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是历史的化石。它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背后浓缩着大量的历史信息，是中国地名独具的文化魅力。从古至今中国的许多地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名称，只要一提到某个城市或地方的某个名称，我们会立即搜寻到那个特殊时期的历史画面。比如西安，曾经叫过镐京、长安、大兴、常安等等。那么中国的地方为什么会形成“一地多名”现象呢？
陕西西安
一、因为重名而改名。有人统计过一组数字，说明代有38组同名县，清朝最多时有65组同名县，西汉时有54组同名县，东汉时有11组同名县，唐代时有66组同名县，宋代有30组同名县，元代有25组同名县。原来安徽省的太和县和江西省的太和县重名，后来江西的太和县就改成了泰和县。
《旧唐书·玄宗纪下》载：天宝元年九月，丙寅，改天下县名不稳及重名一百一十处，一次性集中更改100多个县名，这是中国地名学史上绝无仅有的大事，取得了巨大成就，因而被誉为“唐代地名的标准化”。
民国初年我国有100组以上的同名县，超过任何一个朝代。民国三年（1914年）一月三十日对同名县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名，这一次共改掉重名县127处。时人评价说“从那时起，中国就不再有重复的县名。” “自从吉林县改名永吉县、宁夏县改名贺兰县以后，省名县名也不再有相同的情形，在名义上，我们的省县名称总算做到一地一名的地步。”
二、因为纪念人或事而改名。比如广东的中山市，原名香山县，1923年易名中山县，1983年成立中山市，是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而更名的。陕西的子长县（市），原名安定县，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为纪念民族英雄谢子长改名为子长县，2019年又改为子长市。志丹县原名保安县，1936年6月为纪念“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刘志丹将军而更名为志丹县。山西省民权县，原名辽县，1942年5月25日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牺牲于此，山西人民为纪念左权将军，将其更名为左权县。 武则天于载初元年九月九日壬午，革唐命，改国号为周。改元为天授，大赦天下。冬十月，改并州文水县为武兴县（武家兴盛起来了）。公元696年，武则天登上嵩顶祭天，后改嵩阳县为登封县，又把距离嵩山25里的阳城县改成告成县，意即登封中岳大功告成，并把年号改成“万岁登封元年”。 山西省闻喜县古称桐乡，汉武帝刘彻在此欣闻平南越大捷而赐名“闻喜”。当车巡至河南境内获嘉县境时，南越国丞相吕嘉被擒获斩首，遂以其地置县，赐名“获嘉”。重庆原名“渝州”，宋孝宗淳熙十六年（1189年），皇子赵接踵于正月封恭王，二月即帝位，自诩为“双重喜庆”，遂将恭州更为“重庆府”。
北宋真宗时，由于江西昌南镇烧造成功了有“冰肌玉骨”美誉的青白瓷，并得到宋真宗的厚爱，真宗就命昌南镇烧造御用瓷器，并把他的年号赐给昌南镇作为地名，景德镇地名遂沿用至今。同样原因，北宋政和五年（1115年）福建关隶县，因进贡白豪银针茶深受徽宗赞赏，诏改关隶县为政和县。
江西景德镇
三、因为政治需要而改名。如南京最早叫金陵，是为当地有“金陵山”而得名。后来秦始皇南巡到这里，把金陵改成“秣陵”，意思是牧马场；三国时东吴把它叫做建业，因为这儿是东吴起家的地方；西晋灭吴后改成“建邺”。后来五胡乱华、衣冠南渡，建邺又成了首都，因为代表正统，又改成了建康。再如《旧唐书·卷九》：天宝十五载二月，己亥，改常山郡为平山郡，房山县为平山县，鹿泉县为获鹿县，鹿城县为束鹿县，则是因为唐玄宗看花了眼，没想到安禄山会叛乱，他恨透了安禄山，希望尽快平定安禄山发动的“安史之乱”而改名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恨得不能看到那个字儿。
