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網絡上颳起了一股怪風，就是有些人特別喜歡批判和嘲弄郭沫若。
老覃猜測，最先批判和嘲弄郭老的那一撥人，純粹是為了博眼球，吸流量。
當然，這些人對郭老多少還有些瞭解的。
但是，他們認為，郭老是文壇泰斗、文化巨人，如果一味在正面進行評價，不可能引起多大的關注度，而只要抓住其一痛處，拼力猛打，勢必會引起大的轟動。
事實也是如此，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
於是，他們昧起良心，故意醜化和黑化郭老，還繪聲繪色地向網友描繪出一場魯迅痛斥郭老的畫面，說文人相輕，魯迅先生看不起郭沫若，罵他是“天才加流氓”；郭沫若反唇相譏，罵魯迅是“封建作孽”；魯迅大怒，罵郭沫若是狗，說：“遠看一條狗，近看郭沫若。”
他們說得有鼻子有眼，導致很多對魯迅和郭沫若一無所知的人信以為真，就跟在後面瞎起鬨。
久而久之，“遠看一條狗，近看郭沫若”就成為了“名言”，流傳甚廣，以至於成了人們飯後的談資笑料。
於是乎，批判和嘲弄郭沫若就成了個時髦、熱門卻又扭曲了的現象。
老覃覺得，這對郭老非常不公。
老覃想說：只有登頂世界之巔，方知天外有天；只有知道學海無涯，才能虛懷若谷。
那些故意抹黑郭老的人，不過了為了追求滿足自己的私慾和私利，惡意滿滿。
那些並不真正瞭解郭老，純粹為趕時髦而拾人“牙慧”，對郭老極盡嘲弄挖苦之能事的，要麼只是為了簡單的一快朵頤；要麼，就是為了顯示出自己的高明和不屑。
但不管您如何挖苦和嘲弄，郭老的文化成就就如同高山一樣擺在那裡，就算您裝作沒看見，文學研究者、文化研究者、學術研究者和歷史研究者都是無論如何也繞不過去的。
郭老除了在文學、藝術方面的成就足以睥睨當世之外，他在國學、歷史學、考古學、古文字學、古器物學等等諸多方面也都顧盼自雄，具備極高造詣，簡直是中國數千年來難見的奇人、高人。
而且，在甲骨文、金文研究方面，他已經成為了業內權威。
老覃寫過很多考古方面的文章，集結有兩本厚厚的書籍，主要講述中國考古界歷年來的重大發現和研究進展，其中有許多篇文章不可避免地要提到郭沫若。尤其是涉及甲骨文和金文的，沒辦法，郭老就是這方面的絕世高手，他的斷言和結論，都是一言九鼎，影響巨大。
一句話，郭老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學上任何人都無法迴避的人物，他的突出貢獻是無法抹煞的，他的崇高學術地位是難以撼動的。
而就單拿研究中國近代革命來說，郭老參加過了北伐戰爭和南昌起義，這兩件，分量夠重了。
但居然還是有人誣衊說郭沫若這是在搞政治投機。
這簡直是大笑話。
像郭老這樣身兼多項巨大成就的文化大師，是各方面勢力都想爭取的對象，但他非常堅定地選擇信仰共產，在周恩來、李一氓的介紹下，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從此，成為了一名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終生不易，何來投機之說？
又有人指責郭老貪生怕死，說早期他到日本避難，抗日期間又跑到後方，殊不知，在八一南昌起義期間，郭老擔任的是革命委員會委員和主席團委員，併兼任總政治部主任和宣傳委員會主席，是蔣介石眼中的“要犯”，被通告全國緝拿，因此，組織上安排了他到日本避難。而他在抗日期間身居重慶，那也是統戰和宣傳的需要。
有人故意寫打油詩嘲弄張學良、馮玉祥、孫中山以及郭老這些歷史名人，說什麼“忠心愛國張學良，鐵骨錚錚郭沫若”。
