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言論批判
文章標題含“批判”二字，這不是文革的遺風，是易中天先生教我的。易中天認為：方方日記出外文版，你們也可以到國外出版《方方日記批判》，最好是出德文版，因為德文裡批判二字是中性的，Kritik（批判）本意是一般的研究。這話看似沒錯，德文書籍裡經常出現含有“批判”二字的書名。如馬克思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等。但易先生的導向似乎有問題，是引導我們去“研究”方方日記，我不明白，方方日記有什麼好“研究”的？
其實，中文裡“批判”二字也有二層意思，一層是對錯誤的思想、言論或行為做系統的分析，加以否定；另一層是分析判別，評論好壞。比如：“批判”地繼承文學藝術遺產。我們是中國人，沒有必要到國外去出版德文版的《方方日記批判》。我就用中文裡“批判”的第二層意思，僅就方方對自己的日記出版海外版的說法作一些分析判別。
有人對方方的《武漢日記》出版外文版事件採訪過她本人。方方對網絡輿論一些說法作了說明，其中不乏“可圈可點”的言論，我們用中國人的方式來判別一二。
“我的書與國家之間沒有張力”，這是這篇採訪記錄開宗明義的標題，署名“方方”，應該是方方的原話了。什麼是“張力”？受牽拉的物體中存在的相互作用的拉力。一本記錄武漢疫情的日記，在敏感的時間節點，國外出版商“從重從快”趕著出版，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怎麼說也撇不清與國家之間的關係吧，除非你已經沒有中國國籍了。
方方之前從來沒有承認過她寫的是一本日記，說稱日記的人多了，也就成了日記。一本為了完成約稿，記錄別人說的文字，充其量也只能算是《封城宅家記事》，作家深諳什麼才算是日記，所以幾次三番聲明所寫的不是日記。但是，文字到了國外出版商那裡，怎麼就成了《武漢日記》？至少也該稱為《方方日記》吧。一本稱為《武漢日記》書，給世人暗示了什麼？不言自明。你還能說這本書與國家之間沒有張力嗎？
“這本書我所有的稿費都會捐出來”，這是方方為日記出海外版說的一句很慈善的話。方方稱要把這本書國外版權費捐給在疫情中死去的醫護人員家屬。我不知道方方這次能拿到多少版權費？如果這是出版《武漢日記》海外版的原因，聽上去倒也冠冕堂皇。但是，如果中國武漢不接受你這筆“慈善”捐款，你方方會收回這本書的版權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因為這不是你要在海外出版這本書的初衷，你是為了打一場“完美的仗”。
試想，在這次疫情中因公殉職的醫護人員家屬會心安理得拿你通過消費災難而得到的國外版權費嗎?不會。試想，武漢哪個慈善機構敢接受你《武漢日記》國外版權費的捐贈?同樣不會。這正如現在國內沒有任何一家出版社敢出版你的《方方日記》一樣，不是僅因為“極左”人物輿論造成的原因，而是你自己已經把日記的文字弄的變味了。我想：方方作為作家應該不缺錢，現在也不缺名氣。如真想捐贈，現在隨時隨地都可以去慈善基金會，不必等《武漢日記》出版的那一天。
“我書裡有無數的中國抗疫經驗，國外出這本書，豈不正好是推廣中國式經驗的好方式嗎？”這是方方授權出版外文版日記的又一說辭。這話如讓鍾南山或張文宏聽見情何以堪？還是易中天先生說的好：專業的事情要讓專業的人去做。中國抗疫專家現在天天在和國外視頻連線介紹分享國內抗疫經驗，張文宏累的眼圈像熊貓了。如等到6月30日《武漢日記》正式出版再推廣所謂的“中國抗疫經驗”，用中國人的說法：黃花菜都涼了。
說真的，60篇方方日記我都看過，沒有看到哪一篇是正兒八經說中國武漢抗疫經驗的，這可能是方方所有說辭中最不靠譜的一句話。在通篇採訪記錄中，方方為了平息和緩和由於授權出版外文版日記帶來的輿論壓力，說了許多為自己解脫的話，以上“批判”的這三句話我認為是最差強人意的。其實答記者問中要“批判”的話還有很多，時間不允許，也沒有這個必要，否則，真的可以寫一本《方方日記批判》。
易中天最近在公眾服務號裡連續二次為《方方日記》外文版事件撰文：《現在比任何時候都需要共識》、《底線是起碼的共識》。二篇短文不站隊，語焉雖然不詳，但其中“共識”和“底線”二個詞值得方方參考，在這次《武漢日記》海外版事件中，你和大量“反水”的輿論是否有了共識，你和一箇中國人該守的底線是否有了一致。
一個人在任何年齡都不能意氣用事，在進入老年時更要學會放下。一本《方方日記》在國內看看也罷，何必興師動眾授權到國外去出版。說實話，《方方日記》是你所有作品中最沒有價值的文字，何必要賭氣與你稱為“極左人士”打一場所謂“完美的仗”，槍響之後，沒有贏家，你方方也不會例外。出來混，總是要還的，每個人都一樣，影響越大，代價越高。
《武漢日記》不可能流芳百世，過不了多久，就會成為過眼雲煙，沒有人會記得它。方方應該用其它的好作品來垂名青史。
方方的一滴墨水，落在西方政客頭上就是一場及時雨。你本意不想給人輸送子彈，但別人會拿你當槍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