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44年3月19日，大明最後一位皇帝崇禎在北京煤山（今景山）自縊，死時年33歲，死時身邊僅有太監王承恩一人。“朕自登基十七年，雖朕薄德匪躬，上幹天怒，然皆諸臣誤朕，致逆賊直逼京師。朕死，無面目見祖宗於地下，自去冠冕，以發覆面。”自始至終，崇禎帝都認為，是大臣們害了他，以至於葬送了享國近300年的大明王朝，真的是這樣嗎？
事實上，崇禎帝繼位時，還有一手好牌。不過他牌技實在糟糕，將這一手好牌打得稀爛。1627年，著名的“木匠皇帝”朱由校身亡，由於沒有子嗣，他留下遺命，將帝位傳給了17歲的弟弟朱由檢，即崇禎帝。朱由檢接手時明朝處於什麼狀態？
因為天啟的時候設立了工商稅，海稅，所以明朝的中央政府還是很有錢的，1631年，僅太倉收入的銀兩就達到了創紀錄的1200萬兩。國庫有錢，自然一切都好說。災民可以及時得到救濟，底下農民的日子雖然很苦，但是也能勉強湊合，民心尚穩。前線征戰的兵士，可以得到軍餉，自然也願意為大明朝拼命搏殺，對抗虎視眈眈的後金政權，總體上在戰爭軍事方面也是偏好。
特別是崇禎初期，國家湧現了一批敢打仗、會打仗的軍事人才，如袁崇煥、孫傳庭、盧象升等，他們活躍於各條戰線，撐起了半壁江山。雖然天啟皇帝專心幹木匠活，把事情都交給了魏忠賢，但是因為每個官員各司其職，處於一個比較平衡的狀態。大多數文臣武將都盡心盡責地在崗位上為國家效力，維繫政權運轉，所以整個局勢還是可以的。
然而，崇禎帝上臺後，一切都變了。崇禎帝繼位之後，第一件事就是剷除閹黨，魏忠賢下馬，並且廢除了魏忠賢力主徵收的工商稅。工商稅的徵收對象主要是東林黨代表的富商、地主鄉紳階級，崇禎廢除工商稅，富商豪紳們嘴都笑歪了，可是他們不交稅，國家哪來的錢？發軍費都成了難題，遼東的仗怎麼打？於是崇禎出了個昏招，加徵“三餉”：遼餉﹑剿餉和練餉。
“三餉”總數是2480萬兩，而大明正常年份的田賦也就三四百萬兩，一年收十年的賦稅，而且是隻向農民收，當時陝北一帶天災不斷，民不聊生，可崇禎帝倒好，不但不及時賑災（當然想賑災也沒錢），反而派軍隊到陝北加徵“三餉”，真正該交稅的富商大賈不交稅，只在農民“鷺鷥腿上劈精肉”，把農民都逼得種不起地，最後乾脆造了反，李自成、張獻忠等蜂擁而起。
崇禎此人，後世評價其刻薄寡恩，多疑猜忌，剛愎自用。崇禎在位十七年，換了五十個內閣大學士、十九任內閣首輔，幹得最長的是周延儒，六年左右。而周延儒又是大奸臣，他在任上就幹三件事：一是討崇禎歡心，二是打擊政敵，三是瞞報軍情。五十個內閣大學士、十九任內閣首輔，難不成各個都是混蛋？矬子堆裡拔大個兒，總能選出一兩個能幹點活兒的吧？再說了，要真是五十閣僚都是混蛋，那閣僚的總頭目——皇帝又是什麼？
崇禎年間最能打的只有三個人，一個是盧象升，一個是袁崇煥，一個是孫傳庭。然而這三個人在崇禎手裡都沒有好下場。盧象升戰死80多天沒有人給他收斂，暴屍荒野，下場極慘。袁崇煥馳援北京，而崇禎卻中了皇太極的反間計，聽了兩個小太監道聽途說的兩句流言，就將袁崇煥處以凌遲酷刑。1643年，孫傳庭戰死沙場，崇禎帝竟然懷疑他詐死潛逃！
可以說，崇禎帝執政以來，將滿朝文武得罪光了。朝廷文武百官，沒有一個真心實意地幫他做事。道理很簡單，越是忠心為國，下場越慘。李自成大兵壓境，崇禎帝號召大臣捐錢充作軍餉。文武百官紛紛選擇沉默。沒人主動上前捐錢。李自成軍隊進入北京後，崇禎帝召集大臣來朝見，竟然沒有一個人肯來！
明朝是中國封建王朝的頂峰。經過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等幾代人的努力，明朝的政治制度已經比較成熟。正因為此，哪怕明朝好幾個皇帝都比較懶，極端者如萬曆帝，長達30年“不出宮門、不理朝政、不郊、不廟、不朝、不見、不批、不講”，但國家機器仍然能夠有條不紊地運轉。而崇禎帝只用了17年時間，就把國家敗光了。
不可否認，崇禎皇帝是一個勤勤勉勉的皇帝，但他更是一個臉皮薄、愛面子、急躁易怒、刻薄寡恩、猜忌多疑的皇帝。大明朝在他治理下，沒錢、失了民心、失了軍心、失了臣心，人心散了，隊伍不好帶了，大明也就亡了。如果崇禎再多一點聰明，多一點信任，多一點放權，何至於發生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又何至於被矇昧統治275年，從世界第一變成了任人宰割的魚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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