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坐不是件容易的事兒。有人因“坐”得福，也有人因“坐”險些家破人亡。
君臣，夫妻，又或主賓，無論是哪種人際關係，都要在坐的形式、儀態和方向等方面，遵循一定的規則。
坐是一個象徵行為，坐具是一種社交媒介。在“坐”上，我們的每一個微妙舉止，都意味深長。
早期的中國是沒有椅子的，我們現在所說的椅子，其實是西域的舶來品。
兩千多年前，孔子開壇講學，弟子三千，坐而論道。這裡的坐，就是大家一同坐在鋪著草蓆的地上。孔子尊崇周禮，他說，“席不正，不坐。”
《杏壇講學》
以前的“坐”多為跪坐，重量落在腳踵上，既在物理上節省空間，又是精神上極致的自我約束，是標準的恭謹和臣服之態。甚至到了清朝，皇上在西暖閣召見大臣的時候，大臣一聲“跪謝”後依然只能跪在毛氈子上。
和“跪”的恭謹相反，“踞”則是一種岔開腿的坐姿，曾被視為是蠻夷才會有的粗魯舉止。據說孟子有一次撞見妻子這樣的坐姿，大怒之下甚至要休妻。
可見那時候的“坐”不是私人行為，而是社交場合中的一種表現形式，在無形中傳遞著嚴肅的信息。
為了讓“坐”有儀式感，講求禮儀的周朝用席子定下了一套規矩。
首先是墊幾層的講究。據《禮記·禮器》記載，只有君王屁股下可以坐五層席墊，諸侯三層，其他人根據地位依次削減。
其次還有墊什麼的講究。《周禮·司几筵》中寫著，席子分有五種，分別為“莞、藻、次、蒲、熊”。不同的材質代表了不同的等級，鋪設給相應的地位的人。
《孔門弟子侍坐圖》
後來人們漸漸發現單薄的草蓆，無論是在生理需要，還是社會功能上，都無法滿足人們進一步的需求，於是就出現了“床”。
別誤會，這裡的“床”其實是坐具。《說文解字》中就有寫，“床，安身之幾坐也。”
“床”到後來縮小了一些，又被稱為“榻”，高度比席高出了20釐米左右，但只是為了將人與溼冷的地面隔開，且可以更方便主人款待和宴請賓客。
雖說坐具變得寬大舒適了，但榻上人們的坐姿依舊是嚴謹的跪坐。於是就有了“常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的記載，說的是管寧50年來一直規矩地跪坐著，以至於他的坐榻膝蓋處被磨穿。
那時候，主人對客人的態度，可以從他的坐具中看出來。楚莊王曾為自己的愛馬獨設一榻；文帝欣賞慧琳和尚的文采，每次召見都安排獨榻給他；而梁國公李峴因為地位低賤，拜見丞相時乾脆無榻可坐 。
如果不是漢靈帝，中國人可能還會在席和榻之間的選擇上猶豫數百年。
據《漢書·五行志》載：“靈帝好胡服、胡帳、胡床、胡坐、胡飯、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貴戚皆競為之。”
皇上的喜好就是一個時代的風尚標，拜漢靈帝所賜，他讓胡床傳入中原，風靡神州。
《北齊校書圖》楊子華 | 圖為胡床
但胡床並非床，甚至連椅子都不算，它只是一種交叉的可以摺疊的小凳子，類似於今天北方的馬紮兒。它方便易攜，最早出現在戰場上，是君主才能享受到的坐具。
《藝文類聚》有記載，曹操和西涼大將馬超打仗，被馬超突襲，曹操顯得很從容，馬超軍趕來了，他“猶、坐胡床不起”。
這個小凳子，就是後來大名鼎鼎的交椅的前身。它是中國人從席地而坐變為垂足而坐的轉折點，也是坐具革命的起點。
另一種影響較大的外來坐具繩床
之後的魏晉時期，因人們崇尚率性風流的名仕風度，正襟危坐的坐姿地位也受到了動搖。
據說太尉郗鑑去王家選婿的時候，王家子孫皆把腰板挺得溜直，只有王羲之衣衫不整，吊兒郎當坐在那裡，結果郗鑑一眼就看中了他。
不知道那個因妻坐姿不雅而欲休妻的孟子，見到王羲之因為灑脫的坐姿被賞識，會是什麼樣的心情。
總之，經歷過漢末五胡亂華的衝擊，和魏晉知識分子對傳統禮教的挑釁後，解放雙腿的垂足而坐，終於來了。
《消夏圖》劉貫道
中國人具體是什麼時候才完全捨棄了“席地起居”的跪坐生活，還很難說。
