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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內容不代表東亞評論觀點和立場
| 東亞君按 |
“地域黑”或許是人類一大天性。
不然，西方古聖人也就不會苦口婆心地說：“要愛鄰人，像愛自己一樣”。
雖說缺啥補啥，但這話說了快兩千年，人類似乎也不見起色。
儘管不曾周遊列國，但我們常能不費力氣地討論對某國的印象——比如日本人羞愧萬分就切腹，俄國人醉酒能與熊搏鬥。
放到國內，也是同理。對許多大學新生來說，剛入學的那段日子會讓他們突然覺醒“省籍”意識。
比起名字相貌、個人品行，“老家”似乎是最好的初步分類法。
中國三十多個省份可能不少都未曾到訪，但卻能在印象中為每個省份對號入座。那些不太友善的印象，就會被稱作“地域黑”。
“地域黑”的追隨者總能找到無數理由，確認自己的印象其來有自，並真誠地相信人與人之間有根本性差別，而自己則總能處在一個更優越的位置上。
這就好像星座占卜，我們總覺得僅這一點生日上的相近，就足以在他們之間產生一些微妙的聯繫，而自己則總能在最近比別的星座走一些運。
“地域黑”曾成為無數人餐桌與閒聊時的笑談，卻也曾著實給無數人帶來過生活乃至人生上的麻煩與困境。
我們對“地域黑”的態度，意味著我們會如何對待自己的“鄰人”。所以這個問題說小不過雞毛蒜皮，說大卻足以影響國家與個人。
今天東亞君與諸位分享的，是上海維舟先生的文章。作為“地域黑”的重點關照對象，作者討論了“地域黑”運作規律，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與意見。在東亞君看來，這是一篇十分有趣又頗值得討論的文章。
只要生活在社會聯繫之中，“地域黑”就有可能影響到我們每一個人的生活。
親愛的讀者，作為某個或某些“地域”的成員，你是否同意這位作者的看法呢？
你對“地域黑”問題，又有哪些經歷與高見？
我們期待著你的分享。
很多學者早就注意到一個有意思的現象：在中國傳統上並不存在西方那麼強烈的族群歧視，異族變換身份是常有的事。只要接受中國文化，那麼在所謂“天下一家”的框架之下，就能被承認為中國人，也因此才使我們成為這個世界上最大的族群；
但另一面，中國社會的地域歧視卻比大部分國家都更嚴重，這或許是因為在安土重遷的農業文明傳統中，在一個相對封閉自足的區域內，人們往往形成了固定的風俗與社會心態，不免對外人差別對待。
近些年來，被黑得最多的可能是山東人，還湧現出了諸如“魯性”之類的一批戲謔性的新詞。地域黑成為一種全國性的文化批評，這還是一種值得認真對待的新現象。不過，就連許多山東人，可能都非常困惑，這樣的社會風氣是怎麼出現的、又為什麼獨獨是山東人成了被黑的對象？
這個問題如果追索下去，或許可以讓我們發現，答案就隱藏在中國社會的結構性變遷之中。
地域黑的前世：格格不入的上海人
實際上，“魯黑”是近年來的新現象，在十幾二十年前，在幾乎長達兩代人的時間裡，在全中國最容易遭黑的，不是山東人，而是上海人。
那些年裡，上海人無論走到哪裡，都顯得格格不入——他們自己和外地人也不合群，這種不合群幾乎是渾身散發出來的，以至於哪怕他們做出想和人合群的樣子，別人都仍然會覺得他是異類。
眾所周知，對上海人來說，出了上海地界，外面的各地都算是“鄉下”。 當然，確切地說，這樣的心態並非上海所獨有，身為老北京的作家老舍就曾在小說《離婚》中嘲諷：“據張大哥看，除了北平人都是鄉下佬。天津、漢口、上海，連巴黎、倫敦，都算在內，通通是鄉下……世界的中心是北平。”
民國時的北平，其實已經是沒落的“故都”，因而這種睥睨天下的心態多半是基於“皇城根兒”的身份優越感，但上海人將外地人統統看作“鄉下人”則略有不同——這可不僅是城鄉的地理差別乃至戶籍差異，甚至還代表著一種“文明”的分別。
在港臺商人大紅的改開年代，全國也只有上海人創造出“港巴子”、“臺巴子”這類詞彙表達輕蔑。連港臺也不過是“巴子”（沒見識過世面的鄉下人），和洋氣的上海不好比，那別處不必說就更等而下之了。
