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四大奇案分别是，刺马案、杨月楼案、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和太原奇案。四大奇案中，又以刺马案最为扑朔迷离，其幕后真相至今仍争论不休。故事更被搬上大银幕，改编成多部电影，最为接近的要数《投名状》。
刺马案发生在同治年间，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客刺杀身亡，消息传到北京后，满朝哗然。同治皇帝大为震惊，连发四道加急密旨，要求不得大事化小，务必揪出幕后主使。
首先指派的，是张之洞的堂兄张之万作为主审。可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眼见案件仍毫无进展。
同治决定再命刑部尚书郑敦谨作为钦差大臣接管案件。同时，任命曾国藩再度出任两江总督，即时到任参与案件审理。
最为诡异的一幕，发生在结案后，钦差大臣郑敦谨竟不回京复旨，辞官称病直接跑回老家，从此再没踏入官场一步。
是什么原因，使得贵为钦差的郑敦谨宁肯身受处罚(清代钦差不回京复旨要受处罚)也要义无反顾辞官回乡？
案发经过并不复杂
同治九年七月二十六日(1870年8月22日)，两江总督马新贻亲临校场检阅武职操练。校场位于督署的右后方，有箭道可以直通督署后门。
总督阅射，在当时是允许百姓在箭道两旁参观。马新贻阅毕回署的路上，他的山东同乡武生王咸镇跑过来跪下请求资助，马新贻对他说:“已两次助汝矣，今又胡来。”
这时，一身穿清兵短衣的人突然走近，护卫正要阻拦时，短衣人从靴筒中拔出短刀刺入马新贻右肋。众人蜂拥而上将刺客擒获，闻声赶过来的中军副将喻吉三连忙指挥抢救马新贻，同时命人火速通报江宁将军魁玉和司道各员。
被擒的刺客并无任何反抗，反而高声大呼:“养兵千日，用在一朝。刺客即为吾张汶详，一人做事一人当，吾并无同伙，不要胡乱抓人。吾大功告成，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被抬进督署上房抢救的马新贻，经检视伤口后发现，匕首刺进右胁肋数寸。将军魁玉赶到后，先察看总督伤势，随后下令审讯刺客，要其交待行刺缘由。
经再三审讯，凶手一味言辞闪烁， 只供称自己是河南人，名叫张汶详。魁玉气急之下，喝令将凶犯带往上元县严刑讯究。到中午时，马新贻已不能言语。延至23日的下午，马新贻终因抢救无效去世。
两次更换主审，仍未能查出幕后主使，凶手最终被凌迟处死
见马新贻不治，魁玉赶紧抽调人手加紧审讯，并拟折以600里加急上报朝廷。3月28日，奏折呈到同治手里。“实感骇异”的同治皇帝在29日当天，前所未有地连发四道谕旨。
据《军机档》记载，四道谕旨包括，“命魁玉督同司道各官严讯，务得确情，尽法惩办；曾国藩著调补两江总督，未到任前著魁玉暂行兼署；密旨安徽巡抚英翰加强长江防务和地方治安；著魁玉督饬司道各官，设法熬审，务将因何行刺缘由及有无主使之人一一审出，据实奏闻。”
8月27日，还没等到上谕的魁玉又向朝廷递了一份奏折，“拿获行刺之凶犯，始则一味混供，迨昼夜研鞫，据供系河南人，名张汶详，直认行刺不讳，而讯其行刺之由，尚属支离狡诈”。
