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眯眯
這個問題我來回答：
一、孫權時期的衰敗因素
1.孫權後期的酗酒與剛愎自用
孫權從漢建安五年(公元200年)繼其兄孫策統事,到魏黃初二年(公元221年)稱吳王,太和三年(公元229年)稱皇帝,嘉平四年(公元252年)四月病死,他實際做了五十多年的江東之主。
孫權繼承孫策統事時,只有十五歲。他在前半生是一個有作為的統治者。他能團結人,對周瑜、魯肅、呂蒙、諸葛瑾、陸遜這些將領,能夠推心置腹地信任他們,從而取得了他們的擁戴。
他有一個缺點就是沉湎於酒。他稱吳王的時候,在“武昌臨釣臺,飲酒大醉。權使人以水灑群臣曰日酣飲,惟醉墮臺中,乃當止耳。”(《三國志·吳志·張昭傳》)又在一次宴會中,孫權自起敬酒,有人假作喝醉了酒不肯再喝,孫權幾乎將他殺死,經大臣諫爭得免。“權因敕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三國志·吳志·虞翻傳》)這種酗酒的風氣到孫晧時更加發展了，酗酒成為東吳亡國的原因之一。
孫權在稱帝以後,剛愎自用,這在三國的君主中,也是少見的。公元233年,割據遼東(都於襄平,今遼寧遼陽北七十里)的公孫淵向孫權上表稱臣,孫權非常高興,實行大赦;並且派太常張彌、執金吾許晏率兵七八千人(號稱萬人),乘船前往遼東,授予公孫淵燕王的封號。滿朝文武都說:“淵未可信而寵待太厚，但可遣吏兵數百護送舒、綜(宿舒、孫綜,兩人為公孫淵的使節)。”(《三國志·吳志·孫權傳》)孫權不聽。
東吳的元老張昭更是竭力規勸,孫權和張昭反覆辯論,甚至要殺張昭。張彌、許晏等人到了遼東,果然被公孫淵所囚殺,公孫淵還把張彌、許晏的首級送給魏主曹叡請賞,七八千士兵中,由海上逃回到東吳的只有六十多人。這個例子,說明孫權的剛愎自用,發展到什麼樣程度。
2.皇儲之爭
孫權晚年,統治集團內部鬥爭逐漸激化。孫權立長子孫登為太子,登先於孫權病死。孫權又立登弟和為太子,封和弟霸為魯王。孫權寵愛孫霸,孫霸想奪取太子的地位,於是朝臣就分為兩大派。丞相陸遜、大將軍諸葛恪、太常顧譚、驃騎將軍朱據、會稽太守滕胤、大都督施績、尚書丁密等擁護太子和;驃騎將軍步臂、鎮南將軍呂岱、大司馬全琮、左將軍呂據、中書令孫弘等支持魯王霸。
孫權看到大臣分成兩派,恐怕自己身後也會像袁紹身後那樣釀成大亂,就廢太子和,並命令孫霸自殺,而立少子孫亮為太子。公元252年,孫權病死,孫亮即位,那時他才九歲,不得不由孫權生前安排好的大將軍諸葛恪來輔政。
3.江東世家豪族的擴張
東漢末,由於牧守混戰,江準構兵,江東以吳郡顧、陸、朱、張姓為首的世家豪族大地主，希望江東有一個強有力的軍事集團和他們的地主武裝結合起來組織一個理想的政權共同來維持江東的局面。
這種政權的出現不僅可以保護他們的既得利益,而且可使他們的莊園經濟獲得長足的發展。孫策兄弟,正是他們物色中的理想人物,而孫氏兄弟也端力拉攏他們,孫策嫁女給陸遜、顧邵；孫權稱吳王以後,親拜顧雍老母於庭前。後以顧雍為丞相,雍為相歷十九年之久;朱桓被重用,領有部曲萬人。陸氏家出二相、五侯將軍十餘人。四姓子弟,擔任郡縣守令的更多。
