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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7日，由中國文化館協會主辦的“文化館事業發展的思考與討論”線上論壇在國家公共文化雲平臺開播。中國傳媒大學文化產業管理學院院長範周教授應邀參加本次活動，並以“文化館發展中的社會化問題思考”為主題面向全國進行在線直播交流。現將範周教授講座內容整理發佈，以饗讀者。
一、為什麼要引入社會化機制？
（一）法律法規：提供政策保障，指明發展方向
2017年起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共文化服務保障法》就明確提出了“國家鼓勵和支持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參與提供公共文化服務”。2019年，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再次提出“鼓勵社會力量參與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
（二）現實需求：傳統供給模式難以滿足人民公共文化服務需要
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在精神文化層面，人民的美好精神文化需求愈加旺盛，而與之相對的，公共文化產品短缺、公共文化服務供給能力滯後與供給有效性不足等深層次矛盾和挑戰不斷凸顯。當前，公共文化服務面臨的問題已經從“有沒有”上升到了“好不好”“精不精”。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人民群眾對公共文化服務的需求也呈現出多樣化、個性化、品質化等特點，傳統的公共文化服務的發展理念也需要不斷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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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際經驗：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1. 英國：三級管理模式，確保項目落地
英國是最早採用PPP模式的國家，其建立了一套完善的管理制度，確保私人機構在公共文化服務中保持較高的參與度。其中，英國財政部設立的英國基礎設施中心專門負責發佈、評估和管理PPP項目，制定國家基礎設施建設計劃；合夥經營機關向公共部門提供私營機構的專業信息和資源，協助公共部門制定PPP模式發展目標；由地方政府撥款成立的公私營機構合作署主要承擔問責工作，併為發展公私營機構合作的地方機關提供支持。
2. 俄羅斯：公私協作，實現政企雙贏
俄羅斯於2005年頒佈了《俄羅斯聯邦特許協議法》，著力推動“公私協作”模式在體育、文化、醫療衛生等公共領域的應用。這一模式使俄羅斯政府能夠更有效地推進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更好地實現了政府對企業的激勵和引導功能。同時，企業可以獲得政府提供的財政、稅收、金融等優惠政策，並收穫更高的社會認可度，從而提高國內聲譽和知名度。
3. 日本：政府主導，多元參與
日本政府採取了指定代理制度（DMS），通過修改地方自治法，允許地方政府將公共文化服務等設施的管理外包，以授權的方式將公共文化服務中一部分具體的管理職能或服務提供轉交給企業、社會組織來執行。同時，日本充分利用企業和各類基金支持公共文化服務領域的融資，非營利組織在拉動企業贊助方面也發揮了重要作用。
二、文化館社會化發展的目的
（一）豐富文化館內容供給，增強文化館競爭力
1. 整合社會文化資源，提供多元豐富的服務內容