这样的奏折不仅皇帝大为不满，就连朝中的大臣也开始议论纷纷。最终给事中王书瑞上奏“督臣遇害，疆臣人人自危，其中有牵掣窒疑之处，应派亲信大臣彻底根究，勿使稍有隐饰。”
9月24日，魁玉再奏，认为张汶详自知罪大恶极，必遭极刑，所供各情一味支离。讯其行刺缘由，则坚称既已拼命做事，甘受碎剐。
现已审出张汶详是“漏网发逆头目”，曾在太平军侍王李世贤名下领兵打仗，转战安徽、江西、广东、福建、浙江等地。另外，张汶详的女儿、儿子等已被拿获，另正押解张汶详供出的金彪归案对质。
魁玉显然不能胜任如此重大案件的审理。因此，9月25日，漕运总督张之万收到吏部咨文，要求立刻动身前往江宁主持会审。
10月7日，张之万赶到江宁后即传见参与会审的司道府县各员，了解整个审讯过程听取意见。次日提审张汶详，可连日审讯的过程中并没有动刑。
作为一同会审的江苏候补道孙衣言和山东候补道袁保庆，眼看审讯只是一味以言语相询，即要求严刑讯究。可在官场摸打滚爬多年的张之万，深知这案子牵涉太深，说白了就是个烫山芋，弄不好自己也会陷进去。
到最后干脆甩出一句，“案情重大不便徒事刑求。偿未正典刑而瘐死，谁负其咎？”以堵众人之口。甚至也懒理朝中大臣奏赅或朝廷的呵斥，反正就是慢慢审尽量拖。
直至12月12日，张之万与魁玉联名上奏，终于给出了一份审理结果。虽罗列出案件的前因后果，但给出“无另有主使各情，尚属可信。”的结论再次令朝廷大为恼火。
一是直接否定有幕后主使；二是“尚属可信”这话，等于将奏折里的全部内容全推给了凶手。什么是尚属可信？意思是说，奏折上所记载之事都是凶手所说的，应该可以相信。将责任一下子给撇得一干二净。
远在天津直隶总督府的曾国藩，在得知马新贻被刺杀后，连续多日与前来的门生江苏巡抚丁日昌秘密商议。30日接到调任两江总督的上谕。他先是上了一道奏折，称自己有病在身，恳请朝廷另选贤能。
朝廷收到奏折后批复，仍让曾国藩上任。10月20日，慈禧太后召见曾国藩，命他速往江宁。可曾国藩拖到11月7日才起程，沿途到处游山玩水，磨磨蹭蹭用了36天的时间才到江宁。
张之万一见曾国藩到来，连忙交接案件，甩包袱式的当天即时拍屁股走人。曾国藩也沉得住气，到了之后对案件一直不闻不问不审，坚持等待刑部的郑敦谨。
1871年1月17日，郑敦谨终抵达江宁。此后，与曾国藩等人连审14天，整个审讯期间曾国藩未发一言。直到最后，郑敦谨在征求曾国藩意见时，据《曾国藩全集》记载，当时的曾国藩只说了一句: “”将来只好仍照魁、张二公原奏之法奏结。”
本来踌躇满志一心要审出个水落石出的郑敦谨也没辙了，一来刺客一味求死，二来曾国藩的这番表态明显是不想深究。于是，同意曾国藩的提议。
在给朝廷的上奏中，只出现了郑敦谨及曾国藩的名字，而一同会审的孙衣言和袁保庆拒绝签字画押，因此二人的名字并没出现在奏折中。而供招则直接抄录分送军机处、刑部存案。
3月26日，慈禧太后下达懿旨，确认凶手没有幕后指使，同意奏结，案件到此结束。马新贻追谥太子太保，凶手凌迟处死。而郑敦谨则从江宁直接回乡，称病辞官，拒绝回京复旨。
《马端敏公奏议》 附录，“凶犯张汶详曾从发捻，复通海盗，因马新贻前在浙抚任内，剿办南田海盗，戮伊伙党甚多。又因伊妻罗氏为吴炳燮诱逃，曾于马新贻阅边至宁波时，拦舆呈控，未准审理，该犯心怀忿恨。适在逃海盗龙启沄等复指使张汶详为同伙报仇，即为自己？恨，张汶详被激允许。该犯旋至新市镇私开小押，适当马新贻出示禁止之时，遂本利俱亏。迫念前仇，杀机愈决。同治七、八等年，屡至杭州、江宁，欲乘机行刺，未能下手。本年七月二十六日，随从混进督署，突出行凶，再三质讯，矢口不移其供，无另有主使各情，尚属可信。”