這樣承平日久，形成了世家莊園，莊園內儼然一個實力雄厚的獨立小王國。莊園經濟實力這樣雄厚,毋怪江東世家豪族地主的政治地位一直到南朝陳亡還未下降,吳郡陸氏,在唐一代還出了六個宰相,吳郡顧氏在唐代亦有宰相,到唐末,才漸漸衰落下去。他們的政治地位延續那麼久,從他們的莊園經濟來看,並不是偶然的。
除了佃客的賜予以外,東吳的軍隊中,由於士兵的佃耕土地,多是父子相承,因此出現了世襲兵制度。兵是世襲的，將領也有不少是世襲的。東吳將領統率軍隊,往往是終身職,身死之後,他的部曲,照例應由長子來承襲“兵業”,長子死後,或有其他原因,則改由次子統率;無子或子幼,則由弟或兄弟的兒子來帶領。
江東的世家豪族大地主,差不多都是將領,因此,他們差不多都有部曲。朱桓部曲萬人,以後由他兒子朱異承襲他的兵業;陸遜部曲數千人,以後由他兒子陸抗承襲他的兵業;陸抗部曲數萬,抗死,五子分領。當時江東世家豪族大地主的實力,連敵國都不敢輕視,所以魏大將鄧艾說:“孫權已歿,大臣未附,吳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勢,足以建命。”(《三國志·魏志·鄧艾傳》)
世族地主權力的擴張也就意味著政府權力的縮小,因此,在東吳政權後期,皇室和大族之間是有矛盾的,不過矛盾是次要的,而他們之間的互相依存,共同對隸屬農民進行榨取,卻是主要的。
二、後孫權時代的亂局
1.諸葛恪的勞師動眾
諸葛恪是諸葛瑾的長子,年輕時就為孫權所器重,在陸遜死後代遜領兵。他秉政以後,裁撤監視文武官吏的校官,豁免百姓積欠政府的逋債,除去關津的雜稅,開始時吳人對他的印象非常好,史稱諸葛“恪每出入,百姓延頸思見其狀”。可是東吳統治集團內部,自孫權廢太子和時起,矛盾一直很尖銳、諸葛恪秉政以後,還沒有能夠完全控制這種局面,照理他應該把主要精力放在內政的整頓上,而不宜輕啟邊釁。
諸葛恪在秉政的第二年,忸於巢湖東興堤(在今安徽含山西南)一次小勝,就輕率地徵發了近二十萬兵眾,圍攻曹魏的合肥新城，從四月圍攻到八月,由於暑天，士卒疲勞,感染瘟疫,死亡的很多,諸葛恪只得撤兵。於是吏民失望,朝野怨艾。東吳的宗室孫峻(孫堅弟孫靜的曾孫)就利用人們對諸葛恪的不滿,在宴席間殺諸葛恪,由孫峻以丞相代恪輔政。
2.統治者的先後更替與民生的日益艱難
過了兩年,到了公元255年,孫峻病死,孫峻從弟孫綝代峻輔政。公元258年,孫綝廢黜了孫亮,擁立孫權的第六個兒子孫休(孫亮兄)為帝。同年,孫休殺孫綝,把統治權力收回到自己手裡。
孫休做了六年皇帝,公元264年病死。這時蜀漢剛滅亡，魏、蜀、吳三國鼎立的局面,變為魏、吳兩國對峙的局面,吳國西、北兩面,都受到魏國軍隊的威脅。丞相濮陽興、左將軍張布等認為國家面臨危機,宜立長君,所以擁立故太子和的兒子二十三歲的孫皓為皇帝。
從孫權末年,到孫晧亡國,二十餘年間,東吳屯田上的隸屬農民,生活更為困苦。民屯的屯田客過去是不服兵役的,到了公元263年蜀漢滅亡後,東吳為了要補充兵力,來充實長江防務,就取消過去屯田客不服兵役的規定,開始抽調民屯的屯田客萬人去作戰士。兵屯中的佃兵,過去規定“不給他役,使春惟知農,秋惟收稻,江渚有事,責其死效”(《三國志·吳志·陸凱傳》)
