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网络上，围绕方方的骂战，可谓热闹非凡，鞭炮齐鸣，锣鼓喧天。
在挺方派眼里，方方以笔作枪针砭时弊，通过揭露社会的黑暗丑陋，把黑暗的一面展示给世人看，是鲁迅式的爱国。
倒方派则认为，方方是出卖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的汉奸走狗，是新时期的“带路党”，方方的《武汉日记》就是投奔美帝的投名状。
说实话，我既不是挺方派，更不是倒方派。
虽然，鲁迅的文章看了不少，但方方的日记，完整看完的仅两篇而已。因此，无权就其是否可与鲁迅相提并论发表意见。
不过，鲁迅生活的黑暗年代，尚且可以容忍不论是批判的深度还是影响的广度，都要大得多的《狂人日记》的出版，为何今天这个兼容并包、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反而容忍不了一本《武汉日记》的出版。
这确实有点让人匪夷所思！
有人说，鲁迅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一生都在为唤醒中华民族自强的而斗争，他是爱国的。
方方爱不爱国？我不知道，也许她是爱国的，也许她是卑劣的。其实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社会不能只容许一种声音的存在。如果一个社会发出来的只有一种声音，一个强调，这就好比音乐的世界里只有一个音符，一种腔调，那该何其单调！
我一直觉得我们都太小题大做了，这充其量只是一本日记而已，掀不起什么大风大浪，顶多就是一个小水花。
《方方日记》之所以为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其始作俑者其实我们自己。如果一开始大家都以平常心来看待它，也许它就是一本普普通通的日记。
你越是抵制，你的敌人越是在乎。
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
方方是可以与鲁迅相提并论的伟人吗？
我也不知道，也许她是当代鲁迅，也许她真的只是一个美帝的汉奸走狗。
这一切，且待留给时间来证明。
但骂战是骂不出结果的，站队、扣帽子也不可能得到答案。
鲁迅当年骂人无数，不仅明着骂，还背地里骂？“不光放明箭，还在暗地里放冷箭。”
要知道，在鲁迅的文章里，笔名就一共用了180多个，堪称世界作家之最，被国人评价为“马甲之王”。
这当然不会是什么好词。
更恶毒的谩骂来自1927以后。左翼青年们曾集中火力攻击鲁迅长达三年之久。让我们来感受下，在那个时代的文青眼里，鲁迅究竟是个什么“爱国者”。
成仿吾说鲁迅，“代表着有闲的资产阶级，或是睡在鼓里面的小资产阶级”，已堕落到“趣味文学”的绝路上。
冯乃超嘲笑他，“醉眼陶然”，成了社会变革的落伍者。
钱杏邨说，鲁迅笔下“没有光明”，只会“利用中国人的病态的性格，把阴险刻毒的精神和俏皮的语句，来混淆青年的耳目”，若不“接受批评，幡然悔悟”，则前路“只有死亡”；……
郭沫若则骂得最恨，“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是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
但这些言语和文字上的攻击，并没有丝毫影响鲁迅的伟大，反而在时间的洗礼下，更显他的光辉灿烂。
那些鲁迅骂过的人呢？
在鲁迅尖锐的笔下，他们所受的攻击和谩骂，并不比鲁迅所受的轻多少，甚至有过之而不及。
鲁迅骂梁秋实骂了一辈子，还专门写了一篇《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即使无人豢养，饿的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它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
鲁迅骂胡适，“将自己的魂灵枭首通衢，挂出了原想竭力隐瞒的丑态。丑态，我说，倒还没有什么丢人，丑态而蒙着公正的皮，这才催人呕吐。”
鲁迅骂徐志摩，“能在生活中到处听到"绝妙的音乐"的人应该是神经出现了问题，产生了幻觉，将其"送进疯人院"也不足为奇。”
鲁迅骂郭沫若，“远看是条狗，近看是条东洋狗，到了眼前，哦。原来是沫若先生。”，“流氓加才子”。
除了上述这几位，据不完全统计，鲁迅骂过的人还有：
钱玄同、周作人、林语堂、废名、梅兰芳、杨荫榆、陈西滢、章士钊、李四光、成仿吾、沈从文、施蛰存、朱光潜、邵洵美、邹韬奋、吴宓、欧阳兰、吴佩孚、段祺瑞、蔡元培、梁漱溟、钟敬文、蒋梦麟、张学良、刘半农、张天翼、戴望舒、老舍、林徽因、章太炎、吴稚晖、叶圣陶、茅盾。
言语的攻击，不会因为谩骂来自“正义”的一方而增添威力；也不会因为来自小人而更加显得卑劣。
他们该伟大的还是伟大，该光辉的还是光辉，该遭鄙夷的还遭鄙夷，该在耻辱柱上的至今也还在耻辱柱上。
方方不重要，《武汉日记》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一个容许自由说话的空间。
时间会检验每一个人，“论战”也只会让你我的本性更加清晰。
让我们拭目以待：
究竟谁是爱国者，谁是卖国贼；谁是带路党，谁是吹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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