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執法實務中有人提出，同樣是經營者履行了規定的進貨查驗等義務，有充分證據證明其不知道所採購的產品（食品）不合格，為何作為“四個最嚴”要求下的食品，在《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六條的罰則中可以免予處罰，而作為無特別規定的一般工業產品，在《產品質量法》第五十五條的罰則中卻必須給予處罰（從輕或減輕）？乍一看，確實感覺不協調、不合理，就此疑問筆者試作分析。
一、關於《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六條中的“免予處罰”
首先，我們要全面理解該條的表述。一是“免予處罰”之前加有“可以”二字，也就是說不一定一律免予處罰，這得視個案案情而定；二是“應當依法沒收其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這仍屬財產罰的範疇，是《行政處罰法》第八條規定的處罰種類之一。也就是說這裡的“免予處罰”之處罰是指罰款、沒收違法所得、吊銷證照以及“處罰到人”等處罰，而非完全沒有處罰。
其次，適用該條免予處罰必須同時滿足三個條件：一是經營者履行了本法規定的進貨查驗等義務；二是有充分證據證明其不知道所採購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三是能如實說明其進貨來源。三個條件缺一不可，否則就存在過錯，就具備“可譴責性”和處罰的“可接受性”。
二、關於《產品質量法》第五十五條從輕或減輕以及所謂“必罰”
首先，筆者認為本條屬於法律適用的特別規定，而非自由裁量的特別規定；其次，根據《行政處罰法》第二十七條和《市場監管總局關於規範市場監督管理行政處罰裁量權的指導意見》中關於從輕或減輕處罰（處罰種類和幅度）的規定，適用該條時並不能得出排除“免予處罰”而“必罰”的裁量情形；其三，相比《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六條，該條中少了經營者“進貨查驗”義務這項適用條件，而《產品質量法》第三十三條對此作了明文義務性規定，也就意味著銷售者未履行該義務時，應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作為嚴謹審慎的立法工作，必定考慮到了這一情形。
三、關於兩部法律兩個條款的適用對比
首先，無論是食品還是其他一般性工業產品，對消費者、使用者的損害危害都是緣於不符合相關標準的不合格產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都要予以沒收消除“後患”，並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兩者是共同的。
其次，當分別符合兩個法條規定的情形時，都可以根據個案具體情節作出“免予處罰”的裁量。《行政處罰法》作為行政處罰領域更為基礎的法律，具有其普遍適用的空間，其過罰相當原則、教育與處罰相結合原則、比例原則，在依據其他法律法規作出行政處罰時，不應拋卻《行政處罰法》的適用。違法行為輕微並及時改正的，沒有危害後果的，都可以不予處罰；具備從輕或減輕情形的，都可以依法從輕或減輕處罰。
再次，兩部法律的兩個法條規制的情形都是“銷售了禁止銷售的商品”，沒收“非法財物”的底線處理也是相同的，同時也都體現了“主觀歸責為原則，客觀歸責為例外”，只是《產品質量法》第五十五條相對於《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六條，適用條件少了一項限制，因此在“免予處罰”、從輕或減輕的表述設計上有所不同。
四、結語
綜上所述，我們並不能得出適用《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六條而必免罰，適用《產品質量法》第五十五條而必罰的結論，兩部法律的立法及隨後的修訂都晚於《行政處罰法》的步履，都在《行政處罰法》的立法原意和適用原則的範疇之內，二者並未南轅北轍、各行其道、衝撞失衡。
同時，筆者感覺到，作為同為實施“四嚴”監管的食品和藥品，《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六條似有《藥品管理法實施條例》第七十五條的影子。該條規定“藥品經營企業、醫療機構未違反藥品管理法和本條例的有關規定，並有充分證據證明其不知道所銷售或者使用的藥品是假藥、劣藥的，應當沒收其銷售或者使用的假藥、劣藥和違法所得；但是，可以免除其他行政處罰。”其中“可以免除其他行政處罰”的表述，筆者認為更適合基層執法者的理解與適用。
目前，《行政處罰法》以及《產品質量法》的修訂正在緊鑼密鼓的收集、徵求各方面的意見建議，我們有理由相信對類似情形的規制與罰則設計將會更加科學、合理和有機統一；同時我們也有理由相信涉及到行政處罰中的豁免和量罰原則，行政法學界關於“主觀過錯歸責原則”和“客觀行為歸責原則”的研究和取向將更加深入、切實和趨同，將更加體現我國的國情和法治精神，將更有利於指導和引領行政執法實踐。
作者單位：湖北省長陽土家族自治縣市場監督管理局
發佈單位：中國工商出版社 新媒體部（數字出版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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