自孫權死後,什麼工作都交給佃兵去做,兵士不但要給皇帝修建宮室,而且還要替將領“浮船長江”做買賣,或受僱去當佃客,把盈利和薪資,全部交給將領,這樣不僅影響屯田,使收穫量減少造成國無一年之儲，家無經月之蓄的嚴重危機,也使屯田土兵因徭役太重,出現了“棄子”(《三國志·吳志·駱統傳》)不養,“父子相棄,叛者成行”(《三國志·吳志·賀邵傳》的現象。
東吳的統治者為了加緊對人民的壓榨,還採用西漢統一時代的“酤糴”“算緡”等等舊辦法,來增加政府的收入,供養龐大的軍隊。當時全國民戶五十二萬三千,…男女口二百三十萬”,而“吏三萬二千,兵二十三萬”(《三國志·吳志·孫晧傳》),平均十人負擔一個士兵,自然弄得“民力困窮鬻賣兒子調賦相仍,日以疲極”(《三國志,吳志陸凱傳》),“老幼飢寒，家戶菜色”(《三國志,吳志·賀邵傳》),全國人民要怨聲載道了。
統治者為了滿足他們腐化奢侈的生活,打算擴大官營的手工業工場,命交州的地方官吏抽調民間的手工業工人一千餘名到建業,來補充官奴隸數額之不足,以致引起了交州以呂興為首的農民起義,接著永康(今浙江永康)也發生了以施旦為首的農民起義,廣州又發生了以士兵郭馬為首的起義,東吳境內的階級矛盾,已激化到不可緩和的程度。
三、孫皓殘暴統治與亡國
1.孫皓的殘暴統治
孫晧是三國時期著名的暴君。濮陽興和張布擁立他做皇帝不久,見他粗暴驕盈,又好酒色,非常懊悔,孫知道後,就殺死興、布。接著又殺死了孫休的妻子和孫休的兩個兒子。夏口(今漢口)督孫秀(孫權弟孫匡之孫)以宗室至親握兵在外,為孫晧所不滿,被迫投奔晉朝。侍中韋昭著有《國語》注等書,是東吳著名的學者,“常領左國史。晧欲為父和作紀,曜(即“昭”,晉人避司馬昭諱所改)執以和不登帝位,宜名為傳。如是者非一,漸見責怒，晧每饗宴,無不竟日,坐席無能否,率以酒七升為限。雖不悉入口,皆澆灌取盡。”
韋昭平日的酒量,不超過二升，孫晧嫌他不多飲酒,“積前後嫌忿,收曜付獄”(《三國志·吳志·韋曜傳》),最後還是把他殺了。常侍王蕃也以“不能承顏順指,時或迕意”,在一次酒會中,“沉醉頓伏”,孫晧還說他是假醉,“呵左右於殿中斬之”《三國志·吳志·王蕃傳》)。
孫晧還常常施用剝面皮和鑿眼睛的酷刑,如果臣下不順從他或敢於迕視他，他就施用這些酷刑。小小一個吳國,當時後宮將近萬人。孫晧還“激水人宮,宮人有不意者,輒殺流之”(《三國志·吳志·孫晧傳》)。
在晉滅吳之後,晉武帝問東吳舊臣薛瑩:“孫晧之所以亡者何也?”薛瑩回答說:“晧之君吳也,呢近小人,刑罰妄加。大臣大將,無所親信,人人憂恐,各不自保。危亡之釁,實由於此。”(《三國志·吳志·薛綜傳》）。單憑薛瑩這幾句話,就知道東吳是非亡不可的了。
2.西晉滅吳之戰
公元279年(晉武帝咸寧五年)十三月,晉武帝司馬炎大舉伐吳,分六路出兵:鎮軍將軍琅邪王司馬伷趨塗中(今安徽全椒滁河流域),安東將軍王渾趨橫江(今安徽和縣東南橫江浦,南對江南之採石),建威將軍王戎趨武昌,平南將軍胡奮趨公安(油江口),鎮南大將軍杜預自襄陽趨江陵；益州刺史龍驤將軍王濬自巴蜀順流而下。
