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致信台静农，回绝诺贝尔奖提名：九月十七日来信收到了。请你转致半农先生，为我，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哪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或者我所便宜的，是我是中国人，靠着这“中国”两个字罢，那么，与陈焕章在美国做《孔门理财学》而得博士无异了，自己也觉得好笑。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我眼前所见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颓唐，此后能否创作，尚在不可知之数。倘这事成功而从此不再动笔，对不起人；倘再写，也许变了翰林文学，一无可观了。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罢。
上个世纪的农村。每到年终时，大人们总要认认真真、恭恭敬敬地，将孩子们领来的“奖状”贴在墙上；仿佛，真正撑起“一个家”的，不是那颓危地泥胚墙；而是贴在墙上光鲜的“奖状”了。
父亲总是不以为然的，尝跟我们讲；“奖状”不过是一顶华丽的帽子，实打实的真本事，才能成就一个人的未来！以至于，父亲从不肯主动与老师们“搞好关系”；我们兄妹四人，自然也都没能从那一个小学，领到一张“奖状”。即便是今天，有两个博士后出站留高校工作；也有两个大学毕业在中学工作；依然都“不配”领到一张“奖状”。相信这也绝非是我个人所独有的经历。
所以，当我们所熟知的前苏联大文豪——高尔基，被诺贝尔评选委员会以“参与政治活动”为借口，拒绝授予诺贝尔奖金时，我就很能理解鲁迅会自称“不配”拿诺贝尔奖赏了。
鲁迅需要去“战斗”
因为，鲁迅是需要去“战斗”的。鲁迅生在国家民族最困厄的时代：当权者种种腐朽；外来者种种侵凌。鲁迅的敌忾心发为怒吼，为劳苦大众请命；与封建势力及帝国主义相搏斗。三十年如一日。正如鲁迅自己在《英译本》自序中所说：
“我看到一些外国的小说，尤其是俄国、波兰和巴尔干诸小国的，才明白了世界上也有许多和我们的劳苦大众同一命运的人，而有些作家正在为此而呼号，而战斗。而历来所见的农村之类的景况，也更加分明地再现于我的眼前。偶然得到一个可写文章的机会，便将所谓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陆续用“短篇小说”的形式发表出来。”
鲁迅还是一个言行一致的人
鲁迅还是一个言行一致的人。当鲁迅以其极敏锐的认知，洞悉并指出国民性的缺点，“眼前的黑暗”；他本人，固然不会为一顶未见得“华丽的帽子”而助长国民性的“虚荣心”。更何况，鲁迅还是一个多疑的人，一向都颇疑心“他们想专将‘面子’给我们”。
因为在鲁迅看来，“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自己并不觉得。”所以，鲁迅断然不会弃劳苦大众于苦难而不顾；却用自己的笔，来作“翰林文学”的。
莫言的文学成就不如鲁迅
2012年，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固然是莫言的成就，也是我们综合国力蒸蒸日上的必然使然。相较之鲁迅所处的时代，早已不可同日而语。即便依然是“不怀好意的谄媚”，又有何可惧呢？
使我不能理解的是：近两年来，突然冒出一群一群不明就理的人来；将“鲁迅自称‘不配’获奖事件”揪出，而盛赞莫言的文学成就。岂料，莫言坐不住了，站出来宣称：我愿用我全部的作品，换鲁迅的一部短篇小说——《阿Q正传》。
更何况，鲁迅的文学成就在国际上都是驰名的。正如罗曼罗兰读到《阿Q正传》时说：“这是世界的。里面许多讽刺语言，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阿Q那副忧愁的面孔。”甚至在日本。在鲁迅逝世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日本已经出版了《大鲁迅全集》七大册；并一改其看待中国人的眼光，俯首盛赞鲁迅在他们中竟是没有一个可以匹敌的。
其实，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的。
总之，鲁迅是伟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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