四、因应祥瑞改名。《旧唐书·卷九》：三月庚午，武威郡上言：番禾县天宝山有醴泉涌出，岭石化为瑞麰，远近贫乏者取以给食。改番禾为天宝县。同样，在安史之乱时安禄山叛军破关入陕，直逼长安。唐玄宗携杨贵妃等人仓皇出逃，叛军尾追，玄宗慌不择路，一行逃到陈仓，叛军战马嘶鸣，眼看就要被追到，玄宗说“一命在此休矣”，结果忽然飞来两只山鸡，盘旋之后，款款南飞。众人跟着山鸡上了陈仓山顶，歇入庙中。突然冰雹倾泻不停，砸得叛军溃败而去。说也奇怪，山下雷雨交加，山顶晴空万里。众人再找那两只山鸡时，已化为石鸡，昂首屹立。玄宗脱口而出“陈仓，宝地也；山鸡，神鸡也”，陈仓便改名“宝鸡”，陈仓山也改名为“鸡峰山”，沿用至今。
再如，甘肃天水原名叫上邽。传说汉武帝时期陇右一带持续干旱，一天夜里忽有天河之水倾泻而下，在上邽城北形成一大湖，当地旱情大为缓解，百姓将其命名为“天水湖”。地方官认为这是祥瑞降临，将其报告给汉武帝，武帝听了很高兴，就命令把要新建的郡建在天水湖旁，并起名“天水郡”。
五、因避君王之讳而改名。河南著名城市开封，原名启封，因故宋微子启所封地，而叫启封，汉代时因避汉景帝刘启名讳，改“启”为“开”。山西著名古城平遥，本是汉置“平陶县”，因避北魏武帝拓跋焘的“焘”讳，改为平遥。现在的浙江省嘉兴市，在吴大帝孙权黄龙四年（232年）因为有嘉禾出现，曾改名“嘉禾县”，后来孙权立他儿子孙和为太子，因“禾”与“和”同音，为了避孙和的讳，改名为“嘉兴”。隋朝开皇杨坚的父亲名杨忠，“中牟县”曾改名“内牟县”，云中县曾改名为“云内县”。为避隋炀帝杨广的讳，当时全国30多个带“广”字的地方改名，如广州改为番州。唐代为避李渊父亲李虎的讳，河南的“虎牢关”改名“武牢关”，洛阳的“神虎门”改名为“神武门”。因避李渊的讳，处州的龙渊县改名龙泉县。当然这种避讳，也有盲目尊大的，把名字改得面目全非，令人啼笑皆非。比如太平天国的南王冯云山，因自己的名字里有“云”又有“山”，就曾下令将山东山西改成“珊东珊西”，将“云南”改成“芸南”，不仅不伦不类，还充斥着一股子土豪味儿。
六、因为迷信或忌讳而改名。如河南省汤阴县原来有个村子叫“殒村”，是西晋“八王之乱”时侍中稽绍为护惠帝而殒命之所，一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前还叫“殒村”，当地人因忌“殒”字不详，改为“云村”。这种现象也叫作地名的雅化。在北京城区表现得尤为明显。比如原来的棺材胡同雅化成光彩胡同；臭水街更名为秀水街；苦水井更名福绥境；大哑巴胡同更名为大雅宝胡同。
河南开封
七、因为高兴而改名。王莽执政8年，差不多改了全国一半的地名。和西汉末年比，八成的郡州、将近一半的县被他改了。有的有出处、有依据，如把凉州改雍州。有的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就是因为人家官大，想咋改咋改。把“无盐”改“有盐”，把“无锡”改“有锡”，把“谷远”改“谷近”，把“东昏”改“东明”，把“亢父”改“顺父”，把“曲周”改“直周”，把“曲平”改“端平”，好多地名硬生生地给他掰过来了。连朝鲜的名字也未幸免，他把原来的“高句丽”改成“下句丽”。史学家班固立下雄心壮志，一心要重修《汉书》，可是到了写《地理志》时，如遵照修史的原则，那么地理沿革、地名变化必须要写明白，但王莽折腾得太厉害了，光班固的批注就做了八百多处，差不多是一边哭一边写的，指不定心里没少骂王莽。
八、因为区划调整而改名。如原河南省林县因县改市更名为林州市。我们读史书会经常碰到“地之不稳”或“析……置……”、“并入”等字眼儿，均表示行政区划调整。如隋代修的大运河，最北段叫永济渠，就是原运河纵贯永济县而得名，后永济县并入馆陶县，县制不存。原有行政区的撤销、各并或新增均有可能创制新名或更改旧名。
九、因为字太生僻而改名。原黑龙江伊春市铁骊县更名为铁力县。原瑷珲县（瑷珲条约）改爱辉县，后并入黑河市。青海省亹源县改为门源县，原新疆和阗县改为和田县，婼羌县改成若羌县，原河南濬县改成浚县。陕西省周至县原来写作盩厔县，据唐《元和郡县志》说：“山曲曰盩，水曲曰厔，因以县名。”因二字太难认识，以致有“南不识盩厔，北不识盱眙”之说。陕西省户县，原来写作“鄠县”等等，均属此类。
当然，形成一地多名的原因远不止这些。中国的地方成万上亿，各有各的历史，各有各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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