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个多月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持续扩散，世界主要经济体陷入衰退的概率有所加大。世界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将何去何从？中国经济又该如何防止被拖入经济衰退乃至危机的漩涡？
在接受《中国银行保险报》记者专访时，野村证券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陆挺从经济增长目标调整、纾困政策选择、提振市场信心等多角度“支招”，为中国应对可能出现的全球性经济震荡出谋划策。
野村证券首席中国经济学家
陆挺
今年大部分国家经济可能出现负增长
中国经济对疫情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已经开始显现。陆挺认为，目前我国疫情已经得到基本控制，但由于海外疫情倒灌和复工，疫情未来发展还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从具体影响来看，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既在供给侧，又在需求侧。全球经济快速进入衰退，未来两个季度我国出口订单势将暴跌，幅度可能会超过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与此同时，全球金融系统遭受的冲击刚刚开始，美元流动性高度短缺，中国未必是全球资产的避风港，外资撤出不可避免，我国境外中资美元债市场可能遭遇较大冲击。疫情本身会导致逆全球化，一定程度的脱钩不可避免，未来一段时间外商直接投资可能会严重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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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据陆挺预测，我国二季度GDP恢复正增长的难度很高。今年大部分国家经济都会负增长，预计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的GDP分别萎缩9%、8%和5%，全球经济今年萎缩4%，我国今年全年GDP若能维持正增长已经是不错的成就。
我国应继续加大纾困力度
陆挺表示，我国在抗疫方面以巨大牺牲换取了骄人的成绩，目前已经处在抗疫后期。不过，由海外疫情加重带来的外需考验难以避免，因倒灌导致的国内出现疫情复发的风险也在不断上升。
因此，在陆挺看来，我国还应继续加大纾困力度，否则在疫情和外需暴跌的双重冲击之下，或不足以保持国内经济和金融形势的基本稳定。“当前虽然有必要推出一定规模的需求刺激计划，但纾困政策仍是关键，况且很多纾困政策本身也能拉动需求。政策应加大扶助家庭和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的力度，防止大规模的企业和家庭破产违约，避免失业率快速上升。这样在疫情之后，需求能够快速反弹，作为供给侧核心的企业能够快速复工复产。”
具体执行方面，陆挺认为，政府可提出一个约相当于年度GDP总量7%-10%的综合纾困和刺激计划。“纾困既救急又救穷，应尽量避免各类产业补贴和各种寻租行为。为加快纾困速度并避免占用市场资金，央行宜起关键作用。在加大力度给市场提供流动性支持的同时，央行可通过量化宽松工具，以及通过购买特别国债等方式来增加基础货币投放和中央财政支出。”
政策重点在于保障经济和金融稳定
陆挺特别提示称，经过数轮宽松刺激，我国宽松刺激的政策空间已经远比2008雷曼危机和2015年股灾时要小很多，已经不能简单套用传统的政策工具组合。因此，疫情之后通过超大规模刺激手段来弥补疫情所造成的GDP损失并不可取。“和2008-2009年不一样，当时我国遭受的冲击纯粹在需求侧，第一轮冲击纯粹在外需方面，所以我们可以加大刺激内需来弥补外需方面的损失。但这次疫情首先在中国爆发，后面又有复发风险，本身对我国的供给侧也有非常大的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设置过高的经济增长目标是不切实际的。”
因此，陆挺建议，政府可以淡化年度GDP增长目标，保证今年的增长在零以上，即保证经济不萎缩。与此同时，强调保障就业，保障经济和金融稳定，做好托底工作，这样可以为宏观经济政策留下较大的回旋余地，而帮助困难企业与家庭在疫情冲击中活下来也能为未来的经济复苏夯实基础。
在淡化年度GDP增速目标的同时，如何提振市场信心更是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对此，陆挺的态度是：市场对一季度GDP增速大幅下跌已经有充分预期，因此大可不必担心如实公布经济数据会影响市场信心。恰恰相反，如果一季度GDP增速确实大幅下行且二季度继续承压，政府在淡化年度GDP增长目标的同时，也有空间追求较高的下半年GDP增速目标。
对此，陆挺举例称，假定经济增长如其预期的一样，一季度GDP同比增速为-9.0%，二季度为-0.5%，那么下半年只需要达到4%的平均增速即可实现全年正增长；如果下半年平均GDP增速达到其预测的5.8%左右，全年可实现1%的GDP增长。
陆挺强调，在欧美日经济严重萎缩的背景下，5.8%的三四季度GDP增速已接近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速，市场预期也会随之逐步修复。更重要的是，淡化经济增长目标不需要过度透支政策空间，也不会造成金融风险的快速累积。给定我们的一二季度GDP增速假设，如果还要实现之前5.5-6.0%左右的年度经济增长，三四季度平均GDP增速要达到14.2-15.2%左右，追求这样的经济增速既不可行，也不可取，盲目刺激经济很可能会得不偿失。
应关注基建投资回报率 避免低效基建投资
而对于“以大规模基建助力经济复苏”的说法，陆挺则提示谨慎对待，避免出现新一轮低效基建投资的大潮。他认为，过去十年尤其是过去五年，中国基建的投资回报率显著降低，随着中国储蓄率的降低，经常项目盈余的下降甚至出现赤字，地方政府债台高筑，我们已经到了必须要关注基建投资回报率的阶段。
在疫情还没有完全结束前，政策重点应该是保障现有基建项目的复工，保障建筑工人的及时到岗和原材料的运输。已经完全规划好要在今年启动的项目，政府可通过资金支持来加速推进这些项目。但在新项目审批方面，则没有必要操之过急，避免再犯2015-2018年间先是审批大量项目，而后在2017年去杠杆时又停建一批在建项目的情况。“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家底不算厚，不能如此反复折腾。项目的审批应该尤其关注投资回报率，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基建为核心。”
更重要的是，这次疫情暴露出中国不少大城市缺少基本的防疫设施和能力。因此，陆挺建议：疫情之后，如需拉动内需加速GDP增长，中央政府可补贴地方政府，在一定规模以上城市新建永久的而非临时的防疫中心兼传染病医院。“在这方面，五年前就落成的南京市公共卫生医疗中心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央政府可根据南京等地的经验快速复制此类设施到其他地区，从而做到既拉动内需，又做到防患于未然。另外，对于一个以追求人民幸福为初衷的政府，那些‘看得见的投资’也同样重要，这次疫情暴露出中国在医疗卫生体系、医护人才培养和药品等相关科研研发方面的巨大不足，因此政府支出应该加大力度向这些方面倾斜。”
记者 胡杨
实习编辑 邵梦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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