回應記者稱，目前沒有接到供應鏈遷移的任何通知需要進行，公司運行沒有變化，沒有因為日本政府最近的政策受到影響。
馬自達中國相關人士對記者表示，不太瞭解相關救助計劃，現階段不便回應。該人士表示，馬自達和國內夥伴保持著非常好的合作關係，對中國經濟發展非常有信心，今後也會持續保持友好的合作方式。現在不同車型的國產化比例不太一樣，平均可達到80%以上。
松下回應記者稱，鬆下了解到日本政府發佈的相關政策，目前不予置評。松下同時表示，中國是松下集團重要的海外市場之一，2019年4月成立了松下電器中國東北亞公司，會繼續加強中國事業的發展；產業鏈是否調整，將根據今後的實際情況研討。2019年4月成立的中國東北亞公司，是松下集團首次在日本以外成立實業公司，該公司擁有85家法人公司，約6萬名員工。
一位熟悉日本工程機械行業的人士對記者表示，政策對企業實際意義不大，日本本土市場不大，海外發展為主的方向不會改變。如果生產遷出中國，如今中國企業製造能力已經不相上下，相當於把市場拱手讓給中國企業、放棄中國市場，得不償失。該人士還表示，日本生產佈局原則是貼近市場，比如中國、歐洲市場足夠大，就在當地生產。
一家日本家電製造企業人士對記者表示，公司決策層目前沒有任何有關該補助政策的應對信息，反而由於中國疫情防控情況較好，已經在為市場恢復做準備。
華東地區日商俱樂部在4月1日至6日針對華東地區的710家日本企業進行了是否會調整供應鏈的緊急調查，調查對象是江蘇、上海、浙江、安徽等華東省份的日企。調查結果顯示，在當地有生產設施的日企，86%的企業不會做出調整，當地沒有生產設施的日企，92%的企業不會做出調整。此外，在中國有工廠的日企，已經回遷的佔2%，計劃回遷的佔7%，二者合計佔9%。
而日本貿易振興機構發佈於今年2月的調查數據顯示，2019年，690家接受調查的在華日企中，43.2%的企業將擴大業務，50.6%的企業將維持現狀。預計縮小或轉移到第三國的分別佔比5.4%和0.9%。
圖1：2015年以來在華日企今後1-2年業務開展方向
資料來源：日本貿易振興機構
日本貿易振興機構北京代表處經濟信息部部長藤原智生對此表示，對比去年和疫情發生後的調查數據，結果基本一致，沒有明顯變化。製造業是長期投資，很難簡單從一個地方搬到另一個地方，供應鏈是重要因素，原則應該是儘量當地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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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向東南亞分流是必然趨勢
綜合多位受訪企業的反饋來看，新政策不會導致大量日本企業搬遷，市場才是決定性因素。但另一方面，日本企業界“China+One”的策略，在幾年前就已經開始，相比回遷日本，前往人力成本更低的東南亞是不少日企及其配套產業鏈上的企業的選擇。
國家電投柴茂榮教授對記者表示，回溯過往，2012年起因為政治事件的因素，一些製造業已經佈局東南亞、壓縮國內訂單了。跳出疫情來看，不少外資企業本身是做加工出口的，對生產成本十分敏感。因為中國製造業成本逐步提高，一些勞動密集型的自然遷移到東南亞、自動化程度高的回到日本，從中國購買原料成為新的趨勢。
圖2: 今後1-2年將“擴大”業務的企業佔比走勢
資料來源：日本貿易振興機構
2012年是日本企業在華投資意願的拐點。日本貿易振興機構的調查數據顯示，最近10年以來，願意在華擴大業務的日企比例在2012年首次低於東盟，當年願意在華擴大業務的日企比例從前一年的66.8%大幅下降至52.3%。2012年是近10年來中日外交關係的冰點，當年兩國在釣魚島問題上外交摩擦不斷，兩國外交正常化40週年相關活動被取消。