這樣一種以“中國唯一的城市文明人”自許的特殊認同，在一個農業文明共同體內自然極容易遭黑——因為它所自我標舉的，本來就是與整個群體的文化價值相斥的那些特質，還毫不掩飾自己惱人的優越感。
有時我因此理解了為何猶太人那麼遭人恨，因為不說別的，單是這份“我是唯一選民”的優越感本身就足夠讓人厭煩了。
那些年裡坐火車，不止一次遇到這樣的情況：鄰座一旦得知我是上海人，無論是四川人、山東人、北京人還是浙江人，都開始滔滔不絕地大談上海人如何“小市民”乃至“小男人”。
餘秋雨1992年出版《文化苦旅》一書，在其中的《上海人》一文中總結了那個年代的上海人形象：“幾乎全國各地，對上海人都沒有太好的評價。精明、驕傲、會盤算、能說會道、自由散漫、不厚道、排外、瞧不大起領導、缺少政治熱情、沒有集體觀念、對人冷淡、吝嗇、自私、趕時髦、浮滑、好標新立異、瑣碎、世俗氣……如此等等，加在一起，就是外地人心目中的上海人。全國有點離不開上海人，又都討厭著上海人。”
其實我自己當時也不喜歡上海人，可說從小在內心深處就不認為自己是“上海人”。我老家崇明島雖屬上海管轄，但交通不便、甚至方言也不同，市區對我們島民而言，就像是遙遠的海市蜃樓，隔著長江只能影影綽綽地看到一些模糊的高樓。
從小在鄉下長大，在我們的話語中，“上海人”都是指那些傲慢的城裡人，沒想到上大學後，我也被貼上“上海人”的標籤，雖然很多人說我“不像個上海人”——這在當時，據說是對上海人的最高評價。
真正讓我感受到文化衝擊的，是剛工作不久的2000年，受公司委派去河南做調查。因為要在洛陽下屬的幾個縣都走一遍，抽樣做問卷，當然需要一個本地的老司機。但我沒想到的是，第一天談好的價錢、條件，第二天真正上路後，司機就不斷找我軟磨硬泡，以各種理由要求加錢。
雖然當地的合作伙伴後來幫我解決了問題，但他又嘆氣說了一句：“這不是在上海，你不能把上海那一套帶過來，要適應這裡。”
我一下子意識到，自己之所以對老司機的行為那麼意外和氣憤，是因為我習慣了在上海默認的契約精神：在上海，前面的談判很艱難，條件都一個個攤開來，斤斤計較，但一旦談定了，就得不折不扣執行；而在這裡則相反，他可以一口答應，先攬下來再說，當你誤以為很順利時，其實相互折磨才剛開始。
這當然並不是說上海人的做派就都是對的，只不過讓我意識到，很多事物有著非常複雜的面向，從不同的視角出發，可能評價極為懸殊。
由此我也想到，上海人常被詬病的另一些“缺點”，例如人際之間非常冷淡。在廈門大學讀書時就發現，其它省份的老鄉會都熱熱鬧鬧，唯獨上海的老鄉會，聚了第一次後就再沒下文了。
既然如此，那麼“散漫”和“不團結”也就順理成章了：每個人都自行其是，也不會看在都是上海人的份上，就在這異鄉的校園裡彼此多照應。
上海人給人的感覺因而是高傲、冷淡、散漫的，甚至拒人以千里之外，但真正回到上海工作後，我倒慢慢地發現，上海同事並沒有想像的那麼難相處。後來我才漸漸意識到，那與其說是善意，倒不如說是因為上海自近代以來一向是個陌生人社會，因而看起來人際冷淡。
但也因此，人們既不怎麼關心你，卻也沒多大興趣打探你的私事。只要工作表現出色，在上海的職場也不像別的地方那麼需要有點“關係”才能立足。對像我這樣缺乏根基的“鄉下人”來說，這樣的環境不僅友善、公平，甚至還讓我覺得有幾分自由。
魯黑：
為什麼輪到山東人變成異類了？
魯黑：為什麼輪到山東人變成異類了？
有了這樣的經歷，當這兩年“魯黑”興起時，我很自然地意識到，這黑的其實並非地域本身，而是它所代表、承載的一整套文化與價值觀。就像福建人戲謔說“好男不娶福州女，好女不嫁莆田男”，也只是因為福州自古是省府，女性嬌貴不善持家，而莆田則是出了名的大男子主義。
“魯性”大批判如今似乎已經成了網上的一種特殊亞文化。2019年8月，《新京報》還刊發了一篇《山東“地域黑”的前世今生》，總結了“魯性”文化的幾大特徵：
直爽、仗義、熱情、實在、負責任、儒家性情，而這往往又與酒文化、直男癌、生殖癌、編制愛好者、公務員大省、高考大省、領導文化、土味審美等等聯繫在一起。
一言以蔽之，這是一種儒家倫理傳統意味濃厚、官本位、大男子主義突出的做派。