六路軍隊共二十多萬人,受大都督賈充節制,賈充率中軍駐紮在襄陽。王濬在公元272年時,就在蜀中召集兵夫一萬多人趕造船艦,大艦“長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往來”(《資治通鑑》晉武帝泰始八年)。當王濬大規模造船的時候,木片碎屑沿江漂下,東吳建平太守吾彥把這個情況向孫晧彙報,並請求在秭歸增加軍事力量以防晉軍出峽東下,孫根本不考慮吾彥這個建議。吾彥只得在江磧要害之處,加置了一些鐵鎖鏈來橫截江路,同時還鑄造了許多一丈多長的鐵錐,暗置江底,使大的船艦無法順利下駛。
這時王濬率水陸軍七萬人乘樓船東下,先作大筏幾十個,方百餘步,筏上縛草為人,披甲持仗,由善識水性的兵士推筏前進,遇到江底潛伏的鐵錐,設法取出。又做了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的火炬,放在船前,遇到橫截江路的鐵鏈,用火炬把它燒斷,樓船便通行無礙。王濬順流而下,於次年二月攻下東吳的西陵(今湖北宜昌市東)、樂鄉(今湖北松滋東);隨後又會同王戎,進克武昌,直趨建業。杜預也攻取江陵,沅水、湘水流域及其以南州郡望風歸順。
東吳丞相張悌率精兵三萬渡江迎戰,結果為王渾的軍隊所擊敗,全軍潰散,張悌陣亡,這樣,長江的制江權完全掌握在西晉方了。王濬自武昌揚帆東下,“戎卒八萬,方舟八里”,“兵甲滿江,旌旗燭天,威勢甚盛”(《資治通鑑》晉武帝太康元年)。吳軍軍心渙散,望風而逃,孫晧只得投降。吳立國凡五十七年而亡。
四、東吳滅亡後江東世家豪族的影響
東吳政權被西晉消滅了,可是江東世家豪族大地主除了繳出東吳政權過去交給他們率領的一部分世襲兵以外,他們的經濟基礎一點也沒有變動,他們的家兵,也並沒有收編或解散。
這支武裝力量,在以後西晉政權崩潰的時候,還起了周玘“三定江南”的作用,成為東晉統治階級穩定江東的重要支柱力量。
江東世家豪族大地主的經濟基礎,何以不為西晉政權所消滅呢?江東世家豪族大地主的武裝,何以不被西晉政權所解散呢?這有一定原因。西晉統治者在滅吳之後,看到江東世家豪族大地主內部很團結,經濟勢力很雄厚,武裝力量很強大,這對中央來說,固然有所不利,可是東吳末年,江南的階級矛盾日趨激化,保留江東世家豪族大地主的武裝力量以及滋養這種武裝力量的莊園經濟,來共同鎮壓人民,比消滅它遠為有利。
因此,吳亡之後,西晉政權一面讓江東世家豪族大地主的莊園經濟和武裝組織原封不動地保留下來,另一面還吸收江東世家豪族大地主中的著名人物如陸機、陸雲、顧榮、張翰等到中央去。
不過,江東世族大地主並不留戀“素衣化為緇”的中朝一一洛陽,天天想回到江南去。陸機臨死,還惦念著華亭(今上海市松江西平原村)的鶴唉;顧榮念念不忘江南的水味;張翰見秋風起想到吳中的菰菜蓴羹、鱸魚膾,立刻辭職回家,正因為他們的莊園,不因東吳政權的傾覆而荒蕪,才念念不忘啊！
常棣tandy
公元280年的西晉滅吳之戰，一戰定乾坤，結束了公元190年以來，90年天下分裂的局面。
這一戰，也是中國古代戰爭歷史上面，規模空前浩大的一場長江攻防戰役，對於軍事歷史來說也是非常典型的一場戰鬥。
吳國亡國的道路，可以說從魏國滅蜀的時候，就已經開啟了，西晉滅吳，從歷史上來看，是一個歷史的必然。
下面我從吳國的國防戰略，西晉的進攻戰略兩個部分來簡單介紹這場戰爭。
先說東吳的防禦戰略。
