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是中國書法的初期階段，先秦書法可分為商、西周時期和春秋、戰國時期，主要為甲骨文和金文。
一、甲骨文
商、西周的甲骨文刻在龜甲、獸骨上，其文字是記錄當時占卜的內容，故又稱卜辭，是十分成熟的文字。商代甲骨文是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由王懿榮發現的，至今出土已有15萬片以上。
《祭祀狩獵塗朱牛骨刻辭》正面 河南安陽出土 高32.2cm，寬19.8cm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祭祀狩獵塗朱牛骨刻辭正面（局部）
甲骨文，線條以直為主、銳利挺拔，字形結構保留著極強的象形特徵。對物象的擷取簡明扼要，顯示出書刻者觀察事物、捕捉形式能力的高超。不同時期的商周甲骨文，在書法風格上有明顯差異，或雄偉俊邁，或纖細謹密，或草率粗放。這些風格上的差異，是甲骨文斷代的重要依據之一。著名的有《祭祀狩獵塗朱牛骨刻辭》等。
祭祀狩獵塗朱牛骨刻辭正面（局部2）
二、金文
西周文字主要是金文，是鑄刻在青銅器上的，舊時因金文多見於鐘鼎，故稱“鐘鼎文”，因銘文常將青銅名曰“吉金”，故又叫“吉金文”。金文的鑄作是先把文字書寫在軟坯上製成範模，然後用燒熔的銅液澆鑄。在金文刻範和鑄的過程中，對原來書寫的筆畫雖有所損益，但仍能更多地保留和顯示書寫時的筆意，字畫豐腴，體勢凝重，有極高的藝術性。是西周時期秩序井然的禮樂文化的體現。
金文"四大國寶"：大盂鼎、散氏盤、虢季子白盤、毛公鼎。
大盂鼎，清道光年間出土於陝西郿縣禮村，現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鼎高101.9釐米，口徑77.8釐米，重153.5千克，鼎內壁銘文291字。
大盂鼎
大盂鼎拓片
大盂鼎局部
散氏盤，清乾隆年間出土於陝西鳳翔，現藏於臺北故宮博物院。盤高20.6公分，腹深9.8公分，口徑54.6公分，底徑41.4公分，內底有銘文19行357字。
散氏盤
散氏盤拓片
散氏盤局部
虢季子白盤，晚清時期出土於寶雞，現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長137.2釐米，寬86.5釐米，高39.5釐米，重215.3千克，盤內銘文8行111字。
西周晚期 《虢季子白盤》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虢季子白盤》拓片
《虢季子白盤》局部
毛公鼎，清道光年間出土於陝西岐山，現藏於臺北故宮博物院。鼎通高53.8釐米，腹深27.2釐米，口徑47釐米，重34.7千克。銘文共32行，497字，是目前出土的青銅器銘文中最長一篇。
毛公鼎
毛公鼎拓片
毛公鼎拓片
三、春秋戰國文字
春秋戰國時期文字的記事材料更為豐富，字體也更為多樣，很難再用文字附著的器物來命名。戰國初年的《墨子·非命下》一書說：“書之竹帛，鏤之金石，琢之盤盂”，則是當時實際情況的寫照。
1、刻石文字
石鼓文是唐代在陝西鳳翔發現的我國最早的石刻文字，世稱“石刻之祖”。因為文字是刻在十個鼓形的石頭上，故稱“石鼓文”。內容介紹秦國國君遊獵的10首四言詩，亦稱“獵碣”。今中國考古界一般認為是戰國時代秦國的遺物。石鼓文是集大篆之成，開小篆之先河，在書法史上起著承前啟後的作用。是由大篆向小篆衍變而又尚未定型的過渡性字體。
石鼓文
石鼓文局部
2、墨跡
墨跡是研究書法藝術的重要實物。春秋、戰國之際的盟書是目前發現最為豐富和完整的墨跡。
盟誓是春秋時盛行的一種政治活動，是諸侯或卿大夫通過盟誓儀式，來締結具有一定製約作用的聯盟。盟書是用硃色或墨色寫在玉片和石片上的，玉石片多呈圭形。盟書上的字，筆畫起筆見方，中肥末銳，筆鋒顯露，用筆粗細有致，率意自然。
侯馬盟書
東方六國的文字被稱作六國古文，因容易與商、西周文字混淆，一般稱為戰國文字。東方六國文字品式多樣，風格不一，有很高的藝術性。王國維在《史籀篇疏證序》中說：“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指出秦與東方六國文字上的差異。
簡冊：據文獻記載商代就已經有了簡冊。但竹木簡容易腐朽，故商、西周和春秋時期的簡冊尚未發現。目前，戰國時期的竹簡發現很多。
近年來在四川青川縣郝家坪和湖北雲夢縣睡虎地發現了戰國時期的秦木牘和秦簡，使得小篆產生前的秦人書寫的隸書墨跡展現於世。青川木牘和雲夢秦簡上的隸書字形正方、長方、扁方不拘，筆畫肥、瘦、剛、柔，極盡變化。點面有明顯的起伏和波勢，用筆有輕、重、疾、徐的區別，是考證隸書發展的極為珍貴的資料。
青川木櫝
睡虎地秦簡
帛書：戰國時期還有一種記事書寫材料是帛書，帛是白色的絲織品，漢代總稱絲織品為帛或繒，或合稱繒帛，所以帛書也名繒書。帛書和簡冊在當時是並行使用的。
《長沙子彈庫楚帛書》摹本
《長沙子彈庫楚帛書》局部
先秦時代，文字從應用性走向藝術性。這時的書法與文字的變革緊密聯繫著，它從稚拙階段漸趨完美，從而奠定了在中國書法史上的特殊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