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育鄉村振興新主體，“新時代村莊與集體經濟研修班”開班授課

新近頒佈的《中國共產黨農村工作條例》提出，要加強黨對農村經濟建設的領導，發展壯大農村集體經濟，促進農民持續增收致富。

2019年9月8日至12日，“新時代村莊與集體經濟轉型高級研修班”在四川郫都戰旗村舉行。來自全國17個省、市、自治區250餘名村書記、第一書記、鄉村振興的研究者、企業家、政府部門和社會組織代表參加了此次研修學習。此次研修班為期五天，由國仁城鄉（北京）科技發展中心、四川戰旗鄉村振興培訓學院、西南大學中國鄉村建設學院聯合主辦。培訓通過實踐案例分享、專家解讀分析、現場研討教學、學員分組共修等方式，鼓勵實踐者和研究者、政府工作人員共同研討村莊轉型的現狀、問題、可能的發展路徑。

著名“三農”問題專家溫鐵軍教授為全體學員作“生態文明轉型和鄉村振興戰略中的新型集體經濟”主題報告。溫鐵軍教授在報告中指出知識生產來源於基層，服務人民群眾生產生活。鄉村振興戰略是中國應對全球危機的重要手段，是中國可持續發展的“壓艙石”。在工業、農業、金融全面過剩的階段，生態文明轉型為中國發展提供了新的機遇。轉型的過程不可能一番風順，“鬥爭”客觀存在的。大多人只是從書上聽說集體經濟。現在為什麼發展新型集體經濟，很多幹部、專家並不清楚。由村級集體組建資產管理公司，而不是直接經營產業，這是新舊集體經濟最大的區別。在向生態文明的轉型過程中，我們可以在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基礎上，通過金融與財政手段的結合，利用“三級市場”的機制，發展鄉土百業，把村莊經營起來，實現生產、生活方式的生態化轉型，為城鄉發展創造新的機遇。

9月8日下午，研修班學員參觀戰旗，重走“主席路”，實地學習了戰旗村在集體土地制度改革、基層黨建、產業發展的具體做法。戰旗村黨總支書記高德敏介紹了戰旗村這麼一個三縣交界的農業村的發展之路。它做對了什麼，是如何抓改革促發展，走上鄉村振興道路的。研討部分由重慶大學文學與研究中心主任潘家恩主持。人民大學副教授董筱丹以四張照片為引對戰旗經驗進行了解讀。她認為戰旗發展是在村莊善治的前提下，對村莊資源進行有效整合，實現了從資源資產從平面利向空間立體多產業發展的轉型。發展的過程體現了孫中山“漲價歸公”的理念。

各地參會學員結合自己的實踐，提出了自己的疑問：怎麼處理集體產權制度改革中的村民小組和村集體的關係；戰旗發展的機遇和契機是什麼，村莊和外部合作的利益機制如何構建，村莊五年十年以後的贏利點在哪；集體發展強的村莊如何突破“老子傳兒子”這樣一種傳統的治理格局；鄉村要發展，村莊的土地規劃該怎麼去做……針對這些普遍性的問題，高書記和嘉賓們一道談了自己的看法。

9月9日，袁家村宰建偉老師以“袁家村啟示錄”為題，為大家剖析陝西袁家村成功的原因。一般鄉村旅遊的定義裡都沒有農民，很多實際的項目也是排斥農民的。袁家村不一樣。它把關中地區的傳統習俗、村民的日常生活作為旅遊資源，重建了生活形態，形成了獨特特色的旅遊IP和特色品牌價值。袁家村的商業模式是建立在村社組織模式之上的。村黨支部書記郭佔武以股份合作社為組織和創業平臺，吸引村民入股創業，形成了一個“內部的股票交易市場”。袁家村不可複製，袁家村做事的方式、機制值得借鑑。

來自浙江義烏的何允輝書記介紹了何斯路村這十多年的實踐。何書記以種植薰衣草為例，用生動的語言，具體的運作，創造性的管理方式，展示了產業發展和村民參與的曲折過程。他認為一個村的產業不是單一的，是所有的產品串成的珍珠項鍊。單一的規模化經營會害死人。跟袁家村類似，何斯路村也是有一個很好的治理的框架作為支撐。產業並不單獨存在的，和村莊的社會結構相脫離。

在討論環節，董筱丹副教授認為村莊需要發展產業服務業。國仁鄉建社企聯盟理事長嚴曉輝博士認為重要的是信用的重新構建，資金、資源、關係都可以作為用來重構信用，培育村莊共同體。四川大學經濟學院姚樹榮教授談了他自己對何斯路發展歷程的五點認識，產業的發展是一個綜合、生長著的過程。在對談中，鄉建院院長李昌平提出新時代推進鄉村振興工作需要更多的“傻子”。中國的鄉村不缺這樣的“傻子”。“傻子”不是在犧牲，他是自己要做事。重要的是要建立機制來保護集體經濟的掌門人。

