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一個多月以來，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持續擴散，世界主要經濟體陷入衰退的概率有所加大。世界經濟下行壓力增大的背景下，中國經濟將何去何從？中國經濟又該如何防止被拖入經濟衰退乃至危機的漩渦？
在接受《中國銀行保險報》記者專訪時，野村證券首席中國經濟學家陸挺從經濟增長目標調整、紓困政策選擇、提振市場信心等多角度“支招”，為中國應對可能出現的全球性經濟震盪出謀劃策。
野村證券首席中國經濟學家
陸挺
今年大部分國家經濟可能出現負增長
中國經濟對疫情的一系列“連鎖反應”已經開始顯現。陸挺認為，目前我國疫情已經得到基本控制，但由於海外疫情倒灌和復工，疫情未來發展還有較大的不確定性。
從具體影響來看，疫情對中國經濟的衝擊既在供給側，又在需求側。全球經濟快速進入衰退，未來兩個季度我國出口訂單勢將暴跌，幅度可能會超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與此同時，全球金融系統遭受的衝擊剛剛開始，美元流動性高度短缺，中國未必是全球資產的避風港，外資撤出不可避免，我國境外中資美元債市場可能遭遇較大沖擊。疫情本身會導致逆全球化，一定程度的脫鉤不可避免，未來一段時間外商直接投資可能會嚴重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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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據陸挺預測，我國二季度GDP恢復正增長的難度很高。今年大部分國家經濟都會負增長，預計美國、歐元區和日本的GDP分別萎縮9%、8%和5%，全球經濟今年萎縮4%，我國今年全年GDP若能維持正增長已經是不錯的成就。
我國應繼續加大紓困力度
陸挺表示，我國在抗疫方面以巨大犧牲換取了驕人的成績，目前已經處在抗疫後期。不過，由海外疫情加重帶來的外需考驗難以避免，因倒灌導致的國內出現疫情復發的風險也在不斷上升。
因此，在陸挺看來，我國還應繼續加大紓困力度，否則在疫情和外需暴跌的雙重衝擊之下，或不足以保持國內經濟和金融形勢的基本穩定。“當前雖然有必要推出一定規模的需求刺激計劃，但紓困政策仍是關鍵，況且很多紓困政策本身也能拉動需求。政策應加大扶助家庭和企業尤其是小微企業的力度，防止大規模的企業和家庭破產違約，避免失業率快速上升。這樣在疫情之後，需求能夠快速反彈，作為供給側核心的企業能夠快速復工復產。”
具體執行方面，陸挺認為，政府可提出一個約相當於年度GDP總量7%-10%的綜合紓困和刺激計劃。“紓困既救急又救窮，應儘量避免各類產業補貼和各種尋租行為。為加快紓困速度並避免佔用市場資金，央行宜起關鍵作用。在加大力度給市場提供流動性支持的同時，央行可通過量化寬鬆工具，以及通過購買特別國債等方式來增加基礎貨幣投放和中央財政支出。”
政策重點在於保障經濟和金融穩定
陸挺特別提示稱，經過數輪寬鬆刺激，我國寬鬆刺激的政策空間已經遠比2008雷曼危機和2015年股災時要小很多，已經不能簡單套用傳統的政策工具組合。因此，疫情之後通過超大規模刺激手段來彌補疫情所造成的GDP損失並不可取。“和2008-2009年不一樣，當時我國遭受的衝擊純粹在需求側，第一輪衝擊純粹在外需方面，所以我們可以加大刺激內需來彌補外需方面的損失。但這次疫情首先在中國爆發，後面又有復發風險，本身對我國的供給側也有非常大的影響。在這樣的背景下，設置過高的經濟增長目標是不切實際的。”
因此，陸挺建議，政府可以淡化年度GDP增長目標，保證今年的增長在零以上，即保證經濟不萎縮。與此同時，強調保障就業，保障經濟和金融穩定，做好託底工作，這樣可以為宏觀經濟政策留下較大的迴旋餘地，而幫助困難企業與家庭在疫情衝擊中活下來也能為未來的經濟復甦夯實基礎。
在淡化年度GDP增速目標的同時，如何提振市場信心更是必須要考慮的問題。對此，陸挺的態度是：市場對一季度GDP增速大幅下跌已經有充分預期，因此大可不必擔心如實公佈經濟數據會影響市場信心。恰恰相反，如果一季度GDP增速確實大幅下行且二季度繼續承壓，政府在淡化年度GDP增長目標的同時，也有空間追求較高的下半年GDP增速目標。
對此，陸挺舉例稱，假定經濟增長如其預期的一樣，一季度GDP同比增速為-9.0%，二季度為-0.5%，那麼下半年只需要達到4%的平均增速即可實現全年正增長；如果下半年平均GDP增速達到其預測的5.8%左右，全年可實現1%的GDP增長。
陸挺強調，在歐美日經濟嚴重萎縮的背景下，5.8%的三四季度GDP增速已接近中國的潛在經濟增速，市場預期也會隨之逐步修復。更重要的是，淡化經濟增長目標不需要過度透支政策空間，也不會造成金融風險的快速累積。給定我們的一二季度GDP增速假設，如果還要實現之前5.5-6.0%左右的年度經濟增長，三四季度平均GDP增速要達到14.2-15.2%左右，追求這樣的經濟增速既不可行，也不可取，盲目刺激經濟很可能會得不償失。
應關注基建投資回報率 避免低效基建投資
而對於“以大規模基建助力經濟復甦”的說法，陸挺則提示謹慎對待，避免出現新一輪低效基建投資的大潮。他認為，過去十年尤其是過去五年，中國基建的投資回報率顯著降低，隨著中國儲蓄率的降低，經常項目盈餘的下降甚至出現赤字，地方政府債臺高築，我們已經到了必須要關注基建投資回報率的階段。
在疫情還沒有完全結束前，政策重點應該是保障現有基建項目的復工，保障建築工人的及時到崗和原材料的運輸。已經完全規劃好要在今年啟動的項目，政府可通過資金支持來加速推進這些項目。但在新項目審批方面，則沒有必要操之過急，避免再犯2015-2018年間先是審批大量項目，而後在2017年去槓桿時又停建一批在建項目的情況。“中國還是發展中國家，家底不算厚，不能如此反覆折騰。項目的審批應該尤其關注投資回報率，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基建為核心。”
更重要的是，這次疫情暴露出中國不少大城市缺少基本的防疫設施和能力。因此，陸挺建議：疫情之後，如需拉動內需加速GDP增長，中央政府可補貼地方政府，在一定規模以上城市新建永久的而非臨時的防疫中心兼傳染病醫院。“在這方面，五年前就落成的南京市公共衛生醫療中心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中央政府可根據南京等地的經驗快速複製此類設施到其他地區，從而做到既拉動內需，又做到防患於未然。另外，對於一個以追求人民幸福為初衷的政府，那些‘看得見的投資’也同樣重要，這次疫情暴露出中國在醫療衛生體系、醫護人才培養和藥品等相關科研研發方面的巨大不足，因此政府支出應該加大力度向這些方面傾斜。”
記者 胡楊
實習編輯 邵夢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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