通過將分散的社會文化藝術資源加以整合利用，文化館可以有效拓寬供給來源，從而向群眾提供內容更加多元的公共文化服務。例如，煙臺市文化館從2018年4月起實施“藝術煙臺”公益文化惠民工程，陸續與全市100多家藝術培訓機構簽訂合作協議，由培訓機構提供場地和師資並向市民提供免費的藝術普及培訓課程，到2019年初就已累計向群眾提供近8萬課時、6萬8千餘人次的培訓服務。
2. 利用場館空間引進社會力量，將文化館打造為內容豐富的文化中心
近年來，各地文化館積極探索以場館資源“置換”公共文化服務，引入社會力量並開展合作，將文化館的“獨唱”升級為聯合社會力量的“大合唱”。東城區17個街道中：龍潭、北新橋、崇外、安定門、建國門、東華門、交道口、東直門、永外等9個街道的綜合文化中心實行專業化社會化運營（其中建國門街道文化中心的第三方為保利集團下的演出公司，其他都為北京演藝集團運營），覆蓋全區100個社區，文體中心與社區文化室覆蓋比例分別為53%、55%。其餘8個街道文體中心由事業編制工作人員運營，82個社區採取每年補貼5萬元用於鼓勵居民志願服務或聘用文化組織員的運營模式。此外，為滿足群眾文化生活需求，提升公共文化服務水平，彌補公共文化設施服務短板，積極引入社會力量參與公共服務體系建設，形成了一批如史家衚衕博物館、東四胡同博物館、角樓圖書館等有影響力的城市文化空間。
（二）提升文化館活力，優化公共文化服務效能
1. 加大資源整合力度，打通公共文化服務“最後一公里”
當前我國的公共文化資源還相對有限，但同時也有大量分散的公共文化資源處於閒置狀態或利用效率較低的狀態，因此在頂層設計上要下定決心，加大資源整合的力度。例如，浙江省嘉興市通過建設“文化有約”公共文化服務平臺，採取社會投入和政府社會採購相結合的機制，將工人文化宮、青少年宮等公共文化設施吸納到了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之中，打造了共同參與、共同行動的文化場館協作聯盟，有效釋放了公共文化資源的服務潛力。
實際上，當前我國仍有大量的成序列的文化設施不屬於文化部門管理範疇，比如工會系統的工人文化宮、青少年系統的青少年宮、科技系統的科技館、婦女系統的活動中心以及高校的圖書館、博物館等。如果將這些資源進行有效整合，我國現有公共文化設施的體量幾乎可以實現翻倍。其他國家在這方面已經進行了很多嘗試，我前段時間在澳大利亞調研，當地麥考瑞大學的圖書館在週一到週五的工作時間段就是向附近居民免費開放的。
隨著公共文化社會化發展的深入，各地應當通過社會治理、資源整合，使更多設施和資源成為老百姓公共文化服務的重要載體，將《公共文化服務保障法》中提出的“整合社會資源”落到實處，使文化場館“活”起來。2. 引入競爭機制，增強公共文化服務運行活力
由於社會化發展引入了競爭機制，文化部門逐步從文化服務的提供方轉變為文化服務的中間方和監管方，得以通過優中選優的運作模式增強公共文化服務運行活力，促進公共文化服務績效和能級的持續提升。由“辦文化”到“管文化”，政府職能也實現了積極轉變。例如，深圳市南山區自2007年開始對公益文化活動實行社會化運作，在實施過程中引入競爭機制，通過項目徵集、招標、評審、競價和監督實施等環節，逐步完善運作體系。同時委託第三方開發了“南山區公益文化活動社會化運作管理系統”，通過線上平臺運作管理。
3. 壯大人員隊伍，提升文化館公共文化服務能力
引導社會力量參與提供公共文化服務，可以有效壯大文化場館的管理人才、專業人才和志願者隊伍，提升文化館的服務能力。例如，美國擁有超過190萬家的非營利機構和近1300萬人的社會工作人員，有效分擔了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近年來，東莞市文化館在引入社會力量辦文化方面進行了積極的探索，其以“開門辦館”思路為引領，成立東莞市文化志願者協會，打造了“文化志願者大舞臺”“文志愛心公益行”等具有影響力的服務品牌，使文化志願者成為優化公共文化服務的重要力量。而在北京，繼“朝陽群眾”“西城大媽”之後，“東城社工”也已經成為了基層社會治理的重要力量，這也為文化場館吸引更多群體參與志願服務提供了新的思路。
