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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之夜自古是我國文獻歷史上最美好且令人遐想的夜晚，在熙寧九年（1076年）的某個月圓之夜，蘇軾獨自登上超然臺眺望著浩瀚無垠的星河，他說“丙辰中秋，歡飲達旦，大醉，作此篇，兼懷子由。”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
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如果只是從藝術手法上來討論，這首曠世詞中，蘇軾將人世間該有的普通情誼寄寓情景之中。他的詞，意境曠達和信手拈來的典故為後人所稱讚，就這首《水調歌頭》寫盡了世人對於人生最美好複雜心理深刻寄託的情感。
而他每首詩的背後，無一不是脫離了浮沉的情感而擁有了更真實的內容。
在熙寧七年（1074年），蘇軾出任密州，此前，他在東京都受到忽視，在國家最高統治人神宗皇帝眼中留下了“蘇軾並非佳士”的深刻成見。
神宗皇帝趙頊在1067年正月繼位，自小也是目睹了宋朝開始積弱積貧的困境，繼位之初，一番報復便破土而出，他還在太子的時候就十分仰慕王安石，便即刻召他來赴京，王安石是歷史上有名的詩人，也留下了經典的詩作《元日》等。
王安石在嘉佑三年（1058年）進京述職，作長達萬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此前他一直在外做官，對百姓的生活了如指掌，當時的宋國面臨經濟困窘、風氣敗壞、國防意識薄弱，在此次上疏他針對這些提出了看法，總結出這些症狀的問題並提出瞭解決方案，引用了古代統治者晉武帝司馬炎、唐玄宗李隆基一味只圖安逸，最終覆滅的局面，但宋仁宗並未採納王安石的變法主張。
王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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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是他的此法不可考，而是宋仁宗趙禎也做過變法，歷史上稱“慶曆新政”，這次變法是由范仲淹、歐陽修主持，提出十大政策——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
但這次變法因為觸及到貴族官僚的利益，新法舉步維艱，終於在次年(1045年)初，本次新法終止，而范仲淹、韓琦、富弼、歐陽修等人相繼被排斥出朝廷，各項改革也被廢止，新政徹底失敗。
而這次的新法變革，以文人開頭，又以文人罷黜收尾。
自古新發變革總會招來各地的不滿，因為一部分人或許會在新法中圖謀不軌，相反也有一部分人在這裡遺失當初的利益，更有一部分人在其中牟取暴利，絕大多數的人們還是想在新法中安穩度過。
其實也可以想見，當時宋朝積弱，本就不堪重負，而相對的還要為新法的順利推恩施下，但這些錢絕對有一部分沒有投入到新法改革中，這本就觸犯了貴族利益的新法，而且還不得民心，讓百姓原本艱難的生活過得更艱難，新法就沒有繼續推行的必要了。
而那個時候，蘇軾也是極力反對新發。
以蘇軾天生的悲天憫人，似乎冥冥之中註定了他是個保守派，也許更多的是他深受儒家和道家影響，他憐憫百姓因新發的變革而激烈。
在神宗熙寧2年（1069年）五月，他做《議學校貢舉狀》反對貢舉法改革，同年秋天，當時任監考官的蘇軾發策諷刺王安石，而蘇軾的兩次反對新發變革讓王安石對他的成見越深。
然而神宗皇帝的變革意願十分強烈，變法就像離弦之箭無可挽回，而蘇軾的上書《
在上皇帝書》，原本請求罷免王安石，結果自己卻深陷囹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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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寧3年12月，王安石拜相，而神宗皇帝為了推行新法，有著勢如破竹的決心，相較於仁宗皇帝，他更有決心講此次新發推行和作大，所以凡是反對新法者皆被罷黜。
而這次，蘇軾作為保舊黨和王安石作為新黨開始了真正的較量。
為了新法的順利推行，王安石先動手清除障礙。
他有位姻親御史謝景溫，是宋代初期名臣謝絳之子，謝景溫的妹妹嫁給了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禮，故此謝景溫巫陷蘇軾在丁父憂歸蜀途中，往還多次乘舟載物貨、販賣私鹽。
朝廷即著人調查，對於次莫須有的事，蘇軾不屑辯白，只待朝廷查證，可朝廷卻查無對證，但是此番蘇軾毅然自乞外任。
剛剛走上政治舞臺準備一番作為的蘇軾，迅速嚐到了懷才不遇的滋味。
宵小們的詭詐，政見異者的殘酷，在本能刺激了而立之年的蘇軾，也使他那致君堯舜的擁有一腔抱負的理解受到了衝擊。