在被認為是創作於五代十國時期的《韓熙載夜宴圖》中，繪有7人坐於榻上，1人盤腿坐於椅上，5人垂足坐於椅上，7人垂足坐於墩上，可見那時已有完善的高足坐具。
《韓熙載夜宴圖》顧閎中
早期的坐具因為小而輕便，也被稱為“流動的傢俱”，但到了唐朝，這時候，從席到座椅已經升高了40多釐米，傢俱變得固定下來。
變高的坐具，改變了中國人的坐姿習慣，改變了中國人的空間觀念，也讓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有了更多的潛在規則。
中國人的坐姿的確是越來越自由了，但是椅子所承受的社會功能卻始終未變。
不論東西古今，椅子都是權力的象徵。如“主席”、“上坐”這樣的詞語，至今我們還在使用。皇帝的龍椅自不必說，在中國文化中，最能代表權威的椅子非交椅莫屬。
《末代皇帝》中的小溥儀
交椅誕生於明朝中期。《水滸傳》中常說的“誰坐第一把交椅”，指的就是這種椅子。
交椅腿部交叉，可以摺疊，便於攜帶。因此過去皇帝行軍或打獵，僕從扛著交椅，皇帝累了便攤開坐上面休息，漸漸地交椅就成了權力的象徵。
在《金瓶梅》中，李瓶兒為了討西門慶的歡心，“上面獨獨安了一張交椅，讓西門慶上坐。”
交椅
有趣的是，交椅也被稱為“逍遙椅”和“醉翁椅”，還代表著閒適。
《水滸傳》中就有“史進無可消遣，提個交床，坐在打麥場柳蔭樹下乘涼”的描寫。在明代畫家仇英的作品《桐蔭圖》中，也繪有悠閒躺在交椅上的文人形象。
只不過這份閒適，是屬於一個群體裡地位最高的人的。
《桐蔭圖》仇英
同一把交椅，表現權威和閒適的區別在於椅背的傾斜度。
坐直的時候是社會的狀態，平躺則是自我的狀態。椅背越向後靠，社會的參與性成分就越低，也就越自在閒適。
反過來，臥病在床的人，在客人來訪時起身半靠，也是這個道理。
《宋人十八學士圖》
椅與凳的最大的區別就在於一張椅背，而椅所傳達的社會性也多通過椅背表現出來。
和交椅一樣象徵著尊貴高雅的太師椅，就是一個拍馬屁拍出來的傑作。
據說有一次秦檜坐在椅子上一仰頭，頭巾墜落。吳淵看見了，連忙命人制做了一種荷葉託首，安在椅圈上，便是後來的太師椅。
太師椅
如果說椅背的傾斜度是人與外界的關係的表現，椅背的高低差別和繁雜程度則可以看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四出頭官帽椅的椅背較高，太師椅的椅背極盡奢華，是一個群體中最高地位的人才能用的坐具。南官帽椅和圈椅背相對較矮，常成雙成對出現，是客人的座位。
至於地位更低的男性和女性，那時是不配坐椅的，他們的坐具多為沒有靠背的方凳或坐墩。
《韓熙載夜宴圖》顧閎中
中式椅子還有一個特點便是椅背的“硬直”。
儘管從唐朝起中國人的坐姿已經不再受到苛求，但“身正心直”的認同思維始終埋在文化根基中。無論中式椅子如何演變，都始終有一個原則在內，便是“尊嚴第一，品性第二，舒適最後”，坐立之間都不忘提醒人們要自我約束。
就如玫瑰椅的椅背矮小，只有尋常椅背的一半，便是遵循了“不敢傲逸其體，常習恭敬之儀”的“禮”的思維。
玫瑰椅
中式椅子從無到有，從有到精，其中的演變既包含了儒家的正襟危坐，又有法家的等級觀念，亦不乏道家的天真自然。
我們今天所看到的中式椅，是經過權力和個人共同改造後的，融合了幾千年來多種文化觀念的產品。從席地到坐椅，坐具的變化也映射著世相的變遷。但變幻莫測的時代，卻是一脈相承的中華文明內核，即在一份規矩之中尋求樸素和天真。
縱使“坐”有再多社會功能，也只是是外在的聯繫。而人在舉止間的自省和頓悟，才是“坐”真正的意義所在。 編輯丨深海有怪獸-參考資料-《一章木椅》趙廣超《造物的文化與風格》包永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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