喜歡看三國的朋友都知道，東吳在三國時代，大的戰略就是聯合蜀國對抗北方強國魏國。這裡面跟蜀國的關係也是合作中有鬥爭，鬥爭中有合作的狀態。
其中的一個關節點就是荊州。
由於荊州獨特的戰略位置，無論對於蜀國來說還是對於東吳來說都是一個必爭之地。
從蜀國來講，拿下荊州，是早在隆中對的時候，就制訂的戰略目標，道理很簡單，拿下荊州，佔據蜀地，劉備就可以擁有兩個進攻北方的出口。而相比翻山越嶺北伐的通道，從荊州北上無疑是一個性價比更高的戰略。
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東吳。魯肅很早以前就跟孫權提出過了類似隆中對的戰略構想，所以他積極的聯合劉備攻取荊州，沒想到被劉備“借用”荊州多年，最後依靠呂蒙白衣渡江殺關羽，奪荊州；再到後來陸遜夷陵之戰完勝劉玄德，鞏固了荊州防禦，整個吳國的戰略防禦才算奠定了基礎。
到這個時候，吳國建立了西面防蜀國、北方防魏、晉的戰略格局。
那麼後來西晉的進攻戰略是怎樣的呢？
前面說了，吳國最初聯合長江上游的蜀國對抗魏國。這是一個戰略的均衡。
一旦蜀國成為了敵人，或者蜀國被滅，長江上游成為敵人佔據的地方，吳國就開始變得危險。
因為他一方面要防止長江上游的地方順流而下進攻東吳。另外一方面還要防止北方的敵人大舉南下。
現在，蜀國被魏國滅掉，魏國被司馬家端掉。長江上游已經由西晉的軍事集團掌控。西晉從長江上游順流而下已經成為定居。
這個時候，東吳面對北方的軍事力量，除了一道長江天險，還有什麼來意依靠的軍事屏障呢？
實際上，沒有。
清朝學者顧祖禹曾經指出，淮河是長江的屏障，北方軍隊一旦跨國淮河長江就已經屬於無險可守的狀態。可惜的是，東吳始終沒有拿下淮南。
所以說，西晉滅吳，無論是從長江上游還是從北方進攻，都是極其危險的局面。
西晉的軍事家羊祜對此有詳盡的分析：
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荊、楚之眾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並會秣陵，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眾，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盪，雖有智者不能為吳謀矣。吳緣江為國，東西數千裡，所敵者大，無有寧息。
除此之外，東吳的孫皓又跟部屬互相猜忌。中央不信任將領，士兵被困在荒野；沒有保衛疆土的計劃，也沒有安定國家的忠心；平常日子還三心二意；大兵一旦臨頭絕對不會上下同心，為國一死。
此外東吳的軍隊雖然攻勢凌厲卻不能持久，只有水上作戰是他們的長處；大軍一旦跨過邊境他們就無法保住長江，必須退守城池，則長處無所用，反得使用短處，就不可能是西晉的對手。
實際上，後來滅吳之戰正式打響之後，幾乎就是按照羊祜最初的設計，一模一樣的開展的。
最後簡單總結一下，西晉滅吳之戰，是一場沒有懸念的戰爭。西晉佔盡優勢，東吳在天時地利人和各個方面都已經處於劣勢，亡國是必然的結局。
鐵錘文史
西晉滅吳之戰，吳國被滅掉的原因核心在哪裡呢？在西晉滅吳之戰中，吳國的防禦是否有較大的問題呢？