政治影響因素之外，日企在華業務景氣度下降和製造成本上升也是部分日企逐漸退出中國的重要原因。根據日本貿易振興機構的調查，縮減或撤出海外市場的日本企業中，當地市場銷售額減少和成本增加是頭兩大原因，在華日企受此影響的比例要明顯高於東盟國家。因當地銷售減少而縮減或撤出的日企，在中國是66.7%，在東盟是46.2%；因成本增加而縮減或撤出的日企，在中國是56.4%，在東盟是44.6%。
前述日本家電製造業人士對記者表示，近七八年來，日企在華都不太景氣，製造業主要是受產品同質化、中國品牌質量迅速提升、中國政府對本土公司支持加大等因素影響。該人士表示，日企在華投資最看重中國市場大、勞動力成本低，以及中國政策支持外資引進。但近十年來外資的政策紅利在減少，中國企業競爭力提升迅速，外資企業在中國的投資已經從熱潮期進入到平穩期，甚至衰退期。
國內製造成本上升也催生了部分企業外遷，但同時也展現出中國與東南亞產業格局差異的分化。
圖3：對日企而言不同國家的功能變化（2015-2019）
資料來源：日本貿易振興機構
日本貿易振興機構的調查顯示，對日企而言，在通用類產品上，中國製造佔比要顯著低於東南亞國家及印度，而在高附加值產品上，中國製造的比例基本穩定在最高比例。藤原智生對記者分析，中國國內有完整的供應鏈，這對製造業投資來說是優勢。中國工廠相比其他國家水平更高，員工技能、自動化程度相比其他國家都有優勢，在中國更適合生產高附加值的產品。隨著人力成本提高，生產通用產品越來越不划算。
多重因素的綜合作用下，儘管在華日企撤出或轉移的比例常年不足10%，但仍有許多企業在疫情前即開始向東南亞轉移。近年來在中美貿易摩擦的背景下，出於分散供應鏈風險的考慮，也助漲了這一趨勢。
據記者瞭解，兄弟、京瓷、富士施樂等日系打印機巨頭的產線都在往越南轉移，夏普則預備將面向美國市場的複合機生產從江蘇搬到泰國，佳能也有加速改變其供應鏈格局的意願。
一家為佳能及兄弟提供金屬結構件的深圳公司負責人告訴記者，這些日系打印機企業分配給中國國內的配套廠商的訂單已嚴重減少。他打算將過去在國內內銷的產能放在越南生產，然後再回銷至中國。為了保住訂單，許多有條件的零部件供應商已開始加速往越南轉移。
從2000年左右起，日系企業已經開始佈局東南亞。佳能、京瓷、兄弟目前均在越南設有工廠，當地產業鏈雖沒有中國成熟，但也已初具形態。對這些日系打印企業來說，進一步將中國國內的產線轉移至越南，並非難事。
相比之下，因為產業鏈比打印機產業更長，汽車行業的轉移沒有那麼容易。
一家為豐田提供金屬零部件的東莞企業對錶示，目前越南汽車製造成本較高。豐田及本田在越南都有整車廠，但是產量太小。這是因為越南目前的汽車產業鏈還不夠完善，本土化率不到15%。
上述人士認為，如果要轉移，泰國更為合適。泰國的汽車零部件生態已成規模，在當地，已能找到多家日本汽車螺絲廠。相比越南，泰國汽車產業的本土化率能達80%以上，製造成本約比越南低50%-100%。
不過，日系汽車行業整體搬遷至東南亞依然不現實。“中國國內市場那麼大，不可能放棄。”上述人士表示。
更有可能的趨勢是，轉移部分產線到中國以外的地區。過去為規避風險，大部分國際製造巨頭會在同一個國家找兩家供應商，現在是一個產品會在兩個國家分別設定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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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抗疫有助於恢復全球化勢頭
疫情和貿易摩擦的雙重考驗下，企業經營的不確定因素增加。今年2月，日本自中國的進口額近乎減半，依賴中國的電子、汽車等行業的供應鏈遭受重創，日本社會2月起就已經有日本製造業是否過於依賴中國的討論。