刺马案的几种猜测多属臆造
关于马新贻被刺的原因，一半是基于张之万、魁玉的奏折为蓝本而进行猜测的。
一、马新贻渔色负友，张汶详为友复仇
这猜测多见于文学、影视作品等，更像是为了吸引眼球而进行的二次创作。最早的出处只是地方戏文，将朝廷命官说成因争风吃醋而被刺杀，故事本身编得有点儿拙劣。
二、马新贻审理江苏巡抚丁日昌之子致死人命案，与丁日昌买凶刺杀；
这种可能也不会存在，丁日昌是曾国藩的门生，并无多大的背景。当儿子涉及命案时，首先是上奏朝廷要求革去儿子知府一职，生怕把自己也卷进去。而马新贻虽审理此案，但并无作出任何结论，且一再上奏请求朝廷定夺。
退一步，就算马新贻与丁日昌交恶，丁日昌也会事先与曾国藩商议。虽然马新贻被刺当天丁日昌已到天津，有故意营造不在现场的证据，可马新贻绝非丁日昌敢于下手之人。
马新贻任两江总督，是由恭亲王奕訢举荐的。恭亲王是同治皇帝的亲叔叔，因协助慈禧太后夺得大权有功，被授任命为议政王，在军机处担任首席军机大臣，曾一度掌管着清廷的内政外交。
丁日昌因儿子涉案正处于惶惶不可终日之时，匆匆跑去天津找曾国藩求助。面对如此强大的背景和官场上错综复杂的关系，别说他不敢贸然下手，就算曾国藩也得掂量一下。
三、张汶详为海盗朋友出头；四、马新贻私通回匪
这两个猜测出自奏折，只是凶手张汶详的一面之词。所谓的为海盗朋友出头一直查无实证。而私通回匪一说，据张汶详招供此事可与证人金彪对质。可金彪在堂上却说这只是张汶详诬告，目的是想陷害马新贻大人。
最为关键的，是后来发现，这道由张之万、魁玉所拟的奏折上，这两个口供后来证实曾被人为修改过。这也是结案时，孙衣言和袁保庆死活不签字画押的主要原因。
曾国藩是刺马案最大嫌疑人的推测经不起推敲
认为曾国藩是刺马案最大嫌疑人是基于以下几点 : 一是马新贻出任两江总督前，慈禧下了道密旨，要求马新贻到任后，秘密调查曾国藩、曾国荃兄弟私吞太平天国圣库藏宝；
二是江宁是曾国藩兄弟打下来的，且在任两江总督时培植了不少的势力，除掉马新贻两江可重回湘系；三是江西司主事颜士璋写过一本《南行日记》，里面记有他曾向孙衣言透露过口风，说刺马案与湘军有关。
太平天国圣库藏宝的下落至今仍是个谜。曾国荃在打下天京后，曾在天王府里大肆寻找，甚至是掘地三尺，最后更是一把火烧了天王府。坊间传言曾氏兄弟装运了两百多船物品回湖南，怀疑其中就是太平天国藏宝。
曾氏兄弟一直坚称找不到藏宝，不仅民间多有不信，就连朝廷上下也极为怀疑。甚至还招致左宗棠、沈葆桢上奏弹劾曾国藩兄弟二人私吞财宝。一时之间，曾氏兄弟成了众矢之的。
曾国荃在同治六年(1867年)因剿贼无功被摘去顶戴，10月因病请假开缺，直到光绪年间才再度复出。这更像是曾氏兄弟为平息众囗而使出的弃车保帅。
藏宝下落朝廷虽有怀疑，却也苦于找不出证据。马新贻被刺时，刚好是当了两年的两江总督，这两年中，同样找不出任何关于藏宝被曾氏私吞的证据。
如果曾国藩真的刺杀了马新贻，无疑是将好不容易平息下来的流言再次给翻出来，且最后要承担的后果恐怕也是毁灭性的。有说清廷对湘军十分忌惮，有所倚重倒是真的，忌惮却是未必。
