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元老丁惟汾和廖仲恺被称为孙中山的“左膀右臂”。蒋介石独揽大权后，为巩固统治，让陈果夫、陈立夫制造出“蒋家天下丁家党”的说法。
丁惟汾最小的女儿丁玉隽，1917年8月30日出生，早年留学日本，后就职于清华大学。其夫为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黄万里的父亲则是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
“唯丁是赖”
我父亲名叫丁惟汾，山东日照人，生于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农历九月二十八日。1903年入保定留日预备学校，次年以官费赴日留学，进日本明治大学，学习法律专业，并追随孙中山先生，参与反清革命活动。同盟会成立后，父亲被推定为山东省主盟人，负责联络山东革命同志。当时共有留日学生400余人加入同盟会，而山东就占了1/8，因此孙中山曾有“唯丁是赖”的评语。
1907年，父亲回国，担任山东省法政专门学校校长和山东同盟会负责人，在学校和山东各地发展会员。
武昌起义后，父亲假法政学堂拟山东独立大纲，推翻保皇的谘议局，成立山东省各界联合总会，公推夏莲居为会长，并力促山东巡抚孙宝琦宣布独立。但孙宝琦出尔反尔，刚宣布独立，不久又取消独立。袁世凯派人到山东捕杀革命党人，父亲去上海与陈其美联络，准备组织武装起义，直至南北议和。
有人曾经说父亲与廖仲恺是孙中山的“左膀右臂”，这是在我出生之前的事，可能是事实。有一个出版社出版过一本关于我的父亲历史的书，那里面比较真实。
我父亲常常对人说，在国民党人中，他比较喜欢何香凝和宋庆龄。退隐上海期间，他与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先生有来往。父亲经常带我去何先生家。何先生喜欢画画，记得有一次去何先生家时，她正在画一只老虎。何先生问我喜欢不喜欢，我说喜欢，她就把画卷起来送给了我。我父亲回到南京后，就再没有与何香凝有私人之间的来往了。
父亲比较内向，不喜欢空发议论，或做表面文章。他在不张扬自己的情况下，帮助孙先生工作。现在，很难看到有关我父亲与孙中山关系的材料。父亲与廖仲恺是孙中山比较亲近的人，这可能是事实，也可能是别人因妒忌而提出来的。父亲跟着孙中山走来走去，那是事实。可是他是那么被重视吗？和廖仲恺先生并列？我觉得他还不是那样一个人。
“革命家庭”
我母亲是他的第二个太太。他还有一个太太在山东日照农村。他与我母亲结婚后，就把我母亲带到广州。我有个哥哥，我是第二个孩子。可等我们出生后，他的工作迫使他不能带家属在身边，于是只能把我们放在别的城市，像天津、北京、上海、青岛我们都待过。只要有国民党年轻同志搞革命活动的城市，我们的家就安在那儿。这些人一方面可以方便照顾我们，另一方面在紧急情况时他们可以躲在我们家。
很小的时候，我父亲就不在家，一直在外边搞革命工作。家里有母亲、哥哥和我，还有照顾我们的阿姨。那时是张宗昌、张作霖时代，国民党年轻干部来来往往，有时给我们送些钱，有时到我们家躲藏。当然，他们做的是地下工作。
有一次父亲半夜里回来，我们当时住在上海，我两三岁的样子，他说我看看这“小丫”。记得我正在睡觉，迷迷糊糊地知道父亲回来了，但没有看清他究竟长什么样。
1949年以后，看到哪个“革命家庭”，我就“哎呀，我父亲也是那样的人，我们也是‘革命家庭’”。当然，像我这样的家庭出身肯定是被认为不好的。总要批判家庭出身，说我出身在最坏最坏的官僚资产阶级家庭，我的父亲是怎样怎样的反动。我的家庭出身只能这样说，叫我怎么说呢？
我父亲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在民国还是有功的人。我不能这样说，否则就会盯上我。老实说，批判他是最反动的官僚资产阶级，可是他够不上资产阶级。他不是资产阶级，他没有钱，只是一个干实际工作的人。
在国民党里，我父亲是左翼，参与过第一、二次国共合作。在国民政府成立以前，我认为他为中国革命出过力，在反清、反军阀、建立民国的过程中算为革命力量。
我9岁的时候，母亲在济南去世了。父亲没有再结婚，而把那个农村的太太接出来。10岁时，也就是北伐成功后，我们家又从济南搬到北京，住在什刹海。如果父亲想看我们，就先到天津租界，然后再把我们接到天津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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