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宿夜花
前段時間，奧斯卡獎上《小婦人》僅奪得了最佳服裝獎，凱撒獎上《燃燒女子的肖像》也僅僅奪得了最佳攝影，這些高口碑的“女性電影”佳作沒能最終拿下大獎，令眾多觀眾感到惋惜。
這令我想到了莎莉·菲爾德主演的《諾瑪·蕾》。
談起莎莉·菲爾德，更多年輕觀眾熟悉的是：湯姆·漢克斯主演的《阿甘正傳》中那個慈祥、包容、溫和的母親，或者是斯皮爾伯格導演的《林肯》裡強勢、乖張的“第一夫人”。而對於這位曾兩次獲得奧斯卡最佳女主角的演員，她的獲獎作品一直沒有得到足夠關注。
電影《諾瑪·蕾》作為莎莉·菲爾德的代表作，從第32屆戛納電影節到各類影評人獎、再到第52屆奧斯卡獎，莎莉·菲爾德幾乎將大大小小的最佳女主角獎收入囊中。
比起獎項上的收穫頗豐，影片《諾瑪·蕾》的意義更在於它對“女性電影”的標杆意義以及對後世的影響力，從梅麗爾·斯特里普的《絲克伍事件》到朱莉婭·羅伯茨的《永不妥協》，將“成長與獨立”這一主題寓於“底層女性的權利覺醒”之中，使得電影在發揮藝術魅力同時具有社會反思性。
如果跳脫出縱向上的好萊塢電影自身的發展軌跡，將目光移向世界電影更廣泛的格局，影片與鞏俐的《秋菊打官司》等亞洲電影形成一種東西方女性尋找自我價值的對照，秋菊所追討的“說法”，與諾瑪·蕾所強調的“Union”（工會），有很大程度上的共性。談到這裡，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在任何不同文化背景、審美側重點的評價體系內，《諾瑪·蕾》都收穫了好評。
電影的導演馬丁·裡特，從西部片《原野鐵漢》到驚悚片《柏林諜影》，儘管一直致力於不同類型的影片，但不變的是，馬丁·裡特一直側重於利用細節與角色互動賦予人物以立體感、並用整體的影調襯托主人公的精神世界。因此，他的導演風格十分適合“人物主導故事”的影片。
01.將“女性題材”賦予社會意義
如果說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美國工廠》，講述的是美國工會發展史，那麼《諾瑪·蕾》的故事便發生在工會發展時間軸上的一個節點：1978年的夏天。導演通過這一個微小節點，透過一個南方小鎮紡織廠的勞工群像，透射出女性成長的社會意義。
導演馬丁·裡特化繁為簡、以小見大，避開了花卻大量時間去展現複雜的社會背景，而是通過男女主人公之間的文化背景、生活方式、精神層面的差異，去表達現實中女性勞工困境的普遍性。
諾瑪·蕾（莎莉·菲爾德飾）是南方小鎮一名普通的紡織女工，她日復一日、單調貧乏、百無聊賴、毫無生氣地工作。縱使忍受著資本家和工廠領導的壓迫，卻忍氣吞聲、委曲求全，一直處於一種精神壓抑的狀態。與此同時，因為沒有受過太好的教育，她沒有工作的選擇權、沒有更高的精神生活，只得困頓於邊陲小鎮，通過戀情與酒吧的活動宣洩自己的壓抑與憤懣。
魯本（羅恩·雷布曼飾）是總工會指派來的組織者，他要協助棉紡織廠建立工會。他是一個當代“紐約客”，現代觀念已經深入他的生活，他的世界裡不僅僅有著戀愛，他還可以通過文學、藝術、戲劇、音樂來充實自己的精神生活。
諾瑪·蕾的最大困境並不在於物質上的貧乏，而是來自精神上的貧瘠。並非是她主觀上不想通過勞動與學習改善自己的生活，而是客觀上她沒有實現的條件。70年代的南方小鎮，是與現代大城市紐約相對的原始田園生活形態。縱使幽靜、安逸、美麗，卻也閉塞、落後，是現代文明無法涉及的角落。處於偏安一隅的南方小鎮，諾瑪·蕾無法獲知城市的文明世界，教育程度低就導致她無法通過正規途徑捍衛自己的權利。
02.女性成長與蛻變的真實性，建立在現實生活基礎之上
首先是反抗來自家庭內部的父權壓制，這種父權壓抑並非是一種刻意強迫、蠻橫霸道式的，而是一種無意識的意志馴化。作為一個南方小鎮的傳統男性，諾瑪·蕾父親內心深對女兒的管制與約束是根深蒂固的，他無時不刻不在試圖主導著女兒的生活，暗中監控著女兒的一舉一動：從婚姻大事到購物娛樂等瑣碎細節。