日興資產管理有限公司首席戰略家神山直樹在2月18日發表的《對世界工廠中國的依賴度》中指出，日本經濟對於中國製造依賴程度高，中國長期生產停滯將對日本和全球經濟造成影響。2月中旬依然是中國疫情高危時期。
《日本產經新聞》社論員長谷川秀行在3月31日的“一筆多論”專欄中表示，日本應該調整製造業生產對中國的依賴。
“在感染新冠肺炎人數增加、日本企業供應鏈受損的情況下，日本政府目前的方針是，支持企業重新分配生產點。”長谷川秀行表示，如今日本企業依賴規模龐大的中國經濟，很多日企已經成為中國供應鏈重要的一部分，但2月日本對華貿易停滯，中國訪日遊客數量減少90％，都給日本經濟帶來很大的負面影響。”
他認為，日企應該繼續遵循China＋One策略，除了讓一部分生產迴歸國內，也應該將零部件生產向中國以外擴散，擴大進口來源，從而分散過度依賴中國的風險。
這些主張是貿易保護主義嗎？
日本野村綜合研究所執行經濟學家木內登英在4月15日發佈的報告中表示，民族主義與保護主義對全球化趨勢的逆轉是當前全球面臨的三大風險之一。
他在報告中表示，日本最近出臺的經濟政策包含對企業本土業務復甦的支持，從風險管理角度，企業開始反思生產網絡是很自然的事情。然而，如果國際分工發生重大調整，完全依靠國內生產，這意味著全球化趨勢的逆轉。它反映出特朗普政府在與中國的貿易摩擦中的“本國優先”民族主義政策在全球範圍蔓延。這種情況下，新冠疫情大流行可能成為全球經濟效率和活力大幅下降的導火索。
木內登英在報告結尾呼籲，必須利用新冠疫情防治的全球化合作契機，防止全球化逆轉，引導各國重新確認國際合作、多邊主義和自由貿易的價值觀。他表示，這種流行病造成的困難經濟環境，使各國很容易被民族主義所誘惑。然而，現在全世界都在與這種新型的冠狀病毒進行著一場對抗，這是世界上從未遇到過的強大的共同敵人。這場戰鬥應該有足夠的理由讓各國更加認識到國際合作的重要性，加強與其他國家的經濟關係。
機工智庫負責人陳琛撰文指出，全球製造基地在近百年內經歷了從歐洲到北美再到東亞地區的轉移，而亞洲地區目前也逐漸成為全球最重要的製造業網絡，中國更是在近幾年取代日本成為了網絡中的中心，但是從整體來看，中日韓仍然是東亞生產網絡的核心，三者之間的分工合作其實是東亞地區製造業快速崛起的重要基礎。東亞地區的主要國家供應鏈之間的聯繫越來越緊密，甚至在某些細分行業上已經達到了“合則立,分則敗”的緊密關聯。縱觀汽車、機械、電子、船舶等複雜產品的製造，越來越多需要這三個國家作為主要參與力量合作完成，在許多高端製造業領域，日本和中國其實本可以作為全球的最佳拍檔，在創新、效率和成本上打造全球最優。
商務部發言人高峰在4月16日的發佈會上回應有關“去全球化”進程的提問時表示，當前，經濟全球化出現回頭浪，但大的趨勢不會改變。全球化出現的問題需要通過合作和發展加以解決。各國應該加強合作，適應和引導好經濟全球化，使世界各國在應對疫情給全球經濟帶來的挑戰中，發揮各自優勢，實現互利共贏。面對挑戰，中國將繼續堅定不移擴大對外開放，放寬市場準入，進一步擴大進口，在開放中推動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為全球經濟的復甦和發展做出中國應有的貢獻。
日本企業也期待中國進一步擴大開放。中國日本商會發布的《中國經濟與日本企業2019年白皮書》提出了一些建議，主要包含健全現代市場體系、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進一步完善全面開放新格局三大部分。其中，2019年3月全國人大審議通過的《外商投資法》受到外企廣泛關注，白皮書稱，該法將給在華開展業務的日資企業帶來巨大影響，期待該法切實落地，讓中國市場進一步開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