範周教授授課照片
（三）有利於“以人為本”的服務宗旨，增強百姓文化獲得感
一是要滿足人民群眾的精神文化需求，提升群眾滿意度與獲得感。公共文化服務要堅持以人民群眾為中心，堅持從人民群眾的實際需求出發。通過引入專業社會力量，發動企業、協會、機構、文藝團體、個人等多方主體參與公共文化服務，推動公共文化服務高質量發展，增強公共文化服務適用性。
二是要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提升公共文化活動的關注度和參與度。例如，北京市東城區的角樓圖書館利用有限的場地設計打造了內容豐富的文化活動，一年舉辦的讀書報告會、新書發佈會、講座等各類活動數量達到700多場，提高了人們參與文化活動的熱情。
三是要完善監管評價機制，暢通公共文化服務評價與反饋渠道。公共文化設施在社會化發展中要建立完善、高效的政府購買流程和第三方評價機制，建立可見可控的督導評估機制，對運作主體的履約情況進行有效監管，確保社會化發展的質量。同時，要高度關注人民群眾對公共文化服務的評價，充分回應人民群眾對文化發展的新期待。
四是要推動公共文化服務走出文化館，實現全民參與。例如，北京市朝陽區文化館在八里莊街道開展了“一米田”居民美育項目，邀請專業人員幫助居民家庭在自家陽臺種植花卉或瓜果蔬菜，包含種植技術培訓、生活美學教育等內容，創新美育培訓形式，搭建情感紐帶，拉近了鄰里之間的關係，形成了一定範圍內的“文化社群”，推動了社區文化治理的發展。公共文化服務不應被物理空間所侷限，要推動公共文化服務走出文化館，走向街道和社區，走到老百姓的身邊和家中，使公共文化服務實現全民關注、全民參與、全民共享。
（四）實現文化館綜合體建設的改革與創新
文化館是公共文化服務的主要陣地，是精神文明建設的窗口，承擔著凝聚文化力量、營造文化氛圍、豐富人民生活的重要責任。以上海市群眾藝術館為例，近年來其積極整合社會力量，有效挖掘社會文化藝術資源，充分對接各年齡段人民群眾文化需求，大力搭建綜合性公共文化服務平臺，實現了對文化藝術培訓、非遺保護傳播、文化藝術演出、文藝賽事活動、群眾文化藝術活動等的覆蓋，已經逐步成為順應時代新變化、滿足群眾新需求的公共文化服務綜合體。
文化館在下一階段的改革與創新工作中，要著力構建內容多元化、服務專業化的文化館綜合體。通過引入社會力量實現優勢互補，最大程度整合利用好各類文化藝術資源，做好線上線下文化服務，打造人民群眾喜愛的“文化高地”。三、當前我國文化館社會化發展現狀
（一）剛起步：多數場館開展政府購買與社會運營相結合模式，個別嘗試整體外包模式
近年來，北京、上海、浙江、深圳、成都等地區的文化館在社會化建設方面積極地開展探索與實踐。北京市海淀區北部文化中心、上海市打浦橋社區文化活動中心等文化館採用了“政府購買、專業化社會團隊運營”的管理模式，由政府負責指導監督並定期進行考核，社會化運營工作開展情況較好。上海市靜安區文化館、義烏市文化館等探索將場館內部分場地提供給社會組織，由社會組織負責向群眾提供戲劇演出、電影放映、藝術展覽、工藝培訓等惠民文化服務，有效地提升了服務效能；無錫市無錫新區文化館則嘗試了場館整體外包的運營模式，取得了較好的建設效果。當然，政府在這個過程中既要積極推動社會化的進程，也要把握好公益性和經營性之間的界限，對收費模式進行科學有效的管理。
（二）未起步：由於運營主體、資金來源、專業人才、社會參與度等方面的現實難題，大多數地區文化館的社會化發展仍未起步
1. 社會運營主體數量少，專業能力有限
公共文化的社會化發展需要大量社會責任感強、專業能力好、管理科學規範的社會承接主體，由於稅收政策吸引力不足、社會組織註冊門檻較高等原因，雖然我國有資格參與運營的社會主體數量正逐年上升，但專業能力強、參與意願高的社會組織數量則相對較少，政府開展社會化運作的選擇空間有限。
2. 資金來源單一，可持續發展能力有限
