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的一生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近代中国大师级别的人物不多，陈寅恪先生就是我最佩服的一个，因为他的一生都是传奇，这种传奇，绝不仅仅只是停留在学术上的卓越成就，还有的就是身为中国人骨子里的那种伟大。我对陈寅恪先生谈不上了解，毕竟是隔代人的身份，但我在了解先生的路上，却有了对他那种独特的感受。提起陈寅恪，多数路人对他是会有抬头景仰的感觉的，想必他们也只是会懵懵懂懂地选择附和其他人的意见，称赞先生的学问多么多么好，知识怎么怎么渊博。但我看到的却不仅如此，还有渊博知识背后、艰苦环境中追求学问、坚守初心的那种精神。这种感受，是我在《中国通史》和《中国历史的教训》中得来的……
陈寅恪先生
祖辈均为名士，但先生却特立独行
陈寅恪先生的父辈和祖辈都是中国当时所声名远播的名人，如此家庭环境下的熏陶，对于先生来说，不失为一种思想行为上的启蒙。但也只是启蒙罢了，在求学道路上，陈寅恪先生的表现是极其特立独行的，他和那些富家公子哥是截然不同的。先生从未想过依靠着家庭资本简简单单、庸庸碌碌地度过这一生，思想上独立是好事儿，但能够让“独立的思想”永恒行走下去，还是需要外在上的独立，即生活中的独立。这一点，陈寅恪先生做的尤为出色。
陈寅恪先生
傅斯年先生曾经先后两度夸赞过陈寅恪先生，第一次是敬佩，第二次还是敬佩，我个人将其喜欢说成是“大写的佩服”。傅斯年第一次对陈寅恪的“游学精神”这样称赞:
“大部分留学生都不学，但陈寅恪却是难得的读书种子。”
这句评价很平常，但从傅斯年先生嘴里说出来却更有意味。几十年后，傅斯年先生再次对陈寅恪先生发出感慨:
“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是啊，先生足以被称作是“三百年来第一人”，在史学学问上，陈寅恪先生当之无愧是三百年来第一人！三百年来只此一人！
傅斯年先生
尽管生活窘迫，但从不食日本钱粮
陈寅恪先生是过那种清淡寡味、拮据艰难生活的人吗？不管从哪一方面来说，先生都可以活的很富贵，过的很富裕。但他没有选择依靠祖父两辈，也没有凭借着学问知识应邀进入“教授”行列，他只是在讲完自己没有讲过的课和先人没有讲过的知识之后就走了，这条路是他自己的路，先生走的很好。成功与否、钱权与否，都是浮云。“问道不问贫”才是先生行走在世上的标志……
抗战开始的时候，全国各地动乱一团，人民流离失所、炮火声响天彻地、硝烟影遮天蔽日。全国人民都在流动，有的人始终奔赴在逃亡的路上，有的人大发国难财，这期间，当然也包括一些名人仁士，可先生仍然低头执着于学问，我不敢说当时只有先生一人如此执着冷静，但当他面对侵略者的救济之时。近现代中国学者之中，我只佩服陈寅恪先生，只敬重陈寅恪先生。
1942年的春天，当时的上海已经被日寇占领，听闻先生名声很大，日本人还派人前去邀请先生，请他专门赴沪授课，尽管授课的群体不是日本人，但面对侵略者的邀请。他使劲地挥了挥衣袖，态度很坚决地否定了，随即便携着家人去了香港。
初到香港的日子，驻扎在香港的日本宪兵队接到上级命令，说是要对陈寅恪先生的生活进行的接济帮助。先生当时的生活很清贫，日本宪兵队三番几次给先生家里送去面粉，但每次宪兵队的人前脚一走，先生和夫人便将面粉又抬到了门外，他们不吃日本人的救济粮。
除口粮之外，日本人还用高薪和高职来诱惑陈寅恪先生，但“特立独行”的这条路走到了现在，先生怎么可能会在国难当头的时刻倒向侵略者？宁可典当家藏衣物来换取口粮，先生和夫人也不会谋日本人的一饭一粒。
陈寅恪先生一家人
人生最后的时光里，先生仍在做学问
陈寅恪先生一生中大概做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游学”，另一件事情就是“做学问”。在我看来，因为游学才能更好地做学问。
1949年，先生从香港返回了大陆，继续在清华园里从事教学工作和学术研究。解放战争前夕的时光，傅斯年先生曾经邀请陈寅恪先生去台湾、香港任教，但被先生拒绝了，后来先生也转移到了中山大学继续任教。中晚年的时间里，先生先后遭遇了双眼失明和右腿骨折的人生挫折，尤其是双目失明给先生带来的苦难甚为严重，但在先生自己看来，却是无比的坚强。
先生最后的日子里，虽然每天只能活动在病榻之上，但他却依旧在做着写书稿的“学问”。
先生陵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