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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内容不代表东亚评论观点和立场
| 东亚君按 |
“地域黑”或许是人类一大天性。
不然，西方古圣人也就不会苦口婆心地说：“要爱邻人，像爱自己一样”。
虽说缺啥补啥，但这话说了快两千年，人类似乎也不见起色。
尽管不曾周游列国，但我们常能不费力气地讨论对某国的印象——比如日本人羞愧万分就切腹，俄国人醉酒能与熊搏斗。
放到国内，也是同理。对许多大学新生来说，刚入学的那段日子会让他们突然觉醒“省籍”意识。
比起名字相貌、个人品行，“老家”似乎是最好的初步分类法。
中国三十多个省份可能不少都未曾到访，但却能在印象中为每个省份对号入座。那些不太友善的印象，就会被称作“地域黑”。
“地域黑”的追随者总能找到无数理由，确认自己的印象其来有自，并真诚地相信人与人之间有根本性差别，而自己则总能处在一个更优越的位置上。
这就好像星座占卜，我们总觉得仅这一点生日上的相近，就足以在他们之间产生一些微妙的联系，而自己则总能在最近比别的星座走一些运。
“地域黑”曾成为无数人餐桌与闲聊时的笑谈，却也曾着实给无数人带来过生活乃至人生上的麻烦与困境。
我们对“地域黑”的态度，意味着我们会如何对待自己的“邻人”。所以这个问题说小不过鸡毛蒜皮，说大却足以影响国家与个人。
今天东亚君与诸位分享的，是上海维舟先生的文章。作为“地域黑”的重点关照对象，作者讨论了“地域黑”运作规律，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与意见。在东亚君看来，这是一篇十分有趣又颇值得讨论的文章。
只要生活在社会联系之中，“地域黑”就有可能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
亲爱的读者，作为某个或某些“地域”的成员，你是否同意这位作者的看法呢？
你对“地域黑”问题，又有哪些经历与高见？
我们期待着你的分享。
很多学者早就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在中国传统上并不存在西方那么强烈的族群歧视，异族变换身份是常有的事。只要接受中国文化，那么在所谓“天下一家”的框架之下，就能被承认为中国人，也因此才使我们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族群；
但另一面，中国社会的地域歧视却比大部分国家都更严重，这或许是因为在安土重迁的农业文明传统中，在一个相对封闭自足的区域内，人们往往形成了固定的风俗与社会心态，不免对外人差别对待。
近些年来，被黑得最多的可能是山东人，还涌现出了诸如“鲁性”之类的一批戏谑性的新词。地域黑成为一种全国性的文化批评，这还是一种值得认真对待的新现象。不过，就连许多山东人，可能都非常困惑，这样的社会风气是怎么出现的、又为什么独独是山东人成了被黑的对象？
这个问题如果追索下去，或许可以让我们发现，答案就隐藏在中国社会的结构性变迁之中。
地域黑的前世：格格不入的上海人
实际上，“鲁黑”是近年来的新现象，在十几二十年前，在几乎长达两代人的时间里，在全中国最容易遭黑的，不是山东人，而是上海人。
那些年里，上海人无论走到哪里，都显得格格不入——他们自己和外地人也不合群，这种不合群几乎是浑身散发出来的，以至于哪怕他们做出想和人合群的样子，别人都仍然会觉得他是异类。
众所周知，对上海人来说，出了上海地界，外面的各地都算是“乡下”。 当然，确切地说，这样的心态并非上海所独有，身为老北京的作家老舍就曾在小说《离婚》中嘲讽：“据张大哥看，除了北平人都是乡下佬。天津、汉口、上海，连巴黎、伦敦，都算在内，通通是乡下……世界的中心是北平。”
民国时的北平，其实已经是没落的“故都”，因而这种睥睨天下的心态多半是基于“皇城根儿”的身份优越感，但上海人将外地人统统看作“乡下人”则略有不同——这可不仅是城乡的地理差别乃至户籍差异，甚至还代表着一种“文明”的分别。
在港台商人大红的改开年代，全国也只有上海人创造出“港巴子”、“台巴子”这类词汇表达轻蔑。连港台也不过是“巴子”（没见识过世面的乡下人），和洋气的上海不好比，那别处不必说就更等而下之了。