由於公共文化設施的公益屬性，運營機構難以通過市場方式取得經濟效益。從國際經驗來看，通常需要利用政府補貼、捐贈贊助、基金收入等多種渠道維持運營。但目前我國公共文化資金投入絕大部分來自政府撥款，資金來源單一，運營經費不足，嚴重影響了社會化運營的可持續能力。
3. 專業人才匱乏，隊伍建設難度較大
當前，由於薪酬待遇較低等原因，我國社會組織人員專業化水平還不夠高，人員流動性較大，建設專業化公共文化服務隊伍的難度較大，直接影響著服務質量和社會效益，成為制約社會化運營的重要問題。
4. 民眾參與度不高，良好輿論氛圍尚未形成
當前，我國絕大多數居民仍缺乏文化權利與責任意識，參與公共文化活動的積極性有限，不太瞭解和注重自身在文化方面的權益。同時由於媒體對社會化運營的組織宣傳力度不足，大眾對社會化運營組織缺少必要的瞭解與關注。
（三）難邁步：受到思維模式、體制機制、政策法規、運營模式等方面限制，文化館的社會化發展進程存在困難
1. 傳統思維模式束縛
相對保守的發展理念和思想認識在很大程度上阻礙著文化館的社會化運營。文化事業具有較強的意識形態屬性，國家意識形態管理和文化行政部門至今對社會力量仍未完全放開，擔心其受利益驅動偏離公益軌道和主流價值方向，不敢放手將運營權授予社會組織；同時各地政府普遍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對文化事業社會化發展的重視程度不一。
2. 文化事業體制障礙
新中國成立後，我國從中央到地方形成了龐大而嚴密的條塊結合的文化行政垂直管理體系，文化決策和管理權力集中在政府部門。由於國家建立事業單位實行全面直接供給，大量文化事業單位作為既得受益者，缺少自我革命的動力與勇氣。
3. 行政管理機制制約
新的服務供給模式需要新的管理機制，包括准入、激勵、評估、監管、保障和公眾參與機制等。當前機制的不健全阻礙了社會化的良性發展。例如，准入機制過嚴、門檻過高、手續過繁，降低了文化類社會組織的基數；稅收減免力度有限、流程複雜繁瑣，削弱了社會力量的參與熱情。
4. 專項政策法規細則缺失
雖然我國針對公共文化服務社會化已經出臺了一些政策文件，但內容主要是原則性的“鼓勵和支持”，缺少具體可操作的措施或手段。從法律來看，《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共文化服務保障法》明確規定:“推動公共文化設施運營和管理的社會化。”但保障法為宏觀指導性法律，缺少實施細則，需要細化條款。例如美國《聯邦稅收法》就有著名的510(C)(3)條款，詳細規定了文化類非營利機構可享受的優惠稅收待遇。
5. 場館社會化運營模式單一
文化館在開展社會化運營時同樣涉及運營模式問題，包括供給文化服務的種類、如何進行定價與收費、如何保障服務的公益性等。由於社會化運營在我國還是新興事物，文化類社會組織也正在培育發展中，目前的社會化運營模式還較為單一、營利渠道比較狹窄。
四、疫情防控帶來的幾點啟示
（一）線上活動的豐富：“線下閉館，線上開花”
疫情使得文化館、圖書館、博物館等公共文化設施“線下閉館”，但各地利用新技術、新平臺，讓豐富多彩的公共文化活動在“線上開花”，使人民群眾足不出戶就能享受到優質的“文化大餐”。
1. 實現日常公共文化服務的在線化升級
疫情期間，全國各地線下公共文化服務按下了暫停鍵。面對這種情況，文化館等公共文化設施主動轉變服務方式，充分利用線上平臺，依託數字技術對公共文化服務內容進行在線化升級。例如，南通市文化館在春節期間將往年的線下文化活動轉移到線上，藉助直播等形式開展“文化迎春會”、網絡歌會等一系列公共文化服務，給群眾帶去內容豐富、形式多樣的節慶表演；發揮微信公眾平臺作用，舉辦線上猜燈謎等文化活動，同時增加“網上展覽廳”，進行春聯書法大賽和書畫作品的網絡展覽，為市民的居家生活增添了色彩。
2. 利用線上平臺開展市民文化節等公共文化活動
疫情催生了線上公共文化體驗的新模式，“雲享文化活動”成為新趨勢。各地文化場館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時，積極整合社會各方資源和力量，開展線上市民文化節等文化惠民活動。
