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曾经提过，我们从鸦片战争以后，清廷才开始警觉，注重洋务运动 。到了同治六年（1867年）开设同文馆，翻译西书，同时也派遣少数满、汉人员到欧洲去考察和学习。
先从日本说起。日本也在这个时期派留学生到欧洲学习。这个区区东洋三岛的国家，在公元1868年，也就是清同治七年，就有王政复古，开始明治维新的变革，一跃而登为东方强国之先！在这以前，日本不是正在大声疾呼，提倡“尊王攘夷”的高调，极力反对西方欧美文化的东来吗？他们怎么这样快速改变“尊王攘夷”，做到明治维新的局面呢？我们必须先要了解这个问题，才有所借镜而反思其中的道理。
有关这个问题，最好大家先要研究日本历史。我们现在只取日本史简单而直接的中心来讲，要知道日本自古至今，他们真正的信仰，是他本土的“神道”，并非是把佛教作为国教。日本所谓万世天皇一系的皇家世系，本来就是神人不分，
天人一体的天皇就是大神的象征。这与中国上古文化有关，所谓皇帝就称天子一样。但在日本史上，约从我们的宋元以后，天皇的政权旁落，在明治维新以前的五六百年，天皇只是虚设的象征，所有治国和军政的大权统统落在日本式的藩镇，所谓先后递兴的“幕府”手里。甚至其中有几代的天皇和宫廷，由“幕府”拨给他们的生活费都不够用，迫得那些徒有虚名、虚位的可怜的天皇靠卖字维生。自己写些字，盖上天皇的图印，叫宫女们拿到外面去卖了以维持生活。曾经也有一代皇室被迫而反抗，失败后由皇居带着年少的天皇和玉玺宝剑跳海自杀了事。但在公元1644年前后，也就是顺治初年时期，中国一位前朝的忠贞遗老朱舜水，为了反清复明而到日本乞师，两次往返，达不到目的，便永远留在日本，受日本朝野的尊敬，传授儒家学理。从此而使日本文化的中心，几乎尽成儒家学术的天下。后来他们又接受了明儒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学说，更加尊重儒学。所以遇到西方欧美文明东来，要日本打破锁国主义，敞开贸易的大门，他们就以“春秋”大义的精神，全国知识分子愤怒而起，提倡“尊王攘夷”的主张，为抵抗西洋外夷的侵略而自强 。
但在这个时候，恰好碰到日本最后一个幕府权势的没落，也就是日本最有名的德川家康所创。江户幕府的主人德川庆喜，他被日本的一般救国志士所激发，便自己向天皇提出“奏请归政”。这样便促成明治维新，明治天皇真正成为日本的天皇。而且全国上下也知道“攘夷”是不可能，干脆一变而反之，就成为“尊王师夷”，派留学生到欧洲学习。如派伊藤博文等去研究宪政，回国以后，他们采用奥地利政制的模式，便建立君主立宪的国体，改革内政而整军强武。不久，到了公元1894年（光绪二十年甲午），因朝鲜的事故，与清廷一战而胜。清廷的海陆军皆败，从此为之气馁，而不敢轻撄其锋。他们又于公元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学步英美，采用金本位币制。再到1904年，日本和俄罗斯在中国东北的领土上发生战争，日本获胜，从此更不可一世，成为东亚强国，更加跋扈而骄横了。
但清廷最初所派到欧洲留学的人，主要目的是学习海军与陆军的军备，并不注意政治体制和司法行政方面的事 。对于其他的科技，更少留意。因为清室朝廷以慈禧太后为主，始终仍夜郎自大，认为皇基永固，绝对不会灭亡。后来因甲午之战，屈辱于日本之后，到了光绪时期才再派留学生到德、日去学习宪政，以备变法维新。但主要的，是想学日本君主立宪的体制，以保有大清的皇位为目的。尤其由李鸿章时代开始，开建北洋海军和武备学堂等，所谓整军建武，以图自强。同时清廷又派张佩纶在福建马尾方面建立南洋的海军，也是聘请外国教习担任师资。但是无论北洋和南洋的海军，都在很短期间因清廷的倒台而解散。
可是北洋海陆军的学生们，自然就自己团结成为一个体系，互相联系，影响推翻清朝以后的政局，有举足轻重之势。尤其是海军所剩的几艘兵舰，向南靠拢国民革命，或是拥护北洋，便使南北胜负之分立见效果。而且陆军方面，由北洋武备学堂以后，又继办有“保定军官学校”，自行培养实力，准备逐鹿中原，称王称帝。因此在民国初年到三十七年之间（1912年—1948年），无论是北洋政府或国民政府，最高上层的旧军阀、旧官僚，或新军阀、新官僚，
大体上还都是保定军官一系的天下。换言之，都是德、日派军国主义的糟粕遗风。至于在清末以前各省所办的讲武堂或陆军小学等，都成了保定军官一系的附庸，并不能起重大团结力量的作用。至于人文方面，由光绪时期的戊戌政变失败，乃至康有为、梁启超的流亡国外，接上清末民初的阶段，大家想要建立新中国，首先最需要的，就是政治、司法和新教育的人才。因此，在民国初年最为吃香的学校和学生，并不是留学西洋或东洋的留学生，更不是由北洋京师大学堂改制的北京大学的学生。最时髦的，便是法政学校和各地师范学校的学生。毕业了，或即任职政府，或担任新办学校的校长。至于清华、燕京、南开等大学，还是后来的事。但无论法政学校或师范学校，初期所接受的西方文化以及自然科学方面，大多都是从日本留学回国的学生，加上前清遗老或遗少们来担任师资。因此，所接受新式的西方文化，也都是先由日本转译过来的二手货，并非是由英、德、法等原文直接而来。
这个时候，新译西书，最吃香的、最突出的名人，便是南洋海军学校出身，后来留学英国的严复（字几道），以及自费留学的辜鸿铭。至于请人口语翻译，意会而译成中文的，便是林琴南的译本，例如《茶花女》等书，也算是风行一时的新学新知。至于严复所译斯宾塞的《群学肄言》，更被大家视为西学宝典。但很奇怪的一部书，早在民国初年已经风行一时的，便是《福尔摩斯的侦探案》。这本书，几乎是所有国共两党的革命先辈都曾经读过的新知小说，它所影响的负面作用也很大，那就是在民初的革命和党争中，造成不择手段暗杀的风气，实在不足为法的败笔。
讲到这里，接着便要很客观地讨论中国八九十年来的现代史，和现代中西文化的演变史。但我忽然觉得心理上很悲感，真是“毁桀誉尧终未是，有身赢得卧深云”之慨。而且这个问题很大，也很复杂，牵涉到我所认识交往的许多老少前辈、同辈以及后辈的功过是非，实在无法讲下去。并且手边现存的资料，足以供我所知、所见、所闻做参考查证的也不够。即如我上面所讲第三点一段，也只是凭现场偶然的一点记忆来说，或者多有错误的地方，也希望你们给我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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