9月10日，李昌平作主題演講，回顧了他做鄉鎮黨委書記、在北京讀書寫作的經歷。他說自己當書記的時候是錯多對少，認為發展集體經濟是鄉村振興的本質特徵。村集體應該是村民生產生活共同體；其產權、財權和事權、治權應該相統一。現在不增加集體經濟收入，已經無法再增加農民收入；需要把村民重新組織起來、資源資產集約經營起來，讓農民的產權充分實現市場價值。但是如果集體股份制改造，股份可以在市場上自由買賣，這就是私有化了。要賦予村集體、村民更多的權利，發展“內置金融村社體系”，允許農民種廠子、房子、特色小鎮，開銀行、保險公司、供銷社、勞務服務中心，

改革為農村帶來活力。湄潭農村改革試驗區辦公室主任陶通艾介紹了湄潭農村改革試驗區由來，試驗區從1987年到2021年承擔的17項改革任務。其中“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集體建設用地同國有建設用地同等入市”等內容被中央文件吸收，對全國土地政策產生了較大影響。湄潭現在正在開展“財政資金股權化”、“農業設施登記抵押融資”兩項新的試點。陶主任詳細介紹了湄潭在“三變”改革中的做法、要注意的問題、取得的成效。學員認為湄潭在村莊規劃中“一圖一表一說明”的做法很有借鑑意義。

成都市村政學院鄧蓉教授多年在各地調研，以自己專業的知識、具體的案例回答了學員在土地制度、法律、企業投資風險方面的疑問。她發現在改革過程當中，法律有“打架”的地方，法律上誰是發展集體經濟的主體還並不清晰。

村莊的經營是現在的一個難點。9月11日，四川邁高旅遊資源開發有限公司運營總監李松漫女士介紹了公司和村集體共同協作，運營村莊的實操，經驗。操作的核心是在資源整合、統一經營、利益共享的前提下，由村集體經濟組織和外來企業共同組建平臺運營公司，把它作為鄉村發展的平臺，推動集體資產所有權和經營權權分離、綜合運營主體和產業經營主體分離，解決村莊市場能力不足、外來資本和農戶交易費用過高的問題。排斥農民的運營是高成本的運營。

中央黨校劉忱教授為學員講解鄉村振興戰略與鄉村文化復興的關係。中國近代以來的文化主題是現代化，但現代化不是把農村建成城市，不是消滅鄉村。傳承民族文化要依靠鄉村。劉教授建議“外修自然生態，內修人文道德”，在生態文明的轉型中推動鄉村文化的復興。

郫都作為川西平原城鄉融合發展的典型區域，城市的發展給農民帶來新的機遇，土地改革也給部分村莊帶去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研修班學員集體參訪了其中的先鋒村、安龍村。先鋒村以基層自下而上的黨建工作為引領，通過“打平夥”、“合辦九大碗”治理方式，對林盤、土地的進行再整治，打造出了“農夫記憶”村莊品牌，以農耕文化的經營走出了一條自己的發展道路。安龍村以宅基地增減掛鉤為契機，建成了組團式的花園式村莊。村內小盆景和互聯網的結合，生態農業和新村民的引入，又為安龍村發展添加了新時代的烙印。這兩個村莊的實際發生的變化，讓我們看到農村農民也可以在土地上創造出多樣的生產生活形態，建造新的美麗家園。鄉村可以讓城市更美好。

為更好服務學員實際工作需要，會議發起成立“國仁鄉村振興講師團”、“鄉村振興村莊協作網絡”。講師團邀請實踐者、專家學者為集體經濟帶頭人、村莊的經營者服務。網絡鼓勵學員之間相互交流、學習，在政府的支持下，和外部專家、研究者、社會組織、專業公司一起，共建美好家園。學員們表示，鄉村是生長出來的，有軟硬兩套系統。培訓班在設計上宏觀、中觀、微觀都覆蓋了，有理論有實踐，可落地可執行，打開了思路，覺得沒有聽夠；資源對接很有幫助。案例教學看似與自己的工作沒有直接相關性，但它們發展的過程，碰到的問題，解決問題的方式都有很多的啟發，收穫很大。而學員之間的相互交流也是很好的學習過程。回去也更有信心把自己的村子建設起來。

鄉村振興是群眾的事業。它是一個生活更新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要形成新的主體，讓更多的人和村莊的發展相結合，安身立命，在城鄉之間創造出新的可能性，找到市場經濟條件下村莊和集體經濟的“新命”，服務於普通人對美好生活的需要。此次研修班也是這個過程中一個微小的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