例如，3月28日，上海市一年一度的市民文化節首次在雲端開啟。文化節以文化上海云為主要平臺，與抖音、喜馬拉雅、小紅書、東方網等互聯網平臺開展合作聯動，打造了雲劇場、雲展廳、雲講堂等多種類型的文化服務板塊和頻道，為群眾營造了可看、可聽、可互動、可消費的文化服務新場景，充分回應了市民對公共文化活動的新期待。開幕當天，文化上海雲就吸引了超過1009萬人次進行線上訪問。
3. 舉辦各類主題活動匯聚抗疫精神力量
疫情期間，各地文化館充分發揮職能優勢，積極舉辦文藝作品徵集與展出等各類主題活動，湧現出了一批優秀的群眾文藝作品。既為文藝愛好者搭建了展示和交流的平臺，也為廣大人民群眾提供了豐富多樣的文化內容，用文藝作品凝聚起人民群眾抗擊疫情的強大精神力量。
例如，山東省文化館面向全省開展“打贏疫情阻擊戰匯聚文藝正能量”文藝作品徵集活動，共徵集到文學、美術、書法、攝影、音樂、舞蹈六大類藝術作品1321件，傳遞出全社會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的信心和決心；重慶市合川區文化館開展線上文藝創作活動，累計創作詩歌、小說、快板、小品、音樂、戲劇、書法、美術等類型的群眾文藝作品700餘件，通過該館的微信公眾號“合川文藝”連續推送15期，發表各類作品近300篇。
（二）線上項目的開發：線上線下聯動催生新業態
1. 吸引社會主體，通過開發新業態增強平臺效應、融合效應
互聯網平臺為人民群眾的文化消費賦予了新場景和新模式，不僅使公共文化服務內容能夠有效地從線下遷移至線上，也催生出一批契合線上文化消費模式與特點的新項目、新業態。疫情影響下，許多文化場館大力吸引社會主體參與線上項目的開發與運營，著力打造資源豐富、形式多元、項目新穎、服務優質的公共文化平臺。
上海市整合群眾藝術館、博物館、美術館、景區公園等資源，在今年的市民文化節期間推出了“雲遊覽”“雲市集”“雲展出”等項目，充分利用線上文化節活動的聚集效應進行宣傳推廣，為群眾獻上了一道文化盛宴。例如發動網絡博主擔當“雲導遊”，通過直播等手段帶領網友遊覽上海寶龍美術館、上海復興藝術中心等文化場館。市民文化節還聯合美食節、海上文創、市非遺保護中心、上海書展打造了“雲市集”，聚集二十多家非遺文創商鋪，既展示了非遺保護成果，也為市民提供了更加豐富的文化體驗。
2. 整合社會力量，提供文化慕課、藝術普及培訓等線上服務項目
疫情期間，由於暫時無法開展線下講座、培訓等活動，各地文化場館積極整合優質的師資力量與網絡課程培訓資源，為群眾提供文化藝術慕課、藝術普及培訓等線上服務項目，豐富群眾宅家期間的文化生活。
例如，煙臺市文化館與“愛藝術+”APP聯合打造了涉及音樂、美術、舞蹈、戲劇等50個藝術門類的“雲端學藝術”網絡藝術雲平臺，內容進行全天免費播放，市民可通過其官方網站、微信公眾號在線瀏覽豐富的藝術課程資源，參與公益藝術培訓；江門市文化館則主動協調第三方平臺資源，為市民推出涵蓋音樂、書法、美術、舞蹈、攝影、戲劇、曲藝等50個大小類目的“文化慕課”，內容包括100門免費課程，視頻總數達969條。通過將公共文化服務陣地從線下轉到線上，確保閉館期間文化惠民不“打烊”，市民足不出戶就可以學習、賞析文化藝術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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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線上內容的創新：依託新技術、新平臺，推動數字文化資源供給升級
1. 加強數字文化資源供給的有效性，開展疫情防控知識普及講座，推廣健康知識
在疫情期間，各地文化場館依託線上平臺大力豐富數字文化資源供給，積極開展疫情防控知識普及和健康養生知識推廣等工作，使抗疫知識能夠以人民群眾更加喜聞樂見的形式走入千家萬戶，加強了公共文化服務的有效性，充分發揮了公共文化服務陣地的示範引領作用，為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貢獻了重要力量。