这样一种以“中国唯一的城市文明人”自许的特殊认同，在一个农业文明共同体内自然极容易遭黑——因为它所自我标举的，本来就是与整个群体的文化价值相斥的那些特质，还毫不掩饰自己恼人的优越感。
有时我因此理解了为何犹太人那么遭人恨，因为不说别的，单是这份“我是唯一选民”的优越感本身就足够让人厌烦了。
那些年里坐火车，不止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邻座一旦得知我是上海人，无论是四川人、山东人、北京人还是浙江人，都开始滔滔不绝地大谈上海人如何“小市民”乃至“小男人”。
余秋雨1992年出版《文化苦旅》一书，在其中的《上海人》一文中总结了那个年代的上海人形象：“几乎全国各地，对上海人都没有太好的评价。精明、骄傲、会盘算、能说会道、自由散漫、不厚道、排外、瞧不大起领导、缺少政治热情、没有集体观念、对人冷淡、吝啬、自私、赶时髦、浮滑、好标新立异、琐碎、世俗气……如此等等，加在一起，就是外地人心目中的上海人。全国有点离不开上海人，又都讨厌着上海人。”
其实我自己当时也不喜欢上海人，可说从小在内心深处就不认为自己是“上海人”。我老家崇明岛虽属上海管辖，但交通不便、甚至方言也不同，市区对我们岛民而言，就像是遥远的海市蜃楼，隔着长江只能影影绰绰地看到一些模糊的高楼。
从小在乡下长大，在我们的话语中，“上海人”都是指那些傲慢的城里人，没想到上大学后，我也被贴上“上海人”的标签，虽然很多人说我“不像个上海人”——这在当时，据说是对上海人的最高评价。
真正让我感受到文化冲击的，是刚工作不久的2000年，受公司委派去河南做调查。因为要在洛阳下属的几个县都走一遍，抽样做问卷，当然需要一个本地的老司机。但我没想到的是，第一天谈好的价钱、条件，第二天真正上路后，司机就不断找我软磨硬泡，以各种理由要求加钱。
虽然当地的合作伙伴后来帮我解决了问题，但他又叹气说了一句：“这不是在上海，你不能把上海那一套带过来，要适应这里。”
我一下子意识到，自己之所以对老司机的行为那么意外和气愤，是因为我习惯了在上海默认的契约精神：在上海，前面的谈判很艰难，条件都一个个摊开来，斤斤计较，但一旦谈定了，就得不折不扣执行；而在这里则相反，他可以一口答应，先揽下来再说，当你误以为很顺利时，其实相互折磨才刚开始。
这当然并不是说上海人的做派就都是对的，只不过让我意识到，很多事物有着非常复杂的面向，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可能评价极为悬殊。
由此我也想到，上海人常被诟病的另一些“缺点”，例如人际之间非常冷淡。在厦门大学读书时就发现，其它省份的老乡会都热热闹闹，唯独上海的老乡会，聚了第一次后就再没下文了。
既然如此，那么“散漫”和“不团结”也就顺理成章了：每个人都自行其是，也不会看在都是上海人的份上，就在这异乡的校园里彼此多照应。
上海人给人的感觉因而是高傲、冷淡、散漫的，甚至拒人以千里之外，但真正回到上海工作后，我倒慢慢地发现，上海同事并没有想像的那么难相处。后来我才渐渐意识到，那与其说是善意，倒不如说是因为上海自近代以来一向是个陌生人社会，因而看起来人际冷淡。
但也因此，人们既不怎么关心你，却也没多大兴趣打探你的私事。只要工作表现出色，在上海的职场也不像别的地方那么需要有点“关系”才能立足。对像我这样缺乏根基的“乡下人”来说，这样的环境不仅友善、公平，甚至还让我觉得有几分自由。
鲁黑：
为什么轮到山东人变成异类了？
鲁黑：为什么轮到山东人变成异类了？
有了这样的经历，当这两年“鲁黑”兴起时，我很自然地意识到，这黑的其实并非地域本身，而是它所代表、承载的一整套文化与价值观。就像福建人戏谑说“好男不娶福州女，好女不嫁莆田男”，也只是因为福州自古是省府，女性娇贵不善持家，而莆田则是出了名的大男子主义。
“鲁性”大批判如今似乎已经成了网上的一种特殊亚文化。2019年8月，《新京报》还刊发了一篇《山东“地域黑”的前世今生》，总结了“鲁性”文化的几大特征：
直爽、仗义、热情、实在、负责任、儒家性情，而这往往又与酒文化、直男癌、生殖癌、编制爱好者、公务员大省、高考大省、领导文化、土味审美等等联系在一起。