而立之年，是一個男人最精力旺盛的時候，但當心中瀰漫著一股失意失措的時候，與原本儒家思想積極入世的態度相駁斥，大多數人更多的還是失意和無措，因為懷才不遇而失意，因為無人賞識而無措。
蘇軾帶著一腔失望憤而離京，此時王安石變法如火如荼。
其實也可以想見，當一個人因為懷才不遇而沉淪，當終有一天撥開雲霧重見天日，他一定就像是潛伏在地底的竹筍，一旦爆發，就會勢不可擋。而這位“拗相公”在經過數年的蟄伏之後，一且當年未負的理想，終於得到當政者神宗皇帝的賞識，便展開了施展抱負的舞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開始了新法的征程。
但這過程十分坎坷，也可以說為不盡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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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朝廷積重難返，本就不是一朝一夕促就，而新法過於鋪張揚厲，欲速則不達。此法沒有的到朝政的上下一心，就連民間也沒有擁戴，百姓照樣怨聲載道，苦不堪言。
也許更是濁吏的因法營私，使其履行途中常常變質，以致不斷滋擾民，其實新法推出，本就會有人在裡面中飽私囊，官役不斷的催百姓，百姓們照樣如畜生一般在泥濘裡掙扎，為官者卻在廟堂之上津津談著變法。
當時朝政還提出，領朝廷實行食能官賣而嚴禁私板， 但積販法重而官鹽費，民之貧而儲存的那些人則往往獲罪，杭州因違反鹽法而獲罪的人多達一萬七千多人。
朝廷新法如此心急，變法措施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宋朝政府的收入，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朝廷積弱積貧的局面，還是有一定的可取性，可農民的處境沒有根本的改變，負擔依然沉重，許多現實意義接踵而至，終究還是做不下去。
熙寧七年(1074) 十二月，蘇軾自杭州通判升任密州知州，與他同行的還有滿腹委屈的王安石，在變法陰影之下因為無人賞識而鬱郁不得志，故此罷相，神宗任命韓絳為相，呂惠卿為參知政事。
熙寧八年(1075) 二月，王安石復相，六月，頒行王安石《詩》《書》《周禮》新義於學宮，可在第二年的時候，王安石第二次罷相，神宗皇帝又以吳充、王佳為相，馮京參知政事。
王安石的兩度沉浮，證實了變法碰到的困難和危機。自古推行新法本就舉步維艱，但是也要當政者立場堅定，但是宋神宗猶豫不決、皇恩的變幻莫測讓王安石漸漸失去希望，他和蘇軾一樣，本質上帶著失意抱憾終身。
不過萬幸，儘管王安石不再變法的主要推動者，但他掀起的變法之巨浪以由此而來的朝廷、社會巨大變革仍在繼續，他以一己之力掀起來巨大波浪，讓人不得不重視他。
而蘇軾的這首《水調歌頭》正作於此，他原本一腔抱負化作對親情的不捨，他失去了他的父親，和他的弟弟子由相依為命，或許在月色之中看似豁達的詩裡還藏著他的一腔失意，但是無人能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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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神宗身邊是韓絳、呂惠卿、吳充、王佳，這些人對變法的態度，可以也說像王安石一樣熱切，卻並不像王安石一樣為國著想，不過是借這新法而撈取政治利益，不過是想著藉著大鍋分一杯羹。
此前王安石對蘇軾的打壓，只是嫉恨懼怕其對變法的反對及破壞力，只是單純為了為推動自己的政治理想而清除異己而已，為了新法的推行，他做了此事。
可是呂惠卿、王佳等輩對蘇軾的成見、敵視、排擠則更多是出於私慾，他們害怕蘇軾，更嫉妒他被仁宗皇帝嘉許的才華，而一舉對他展開打壓。
蘇軾的政治處境比之前更加不安，蘇軾的幾度沉浮，終於還是看清了一些現實，判抗三年不得調任升遷一步，蘇軾對政治產生了恐懼。
在《密州謝上表》中，蘇軾自稱：
“論不適時，皆老生常談陳腐之說”。
而在保州低越地點表示:
“期無調手動，既然回朝廷無望，庶少逃於罪戾。”
今天，我們讀蘇軾的《後杞菊賦》，看他這樣描述飢餓，當前是如何靠食菊飽復:“及移守膠西，意且一飽，而齋廚索然，不堪其憂。日與通守劉君廷式，塔古城廢圃，求杞菊食之，捫腹而笑……曾杯酒之不設，攬草木以誑口。對案顰蹙，舉箸噎嘔。”
“求杞菊食之，打腹而笑。”可以看出，蘇軾出任密州，當時百姓的生活水深火熱，就連蘇軾這個做官的人員都食不果腹，長年以花草為充飢之物，更不要說是窮苦的百姓了，而蘇軾作為詩人的浪漫卻在這裡化為烏有，一切本當愜意的笑皆為化作對生活的無奈，或許更是說不出的寂寞。
此後還有歷史上更大的“烏臺詩案”等著他，這種寂賞如夜色時分的密州山城，他無法抵禦接踵而至的黑夜。
不過是懷才不遇的傷心兒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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