我們來看，在北伐戰爭期間，郭老任蔣介石總司令指揮下的北伐軍總政治部副主任，而在安慶“三二三慘案”發生之後，立刻跟蔣介石翻臉，寫下了聲討蔣介石的檄文《請看今日之蔣介石》，說“蔣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紳、貪官汙吏、賣國軍閥、所有一切反動派——反革命勢力的中心力量”，是“一個比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張宗昌等還要兇頑、還要狠毒、還要狡獪的劊子手”。
老覃想說，看郭老這份豪氣和勇氣，恐怕那些只知嘲弄和挖苦郭老之流中不會有幾個吧？
看郭老這個時候的表現，您能說他不配用“鐵骨錚錚”這個詞來形容？
至於說他晚年懦弱，那可是當時的大環境使然，他本身就是個受害者，眼著自己最寵愛的小兒子慘死於非命而不能救，這是人世間的悲劇，有什麼可嘲弄和指責的呢？
他在那個時期說過一些言不由衷的話，但他始終恪守自己的道德底線，不曾作惡、不曾害人，又有什麼可嘲弄和指責的呢？
在農業學大寨的年代，時任中科院院長的郭老到大寨考察，和大寨人民結下了深厚情誼，走的時候，大寨人民盛情邀請他下次再來，他答應了。
但因為這種或那種原因，郭老再也沒有時間和機會回到大寨了，他念念不忘，臨死前還特別交待後人務必將自己的部分骨灰撒在大寨的土地上。
有些人，連這個也要黑，以此揶諭說郭沫若奔走操勞一生，死後連骨灰都沒能葬八寶山。
他們好像故意忽視了一點：大寨人民為郭老立了碑，上書：郭沫若同志永垂不朽！
又有人揪住了郭沫若的私生活使勁踹。
但試想想，郭沫若是從舊時代走向新社會的人，揪住私生活這一點來黑一箇舊時代的人，有些過了吧？
要知道，從炎黃到清末，無論帝王中的秦皇漢武、唐宗宋祖，還是將相中的白翦頗牧、寇準、包拯、文天祥、史可法，哪個不是妻妾成群？
李白也曾有拋妻遠遊，他鄉另娶的經歷；蘇東坡還有以豔妾換良駒的“佳話”。
拋開遠的不說，就說與郭老同時代的人，郁達夫、魯迅，乃至孫中山，不也都和鄉下原配離婚了嗎？
所以，指責郭老沒有與原配白頭，但在那個時代背景下，並沒有特別出格之處。
說他“拋棄”日本妻子，他那不是應國家的召喚，赴國難，回國抗日了嗎？
說他“另尋新歡”與妻子於立群結婚，那也是組織的撮合。而且，他已是單身，重新再娶，又有什麼好指責的？
還有，郭老晚年將自己積攢下來的所有錢財都捐出來，設立了“郭沫若文藝獎”，這一壯舉，難道就不值得我們後人敬仰嗎？
下面重點說說魯迅與郭沫若的交集。
魯迅出生於1881年，郭沫若出生於1892年，兩人相差十一歲，如果以十二年作一代人算，他們勉強算是同一代人。
不用多說，魯迅的成名肯定比郭沫若早得多。
郭沫若最初知道魯迅的大名，是無意中讀到魯迅小說《頭髮的故事》，一讀之下，就“很佩服他，覺得他的觀察很深刻，筆調很簡練”。
從此，把魯迅奉為自己的偶像。
1926年郭沫若到廣州任廣東大學文學院院長，曾向校長建議聘請魯迅為廣東大學教授。
郭沫若和郁達夫、成仿吾等人發起創造社，他在1927年通過朋友向與魯迅邀請聯合作戰。
魯迅早已經把郭沫若引為同道中人了。
他在給李霽野的信中稱讚了創造社在文藝方面的成就。
那麼，網傳的魯迅罵郭沫若是狗的說法是從何而來的呢？
真是說來話長。
1927年9月魯迅離開廣州來到了上海，準備“與創造社聯合起來造一條戰線，更向舊社會進攻”。
郭沫若當時並不在上海，特地指派了創造社三位成員鄭伯奇、蔣廣慈、段可情與魯迅洽談。
雙方很快達成了合作意向和方式，決定恢復出版《創造週報》，由魯迅、郭沫若、馮乃超等三十餘人為特約撰述員。隨後，又鄭重其事地在《時事新報》上刊登了《創造週報》的復刊廣告。
但是，過了一個多月，預定復刊的《創造週報》沒有出版，卻出版了創造社新創辦的刊物《文化批判》。