例如，九江市“九江新時代紅色文藝輕騎兵”話劇演員創作了情景小段子《保持距離》《防疫口訣》等作品，通過基層文化館（站）在微信公眾號、抖音等新媒體平臺進行推廣，取得了良好的宣傳效果。廣東省文化館自2月3日起在線上開設了“防疫知識”專欄，以通俗易懂、圖文並茂的形式科普防疫專業知識；北京市朝陽區文化館則開展了線上抗疫非遺知識微課堂，依託微信平臺以短視頻等形式展示花毽、五行掌等非遺項目，既普及了非遺文化，也推廣了健康知識，為市民提供了居家期間進行體育鍛煉的新選擇。
2. 利用新技術、新平臺優勢，結合線上文化消費場景，實現公共文化內容供給升級
信息技術革命使得文化消費模式發生了新的變化，只有對在線文化內容進行有效升級，深度匹配線上消費場景的特點，才能充分挖掘新技術、新平臺的應用價值，推動公共文化服務實現品質化發展。
例如，重慶市渝北區文化館積極建設群眾文化雲平臺，精選各類文藝作品展覽，讓群眾可以在雲端遊覽線上資源，同時鏈接名師講壇系統，豐富了資源類型。廣東省文化館則推出“百姓舞臺”“數字展館”“口袋非遺”“藝術吧”等系列線上文化服務，並開設3D非遺展覽，為廣大群眾提供了多姿多彩的藝術資源。
在這場全球戰疫中，許多國家也同樣在積極推動文化藝術機構藉助數字化形式開展全新形式的文化藝術資源分享。近期，英國數文媒體部與英格蘭藝術委員會聯合出臺了一項總預算1.6億英鎊的文化扶持計劃。包括英國國家美術館、大英圖書館在內的多家文化場館已經通過網站推出了虛擬觀展體驗活動。薩德勒之井劇院推出了“數字舞臺”計劃，劇院通過官網免費向觀眾提供舞蹈演出的數字首演、影視劇編舞以及專業編舞領銜設計的舞蹈工作坊。在疫情的推動下，居民不再僅僅是藉助網絡渠道觀看文化藝術資源，更可以享受到交互性更強的文化藝術體驗。
（四）體制機制的進一步解放
1. 打破傳統體制壁壘，推動社會力量更加高效參與公共文化服務
長期以來，由於文化體制等諸多因素的束縛，文化館等公共文化服務設施廣泛面臨著專業人才缺乏、管理理念與管理水平相對落後等發展難題。文化館的社會化發展是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重要途徑，因此必須要進一步打破傳統文化體制壁壘，優化社會力量參與公共文化服務的外部環境和配套措施。既要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靈活性，建立以市場配置資源為輔的新型管理體制，也要營造社會資本進入公共文化服務領域的良好環境，在市場準入、審批、待遇、服務等方面創造寬鬆、良好的發展條件。
2. 創新管理機制，增強公共文化服務適用性
受行政管理機制等因素的制約，當前我國公共文化服務的適用性仍不夠強，遠遠無法有效滿足人民群眾精神文化層面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推進公共文化服務的社會化發展，必須要勇於創新管理機制，把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提升到一個新的更高層次。
首先，通過機制創新提高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對人民群眾多元、多樣文化需求的應變能力。公共文化產品、傳播方式、服務模式都要隨群眾需求的變化而變化。其次，通過機制創新激發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內在的發展動力，激發體系活力，加快構建現代化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進程。最後，通過機制創新協調人力資源，激發專業管理人才、文化藝術人才的積極性，提升公共文化服務水準。
互動提問
1.整體外包模式會在成為我國各地文化館社會化發展的主流嗎？