他的過分“關愛”無疑是對諾瑪·蕾成長獨立與自由人格、活動空間的侵害。因此，諾瑪·蕾作為女性、成長道路的第一步便是跳出被擺佈的女兒身份，與父親之間的關係從父親家庭話語權中的服從者變成互相尊重並保持思想獨立的親密親人。
其次是找到對待愛情的自主選擇權。在小鎮封閉、僵化的話語體系內，男性掌握著主導兩性間相處的話語權，是故諾瑪·蕾的戀人只將她視作一種宣洩的工具，而沒有正視到她作為一個有著自我意識、喜怒哀樂的人應有的思想主張。與此同時，底層男性間的暴力鬥毆等原始習氣，使得諾瑪·蕾丈夫喪命成了單身母親，而她的卑微處境又被男性大肆渲染進行輿論暴力與道德審判。
“紐約客”羅賓的出現，以及他帶來的現代價值觀，更讓諾瑪·蕾壓抑的怒火與潛在的反叛特質得到釋放。因此，她開始不滿足於取悅、依賴男性來獲取安穩的生活，逐漸從困頓於家庭丈夫孩子的迷惘主婦身份中叛離，她開始追求與男性平等的家庭婚姻愛情的話語權。
最為關鍵的是，
女性的成長與自強，需要經濟上的獨立與創造的價值獲得來自社會的尊重。這正是諾瑪·蕾成長中最為重要的，她在捍衛紡織工權利之時，展現出了任何男性都不具有的膽識與氣魄，因為她的據理力爭與永不妥協，工會最終取得了微弱的優勢。儘管捍衛權益的道路任重道遠，但任何先驅在付諸努力與熱血的同時，忍受的是常人難以想象的壓力與阻撓。
03.比之“炫技”，表演的魅力在於賦予角色獨一無二的豐富性格與完善的行為邏輯
如果說梅麗爾·斯特里普的《蘇菲的抉擇》代表了主流女性角色中難度上的最大化——口音模仿、形體塑造、情緒層次需要演員表演技術上的控制力與領悟力；那麼莎莉·菲爾德的《諾瑪·蕾》，則是一種對現實主義角色的極致呈現，注重角色的客觀性、典型性同時又兼具個性色彩。
比之氾濫在通俗言情劇中的“炸裂式”演技與撕心裂肺的“表演瞬間”，《諾瑪·蕾》揭露了電影表演的實質——對真實立體完整自洽的人物塑造。具體來說，演員表演的是一個有著特定身份、文化背景、行為習慣、性格特徵的個性化人物，而不是一種簡單淺層的情緒堆疊與套路模式化的臉譜製造。
莎莉·菲爾德十分注重體驗角色的生活環境、分析其對人物性格塑造的作用。例如，影片的開場，莎莉·菲爾德展現了長著繭、工作麻利的勞動者的手，這就是需要一定的練習與體驗紡織工生活才能練就的形體習慣與職業技能。
在細節之上，莎莉·菲爾德的形體動作使得人物異常鮮活多彩。例如，她聽聞母親耳朵患疾，便不顧一切、橫衝直撞地奔向辦公室開始直接爭鋒相對地爭辯。這種性格內在的反叛性與強悍堅韌的性格，也是她的性格內蘊。作為一個南方小鎮的勞工階層女性，諾瑪·蕾生活不拘小節、大大咧咧、性情火爆直率、行事風風火火，這也是她成為工會先驅的心理依據。
從更高層面的審美要求來講，一個好的人物塑造，展現的並非是一個靜止的封閉狀態，而是通過表演，讓觀眾看到一個“動態的”、“成長變化中的”角色——可以使得觀眾感知到角色的過去與想象到角色未來可能發生的一切。莎莉·菲爾德的表演將角色的這種“動態發展”弧光，展現得不露痕跡。
一方面，現代觀念的啟蒙，她已經開始懂得捍衛作為紡織工的權利、作為女性的自我表達的話語權，她也懂得去通過文學、學習知識去了解更廣闊的世界；另一方面，她的生活環境、性格養成的背後，仍舊與她生活的人群分不開，她仍舊需要面對思想僵化、狹隘保守的丈夫、因循守舊的同鄉，終究實現精神上的自由與獨立，是需要很長的過程，而在這一階段，諾瑪·蕾仍舊需要面對著精神上的矛盾、困惑與迷茫。
結尾處，諾瑪·蕾注視著開往紐約的車，流露出迷惘又困頓的神情，正像是《秋菊打官司》結尾定格中無所適從的秋菊。意蘊無窮的同時，它們傳達出的更是一種對女性困境的深邃思考：“女性獨立成長與自我追尋”的道路，並沒有一個“終點”，而在佈滿荊棘與充滿阻撓的坎坷道路上，不斷地克服阻力、突破自我、實現價值，這正是女性電影中振奮人心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