而這《文化批判》竟先拿魯迅開刀，同時刊登了多篇對魯迅發起猛烈批判的文章，其中包括馮乃超的《藝術與社會生活》、成仿吾的《打發他們去!》、錢杏邨的《死去了的阿Q時代》等。
魯迅措手不及，大感意外之餘，去找創造社聯繫人求解釋。但那些人一個個都拒絕和他見面。
魯迅沒辦法，只好靜觀其變。
《文化批判》對魯迅的批判火力越來越猛，調子也越來越高。
不得已，魯迅寫了《醉眼中的“朦朧”》、《我的態度、氣量和年紀》等系列文章予以還擊。
其中《我的態度、氣量和年紀》一文尖銳地駁斥了創造社某些成員脫離了實際。
此文一出， 1928年8月，《創造月刊》第二卷第一期上發表了署名杜荃的《文藝戰線上的封建餘孽》文章，是針對魯迅的《我的態度、氣量和年紀》進行回應的。
此文措辭顯得氣急敗壞，用詞惡毒，猶如潑婦罵街，通篇充滿人身攻擊的味道，謾罵魯迅是“封建餘孽”。
毫無疑問，此文對魯迅先生中傷極深，他在此後多次提及。
對於此文的作者“杜荃”， 魯迅懷疑是郭沫若。
實際上，郭沫若為了躲避蔣介石的通緝，早已於1928年2月24日流亡日本了。
但魯迅在《“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一文中，明確點到，攻擊自己是“封建餘孽”的文章，出自《創造月刊》上的《東京通信》——意指該篇文章來自東京，乃出自於郭沫若之手。
1934年5月15日，魯迅在給楊霽雲的信中也明確挑明瞭說“杜荃”是“郭沫若的化名”。
因為魯迅這個懷疑，馮雪峰、張資平等人從此就咬定了“杜荃”是郭沫若的筆名。以至於在新版《魯迅全集>的註釋條目裡，“杜荃”就被注為了郭沫若。而杜荃的文章也被收入了《郭沫若全集》。
但是，1977年，同為當年創造社干將的馮乃超曾兩次向郭沫若徵詢過“杜荃”是否其使用過的筆名，郭沫若兩次均予以否認。
說到這，有人肯定以為郭沫若是壞人做了壞事，不敢承認，想推卸罪責。
這是不瞭解郭沫若的為人。
郭沫若個性光明磊落，從來不隱瞞自己的觀點，不迴避自己的責任，敢於擔當。實際上，他在文藝和學術上承認和檢討錯誤的事比比皆是，多一件不多，少一件不少，對他而言，並沒有逃避和推卸的必要。
且看他寫《請看今日之蔣介石》的措詞如此猛烈，卻沒用化名；而寫《文學革命之回顧》批評同道者郁達夫“反動”，也同樣不用化名，何以會在寫攻擊魯迅的文章時用化名呢？
1932年，郭沫若在日本蒐集到魯迅的《上海文藝之一瞥》的講演稿譯文，他欣喜萬分地虔誠拜讀，卻越讀越不是滋味，因為魯迅罵了許多人，罵創造社和左翼運動是“才子加流氓”。於是動筆寫起了《創造十年·發端》，用極其尖酸刻薄的語言回敬了魯迅，也沒有用化名。
話說回來，創造社為什麼要把攻擊的矛頭指向魯迅呢？
創造社的成員後來作出瞭解釋，說是有年輕的創造社成員從海外歸國，認為魯迅是“舊作家”，叫嚷著要進行“全面的批判”，於是就有了這一錯誤的做法。
對郭沫若而言，他在寫《發端》之前，並無任何對魯迅不敬。而在1936年10月19日，魯迅逝世，尚在日本的他第一時間寫了悼文痛悼魯迅。
緊接著，他還以自己是魯迅徒孫的資格用日文寫了另一篇悼文來追悼魯迅。
……
由此可見，說魯迅看不起郭沫若，罵他是“天才加流氓”，這是在偷換概念，是有意的以局部代替整體。因為，魯迅這話針對的並不是郭沫若個人，而是針對創造社和左翼運動成員。
而說郭沫若罵魯迅為“封建作孽”，只是源於魯迅本人的懷疑，到目前為止，並沒有什麼有力的證據表明“杜荃”就是郭沫若。
至於那些“魯迅說‘遠看一條狗，近看郭沫若’”之類的話，完全是徹頭徹尾的謠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