就在曾国藩再次出任两江总督时，人还没到江宁，朝廷即已下旨革去其门生丁日昌江苏巡抚一职，这时间拿捏得更像是敲山震虎，杀鸡给猴看。
若说刻意营造低调的曾国藩敢于刺杀马新贻，只是为了重当两江总督的话，这样的推测显然也不现实。毕竟人选任用的决定权在朝廷，谁当两江总督不是曾国藩说了算。
这从案发后曾国藩接到上谕那一刻表现出极为惊讶可看出，远离是非之地的曾国藩刚开始并不想淌这浑水。因此，即刻上奏请求朝廷另派人选。虽可说这是他故作姿态，但朝廷同时派出钦差郑敦谨，其用意自是不言而喻，这案子仍以郑敦谨为主。
因此，在朝廷不受信任，朝中大臣又多有微言的情形下，曾国藩决不敢幕后指使刺杀马新贻，而断送自己的政治生涯。
刺马案更像是太平天国的幸存者们，给曾国藩下的套
这要从曾国荃孤军打下“天京”说起，当时的曾国藩可说是孤注一掷，将湘军的老本全押在了这一战役上。曾国荃围困“天京”之时，已是孤军作战，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的设想是先克安庆后取天京。
可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咸丰十年江南大营再次溃败，只得恃重湘军。此时的曾国藩一边忙于回乡募勇一边坚持先攻安庆，已无暇顾及曾国荃。
同治元年，曾国荃进驻南京雨花台，所带士兵七拼八凑只有18000人，曾国藩本已调动鲍超率军增援，而鲍超都一直没有行动，另一边的多隆阿也被朝廷勒令引军入陕。五月底，太平军援军前锋李明成等4万余人陆续到达，形势对曾国荃极为不利。
最终，虽然曾国荃成功打下“天京”，但付出的代价也极为惨重。因此，曾国荃的部队在入城后，即采取报复性的大肆掠夺杀戮。而城中太平军的幸存者们在目睹其惨状后，自然对曾氏兄弟恨之入骨。
立下首功的曾氏兄弟因功分获侯、伯爵位，但曾国荃却已陷入群疑重谤。清代体制，军务告终，统帅必须遣散其军缴回官防。攻下“天京”十七日之后，曾国藩即下令遣撤曾国荃部金陵湘军二万五千人，自解兵权，以释朝廷猜忌。同治三年十月，曾国荃登舟回乡，暂别官场。
对于太平天国的幸存者们，要想以一己之力扳倒曾氏兄弟并不容易，可如果假手于清廷，不仅事半功倍，付出的成本极低风险更少。
即利用刺杀马新贻，再次勾起清政府重启对曾氏兄弟的调查，以达到扳倒曾氏兄弟的目的。这从刺客张汶详被捕后的举动便可得知，从抓捕时的不反抗喊着一人做事一人当，直至要求速死。
在审讯中一味言词闪烁，抛出所谓的对质等，无不是想令案件的审理最终停滞不前，直到往曾氏兄弟身上进行揣测。而曾国藩恐怕也意识到了这点。因此，在审理过程中不发一言，只是到了结案时，才暗示案件别往其它方面多作揣测，以防引火烧身，让朝廷旧事重提反复纠缠。
在江西司主事颜士璋的《南行日记》中，暗示刺马案与湘军有关，指的应该是刺马案是围绕着要扳倒湘军做文章这一点上。同时，钦差郑敦谨恐怕也意识到这一点，想弹赅曾国藩又苦于没有实证，回京复旨又不知从何说起，与其两头不讨好，还不如辞官回乡算了。
因此，在曾国藩没有可能指使刺杀马新贻的情形下，刺马案更像是太平天国的幸存者们，给曾国藩下的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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