正如文中所說的，“短短几年間，山東形象經歷了劇烈轉變：從全國道德模範，變成了網友吐槽對象，甚至是絕佳的批判樣板。”由此還催生出了一系列戲謔性的新名詞，諸如“魯性”、“魯味”、“含魯量”、“魯魂”，而致力於傳播這種魯文化的人，則被戲稱為“普魯士”。
為什麼是山東？這恐怕決不是偶然的。對國內各省的價值座標分析表明，一般內陸省份在價值觀上會相對保守傳統一些，而東部沿海的省份則更傾向於開放進取，
然而山東卻是其中唯一的例外：它雖是沿海省份，但作為儒家文化的發源地，它在價值取向上卻比一些內陸省份更固守傳統。
很少人注意到的一點是：在“魯黑”大盛的同時，對上海人的批判卻調門大大降低了，近些年來倒是隨著“契約精神”這類詞的流行，有不少聲音開始肯定上海人。
從某種意義上說，上海確實可以說代表著山東的反面：與山東那種“領導文化”相反，上海人以往常被指責的一點，就是“瞧不大起領導”，也許是因為近代以來習慣了開放外向的格局。
正如餘秋雨所說的，“上海人很難在心底長久而又誠懇地服從一個號令，崇拜一個權威。一個外地的權威一到上海，常常會覺得不太自在。”
這些地方文化中所顯示出的價值取向，究竟是好是好，其實取決於社會在整體上如何評判。同樣一種品質，在不同視角看來，評價迥然不同。
山東人重情義，有時甚至無原則地重鄉誼，這在以往恐怕不但不會受嘲諷，甚至是被推崇備至的；反過來，上海人那種不粘纏、不牽扯、不喜歡欠人情、明確的邊界意識（“跟你搭界伐”甚至成了上海市民最著名的口頭禪之一），看起來就不親近，往往還很不客氣，給人以傲慢的印象，但對現在的獨立個體而言，這卻是值得褒揚的特質。
就此或許可以這麼說：當中國社會仍深受傳統文化影響時，“上海人”勢必格格不入，遭到普遍反感；而到2011年中國人口城市化已邁過50%大關之後，在現代性的映照之下，人們開始重視契約精神和獨立個體，此時上海不再另類，反倒是山東顯得扎眼了。
從這個角度來說，“魯黑”其實是好事，意味著中國社會發生了結構性轉變，由此催生了一種內部自我反思意識，否則，在傳統氣氛濃厚的年代，現在魯黑說的那些，根本就不成問題。 正如我一個山東朋友說的，青島雖屬山東最大的港口都市，但“我奶奶那一輩兒，吃飯時女人不上桌太‘正常’了呢”。
這一點，山東人自己也很清楚。我認識不少“不像山東人的山東人”，他們自己就在批判反思“魯性文化”，有一位甚至說：“山東父老苦‘魯味’久矣。我們自己罵不過癮，歡迎各地朋友助力！”這與近代以來的“國民性批判”一脈相承，或許本身也帶有“反傳統”的一面。
這些年的河南黑、東北黑，如果撇開地域歧視的意味來分析，其實也可以看作是民國時晏陽初說中國農民“愚貧弱私”四大缺陷的現代衍生，只不過現在這種“素質”話語不免以偏概全，指向諸如“河南人多騙子”或“東北人大忽悠”之類地域性的刻板印象。
當然，這些並不是一步到位轉變的。就像日前和朋友談起，她很犀利地反詰：“你確定現在不普遍討厭上海人了？”也並不是說上海文化的取向就是社會進步的方向，畢竟上海人的集體性格中也有勢利、精明過頭等負面取向，這正與其商業城市的經歷一脈相生。
在1990年代的上海報紙上，一度曾展開非常激烈的“小市民”批判，大聲疾呼要重塑“海納百川”的“海派精神”。那時焦慮於上海人是不是“精明而不高明”，格局太小，以至於不夠資格做“國際大都市”的市民。
事實上，現代化未必趨同，現代化的同時又保留傳統的人情味，這並非不可兼得，也已被很多國家的個案所證實。
不過，在這樣的動態調適中，批判仍是通往全新自我認知的第一步，無論這出於較真還是戲謔，最終都是為了刷新社會的文化價值，以適應時代的變動。
在未來的365天，東亞君將與各位朋友一起去分享110本曾在全球知識界產生過廣泛影響、同時也曾給予我諸多刺激的名作。
希望能以此為各位讀者帶去新的衝擊與啟示。期待各位加入東評學社，我們不見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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