第一個問題，吳國被滅掉的原因核心是什麼？
答案是：人心所向。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人的心理因素至關重要。
原因何在？
合與分，本身都各有可愛之處，也各有缺點。
剛合了不久，一切新鮮，頗有“開國景象”，在上的求才若渴，在下的互慶昇平，合久了，若干缺點就顯露了。當皇帝的以為寶座穩如泰山，當官的懶得向老百姓討好，沒有當到官的，由於爸爸或至親不是官視乎永遠沒有機會一過做官的癮，因此“唯恐天下不亂”，至於一般老百姓，過久了出汗納糧的日子，也感覺煩，倘若又遇到什麼蝗蟲、大水、乾旱、土匪，那就頗有“反正是死，不如快活一下再說”之意。於是大一統的局面土崩瓦解，慢慢地在地平線上冒出來若干割據一方的群雄。群雄互相比武，比到最後，就有幾位尖尖的角色，演出在時間上或長或短的“分”的局面。
分的局面，未嘗沒有它的令人嚮往之處。就讀書人而言，在戰國時代活著，確是比在明清兩代舒服的多。明清兩代有鹽商，卻沒有孟嘗君，也沒有可以雄辯濤濤，暢所欲言的公共場所。做官的，與希望做官的，也會羨慕他們在戰國時代的老前輩，本國君主不賞識他們，他們就可以走到另一個國家去活動活動，不怕沒有一個可以讓他“飛黃騰達”的國家。就老百姓的一般生活而言，在三國時代，遠比東漢活的好，朝廷上不再有宦官外戚把持一切，三個國家的大小官吏，絕大多數是清廉的。諸葛亮就把西蜀治理得道不拾遺。
既然分裂局面那麼好，那又何必再合呢？
是因為，自從孟子以來，中國人的政治思想都有了“天下定於一”與“天無二日，民無二主”等等牢不可破的定論。中國人普遍接受了孟子的思想：天下要安定，只有在統一於一個君主之下的時候，天上沒有兩個太陽，因此地上也不該有兩個大王或皇帝。
所以，極大多數的中國人，不僅是皇帝與大臣，而且一般的老百姓，總以為：有了兩個以上的皇帝就會有內戰，就不太平，就不安定。而且，在一個天下之內，在一箇中國之內，是不應該有兩個皇帝的，倘若有，那是違反天道的，不能長久。
除了這種心裡因素外，三國的大臣與人民也有點感覺到，再分下去沒有什麼意思。分久了，似乎就懷念過去合的時候的光彩。晉朝似乎對老百姓倒很寬厚，晉朝皇帝也不像吳國皇帝那樣殘暴，能統一在晉朝之下，也許要比天下三分好。
因此，吳國被滅掉了。
第二個問題，吳國防禦是否有較大的問題？
答案是：在德不在險，不在於防禦，更談不上防禦上的不足。
西晉咸寧二年（公元276年），鎮守襄陽多年的羊祜，在請命伐吳的奏疏就說的極為清楚。他說：“今江淮之險不如劍閣，孫皓之暴過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力，盛於往時。”他還指出，吳靠的是據江而守，但長江東西數千裡，晉兵幾路挺進，只要突破一處，就可大功告成。
西晉咸寧六年（公元280年），晉武帝司馬炎調遣大軍，兵分六路，討伐東吳，東吳大小官吏，都紛紛派人投降。龍驤將軍王濬乘船率先抵達石頭城下，孫皓投降。
事實證明：失民心者失天下，非外力可以改變的。天險和防禦形同虛設。德政不修，德義不修，在好的防禦和天險又有什麼用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