無錫新區文化館選擇整體外包模式有著特殊的背景。無錫新區是成立於1992年的高新技術開發區，常住人口超過60萬人，但在建設文化館和圖書館等公共文化設施時很難申請到正式人員編制，隊伍建設困難，出現了公共文化服務需求持續增加與政府直接供給能力有限的核心矛盾。整體外包模式正是聚焦這一難點、痛點，有效地緩解了由於編制、人才不足導致的公共文化服務供需矛盾。而對於我國絕大多數地區來說，文化館擁有在編的人員隊伍面臨的核心難題並非編制，而是如何豐富內容供給、提升服務效能。因此，文化館在社會化發展時不能“一刀切”，而是要實事求是、因地制宜，選擇適合自身的發展模式。
2.“文化館綜合體”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方面？
文化館是構建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重要陣地，建設“文化館綜合體”不是對文化館的功能做簡單的加法，而是要在空間複合的基礎上追求內容豐富多元，服務效能提升，從而實現功能多、效率高、質量佳的組合。具體來說：“文化館綜合體”首先是要實現供給水平的提升，增強文化館的吸引力和競爭力，打造內容豐富、形式多元、活力四射的“文化高地”；其次是實現公共文化服務匹配度的不斷提升，增強“精準供給”能力，優化公共文化服務的實效性和適用性，更好地滿足人民群眾多樣化、品質化、個性化的文化需求；最後是實現公共文化服務的輻射能力的提升，不僅要吸引人民群眾走進文化館，更要讓文化館走進人民群眾中去，做好“雙走向”的提升工作，讓公共文化服務成為人民群眾日常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
3.對於文化館的志願服務體系建設工作您有哪些建議？
建設一支高水平的文化志願者隊伍，對提升文化館的服務能力十分關鍵。當前我們可以挖掘的社會人才資源非常豐富，比如退休人員、專業文藝工作者、民間藝術家、大中小學生等等。以學生為例，我國有近3000萬在校大學生，他們的文化素質相對較高，能較好地勝任各類服務工作，可以成為文化志願者隊伍的中堅力量。通過參與公共文化活動，學校發揮了服務社會的作用，學生也能夠增加閱歷、認知生活、瞭解社會。當前，一些其他國家和地區也提出了“時間銀行”的概念，志願者可以將參與公益服務的時間存進時間銀行，未來可以從中支取“被服務時間”。公共文化藝術服務也需要構建這種“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氛圍，相信通過社會治理結構的不斷優化，未來可以挖掘更多的社會人才共同參與公共文化服務的發展，從而有效緩解文化館發展中存在的人力資源不足等現實問題。
（本文根據範周教授現場發言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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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海梅.公共文化服務的社會化發展探析.
歐陽安.他山之石：日本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構建的啟示.
熊海峰,範周,柳鵬飛.城市公共文化設施社會化運營的“E-GSC-S”策略研究.
範周,趙書波.“五個關係”：公共文化隊伍建設中的新命題.
範周.公共文化服務社會化的路徑選擇與國外經驗.
CNTOLONDON. 英政府推出文化扶持計劃，確保疫情期間“文藝不掉線”.
END
美 編 | 李 淵
文化消費扶貧：如何從“贈人玫瑰”到標本兼治
農村“大喇叭”，如何打通疫情防控最後一公里？
非遺與扶貧“相愛”這件事兒
疫情過後，線上公共文化服務如何乘風遠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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