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言论批判
文章标题含“批判”二字，这不是文革的遗风，是易中天先生教我的。易中天认为：方方日记出外文版，你们也可以到国外出版《方方日记批判》，最好是出德文版，因为德文里批判二字是中性的，Kritik（批判）本意是一般的研究。这话看似没错，德文书籍里经常出现含有“批判”二字的书名。如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等。但易先生的导向似乎有问题，是引导我们去“研究”方方日记，我不明白，方方日记有什么好“研究”的？
其实，中文里“批判”二字也有二层意思，一层是对错误的思想、言论或行为做系统的分析，加以否定；另一层是分析判别，评论好坏。比如：“批判”地继承文学艺术遗产。我们是中国人，没有必要到国外去出版德文版的《方方日记批判》。我就用中文里“批判”的第二层意思，仅就方方对自己的日记出版海外版的说法作一些分析判别。
有人对方方的《武汉日记》出版外文版事件采访过她本人。方方对网络舆论一些说法作了说明，其中不乏“可圈可点”的言论，我们用中国人的方式来判别一二。
“我的书与国家之间没有张力”，这是这篇采访记录开宗明义的标题，署名“方方”，应该是方方的原话了。什么是“张力”？受牵拉的物体中存在的相互作用的拉力。一本记录武汉疫情的日记，在敏感的时间节点，国外出版商“从重从快”赶着出版，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怎么说也撇不清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吧，除非你已经没有中国国籍了。
方方之前从来没有承认过她写的是一本日记，说称日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日记。一本为了完成约稿，记录别人说的文字，充其量也只能算是《封城宅家记事》，作家深谙什么才算是日记，所以几次三番声明所写的不是日记。但是，文字到了国外出版商那里，怎么就成了《武汉日记》？至少也该称为《方方日记》吧。一本称为《武汉日记》书，给世人暗示了什么？不言自明。你还能说这本书与国家之间没有张力吗？
“这本书我所有的稿费都会捐出来”，这是方方为日记出海外版说的一句很慈善的话。方方称要把这本书国外版权费捐给在疫情中死去的医护人员家属。我不知道方方这次能拿到多少版权费？如果这是出版《武汉日记》海外版的原因，听上去倒也冠冕堂皇。但是，如果中国武汉不接受你这笔“慈善”捐款，你方方会收回这本书的版权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这不是你要在海外出版这本书的初衷，你是为了打一场“完美的仗”。
试想，在这次疫情中因公殉职的医护人员家属会心安理得拿你通过消费灾难而得到的国外版权费吗?不会。试想，武汉哪个慈善机构敢接受你《武汉日记》国外版权费的捐赠?同样不会。这正如现在国内没有任何一家出版社敢出版你的《方方日记》一样，不是仅因为“极左”人物舆论造成的原因，而是你自己已经把日记的文字弄的变味了。我想：方方作为作家应该不缺钱，现在也不缺名气。如真想捐赠，现在随时随地都可以去慈善基金会，不必等《武汉日记》出版的那一天。
“我书里有无数的中国抗疫经验，国外出这本书，岂不正好是推广中国式经验的好方式吗？”这是方方授权出版外文版日记的又一说辞。这话如让钟南山或张文宏听见情何以堪？还是易中天先生说的好：专业的事情要让专业的人去做。中国抗疫专家现在天天在和国外视频连线介绍分享国内抗疫经验，张文宏累的眼圈像熊猫了。如等到6月30日《武汉日记》正式出版再推广所谓的“中国抗疫经验”，用中国人的说法：黄花菜都凉了。
说真的，60篇方方日记我都看过，没有看到哪一篇是正儿八经说中国武汉抗疫经验的，这可能是方方所有说辞中最不靠谱的一句话。在通篇采访记录中，方方为了平息和缓和由于授权出版外文版日记带来的舆论压力，说了许多为自己解脱的话，以上“批判”的这三句话我认为是最差强人意的。其实答记者问中要“批判”的话还有很多，时间不允许，也没有这个必要，否则，真的可以写一本《方方日记批判》。
易中天最近在公众服务号里连续二次为《方方日记》外文版事件撰文：《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共识》、《底线是起码的共识》。二篇短文不站队，语焉虽然不详，但其中“共识”和“底线”二个词值得方方参考，在这次《武汉日记》海外版事件中，你和大量“反水”的舆论是否有了共识，你和一个中国人该守的底线是否有了一致。
一个人在任何年龄都不能意气用事，在进入老年时更要学会放下。一本《方方日记》在国内看看也罢，何必兴师动众授权到国外去出版。说实话，《方方日记》是你所有作品中最没有价值的文字，何必要赌气与你称为“极左人士”打一场所谓“完美的仗”，枪响之后，没有赢家，你方方也不会例外。出来混，总是要还的，每个人都一样，影响越大，代价越高。
《武汉日记》不可能流芳百世，过不了多久，就会成为过眼云烟，没有人会记得它。方方应该用其它的好作品来垂名青史。
方方的一滴墨水，落在西方政客头上就是一场及时雨。你本意不想给人输送子弹，但别人会拿你当枪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