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生娃姥姥帶,天津人都該記得,跟爸媽上班上託兒所的回憶

昨天提到“天津一大怪,生了娃娃姥姥帶”。這背後有感情因素,更多的是時代的變遷。

如今生娃姥姥帶,天津人都該記得,跟爸媽上班上託兒所的回憶

幼兒園開學遙遙無期,“後悔幫孩子帶娃嗎?”天津姥姥回答火了

在“姥姥”們第一次做媽媽的時候,是有一種託兒所-幼兒園-學前班的“配套”的;如今女兒當了媽媽,姥姥們不得不再次披掛上陣。

遙記80年代,雙職工興起,很多單位企業中都有託兒所,父母帶著孩子上單位,把孩子送到託兒所,下班時再接走帶回家。不過到了2000年以後,這種模式逐漸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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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939年,延安“中央託兒所”,為感謝洛杉磯華僑及國際友人援助,改名“洛杉磯託兒所”

國家帶娃的前世今生

中國的託兒所出現於1929年,設立託兒所,是為了“解放婦女”。

託兒所”和“幼兒園”,常被當作可以通用的同義詞。其實二者區別很大。

幼兒園,又稱蒙養園、幼稚園等,晚清時傳入中國。1916年規定蒙養園“以保育三週歲至國民學校年齡之幼兒為目的”。此後中國的幼兒園機構,大都沿用此項規定,主要招收3歲以上學齡前兒童

3歲以下嬰幼兒進入的才是“託兒所”。不同於幼兒園有較多的教育目的,託兒所的主要任務,是幫助家長,尤其是幫助職業女性看護孩子。

1949年後,中國開始大規模配置託兒所。

截至1954年,全國廠礦企業、醫院、學校等系統已建有託兒所4003個、哺乳室2670個

當時的農村也有託兒所。同男人一樣參加“積肥、打井、修渠、修梯田、修灘地、種菜、飼養家畜等工作”,曾被視為“婦女解放”的莫大光榮。為支持這種解放,各地合作社建起了大批托兒組織。如1956年,湖南省臨湘縣346個合作社,共建立了371個托兒組。

這在當時是一種“時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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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951年,重慶的農忙託兒所

1980年,《人民日報》統計當時全國22個省、市、自治區,共有各類託兒所、幼兒園98.8萬多個,入托兒童3400多萬人,入托率28.2%。

這一時期,廠礦託兒所由廠礦行政、工會組織、婦女組織共同指導。農村託兒所歸地方領導。街道託兒所屬於街道辦事處。市區立託兒所是衛生部門設立的。機關、學校託兒所歸屬於本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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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母子車曾大規模生產,後來由於安全原因被淘汰了。

進入90年代,隨著國企改制等政策的推行,企業附屬託兒所紛紛關閉,舊有的農村、街道託兒所也大都不復存在。

據教育部2005年第二期《教育統計報告》顯示,相比2000年,短短五年間,集體性托幼機構減少56668所,銳減70%——其中,託兒所的消失比重遠大於幼兒園。[

時代變了。“託兒所”的問題也變了。

天津的託兒所

託兒所是孩子離開父母走向“社會”的第一步,是孩子獲得關愛、學習生活知識的歡樂天地。上世紀50年代,託兒所、幼兒園負責看管孩子的保育員被稱為“阿姨”,絕大多數託兒所、幼兒園都很簡陋。如今,許多幼兒園配有專業的幼兒教師,教室寬敞明亮、設施齊全,多媒體教學越來越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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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託兒所阿姨餵飯。

城市職業女性人數在近20年裡大幅上漲,加上“二孩政策”的出臺,對託兒所的需求並沒有消失——調查顯示,74.2%的職工希望孩子入托,在希望孩子上託兒所的原因中,有52.9%選擇了“家裡無人照護”。

根據調查,單位託兒所的優勢很多,“可以讓孩子和單位同事的孩子一起長大,這既有利於孩子的成長,也能促進員工之間的感情。”“解決了員工的後顧之憂,員工也能更好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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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託兒所稱體重。

不過,也有人提出了自己的擔憂,“現在私人企業和外企比較多,這樣的託兒所恐怕只有大型國企才有能力去開。”“我們這種小公司的員工還是得自己想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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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培新幼兒園孩子在復興公園。

有人說,自己小時候就是在父母單位辦的託兒所里長大的,“一些大型的國企自己會辦託兒所,甚至會辦學校,父母省了很多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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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從小培養勞動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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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幫同伴穿鞋。

如今生娃姥姥帶,天津人都該記得,跟爸媽上班上託兒所的回憶

上世紀60年代,天津市和平區興安路的一家幼兒園內,孩子們在保育員的看護下做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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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80年代,簡易託兒所為雙職工解決後顧之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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