一言以蔽之，这是一种儒家伦理传统意味浓厚、官本位、大男子主义突出的做派。
正如文中所说的，“短短几年间，山东形象经历了剧烈转变：从全国道德模范，变成了网友吐槽对象，甚至是绝佳的批判样板。”由此还催生出了一系列戏谑性的新名词，诸如“鲁性”、“鲁味”、“含鲁量”、“鲁魂”，而致力于传播这种鲁文化的人，则被戏称为“普鲁士”。
为什么是山东？这恐怕决不是偶然的。对国内各省的价值坐标分析表明，一般内陆省份在价值观上会相对保守传统一些，而东部沿海的省份则更倾向于开放进取，
然而山东却是其中唯一的例外：它虽是沿海省份，但作为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它在价值取向上却比一些内陆省份更固守传统。
很少人注意到的一点是：在“鲁黑”大盛的同时，对上海人的批判却调门大大降低了，近些年来倒是随着“契约精神”这类词的流行，有不少声音开始肯定上海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上海确实可以说代表着山东的反面：与山东那种“领导文化”相反，上海人以往常被指责的一点，就是“瞧不大起领导”，也许是因为近代以来习惯了开放外向的格局。
正如余秋雨所说的，“上海人很难在心底长久而又诚恳地服从一个号令，崇拜一个权威。一个外地的权威一到上海，常常会觉得不太自在。”
这些地方文化中所显示出的价值取向，究竟是好是好，其实取决于社会在整体上如何评判。同样一种品质，在不同视角看来，评价迥然不同。
山东人重情义，有时甚至无原则地重乡谊，这在以往恐怕不但不会受嘲讽，甚至是被推崇备至的；反过来，上海人那种不粘缠、不牵扯、不喜欢欠人情、明确的边界意识（“跟你搭界伐”甚至成了上海市民最著名的口头禅之一），看起来就不亲近，往往还很不客气，给人以傲慢的印象，但对现在的独立个体而言，这却是值得褒扬的特质。
就此或许可以这么说：当中国社会仍深受传统文化影响时，“上海人”势必格格不入，遭到普遍反感；而到2011年中国人口城市化已迈过50%大关之后，在现代性的映照之下，人们开始重视契约精神和独立个体，此时上海不再另类，反倒是山东显得扎眼了。
从这个角度来说，“鲁黑”其实是好事，意味着中国社会发生了结构性转变，由此催生了一种内部自我反思意识，否则，在传统气氛浓厚的年代，现在鲁黑说的那些，根本就不成问题。 正如我一个山东朋友说的，青岛虽属山东最大的港口都市，但“我奶奶那一辈儿，吃饭时女人不上桌太‘正常’了呢”。
这一点，山东人自己也很清楚。我认识不少“不像山东人的山东人”，他们自己就在批判反思“鲁性文化”，有一位甚至说：“山东父老苦‘鲁味’久矣。我们自己骂不过瘾，欢迎各地朋友助力！”这与近代以来的“国民性批判”一脉相承，或许本身也带有“反传统”的一面。
这些年的河南黑、东北黑，如果撇开地域歧视的意味来分析，其实也可以看作是民国时晏阳初说中国农民“愚贫弱私”四大缺陷的现代衍生，只不过现在这种“素质”话语不免以偏概全，指向诸如“河南人多骗子”或“东北人大忽悠”之类地域性的刻板印象。
当然，这些并不是一步到位转变的。就像日前和朋友谈起，她很犀利地反诘：“你确定现在不普遍讨厌上海人了？”也并不是说上海文化的取向就是社会进步的方向，毕竟上海人的集体性格中也有势利、精明过头等负面取向，这正与其商业城市的经历一脉相生。
在1990年代的上海报纸上，一度曾展开非常激烈的“小市民”批判，大声疾呼要重塑“海纳百川”的“海派精神”。那时焦虑于上海人是不是“精明而不高明”，格局太小，以至于不够资格做“国际大都市”的市民。
事实上，现代化未必趋同，现代化的同时又保留传统的人情味，这并非不可兼得，也已被很多国家的个案所证实。
不过，在这样的动态调适中，批判仍是通往全新自我认知的第一步，无论这出于较真还是戏谑，最终都是为了刷新社会的文化价值，以适应时代的变动。
在未来的365天，东亚君将与各位朋友一起去分享110本曾在全球知识界产生过广泛影响、同时也曾给予我诸多刺激的名作。
希望能以此为各位读者带去新的冲击与启示。期待各位加入东评学社，我们不见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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