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4點的紐約，有人匆匆趕路，到醫院前線拯救生命；而另一邊，也有人摸黑出門，開著裝滿鮮花的大卡車，默默裝扮紐約街頭不起眼的角落。
在特朗普宣佈全國進入緊急狀態之後的一個月時間，美國疫情仍在飛速爆發，現在美國全國累計確診93萬例，累計死亡5.2萬例。
而紐約作為全美最重災區，累計確診27.9萬例，累計死亡2.1萬例（含校正3700例）。
即使如此，紐約人一刻也沒有放棄希望。
這次，花藝師 Lewis Miller 選擇把垃圾桶改裝成大花瓶。一夜之間，曼哈頓街頭垃圾桶開出了鮮花，驚豔紐約城。
他希望能給路過的醫護人員或陌生路人一個驚喜，他希望絢麗的花，能照亮他們的至暗時光。
街頭垃圾桶開出鮮花
這些天，如果你走過紐約曼哈頓58街和第10大道路口，你會發現路邊的垃圾桶，鮮花綻放。
絢麗燦爛的花朵，給疫情籠罩下的紐約，平添一抹鮮豔，如風雨後的陽光，予人希望。這正是作品主人 Lewis Miller 想帶給大家的。
此時疫情的震中——紐約，確診人數逼近30萬人，死亡人數超2萬，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水深火熱。
58街和第10大道路口附近有家醫院，救死扶傷的醫護人員，基礎設施的一線工人，每天都會經過這個地方上班。
壓抑，迷茫，焦慮縈繞在紐約客心上。Miller希望，出其不意的鮮花，能撫慰紐約客疲憊的心。
“我們並不會透露這些鮮花的地點，我們希望你能從窗外發現它們，也希望紐約英雄們在上班路上發現它們，我們愛紐約。”
事實上，他做到了！
一位醫護人員說道，去醫院的路上，無意中看見這些鮮花，繽紛燦爛，讓人愉悅。
謝謝你，照亮了紐約客的陰霾時光。
謝謝你，持續給紐約客帶來希望。
“鮮花快閃”
Miller 把自己街頭佈置的鮮花，稱作“鮮花快閃”('flower flash')。
他說，“聽上去我有點無聊。但我是一個有創意的人，喜歡做一些新的嘗試，我希望通過鮮花創造一種情感反應，讓陌生的紐約人能和我的客戶一樣，體驗收到鮮花後的欣喜和留下難忘的回憶。哪怕只是短暫的快樂和溫暖。”
Miller 出生在加利福利亞的農場，很小的時候就對自然產生了敬畏。在西雅圖學習園藝和景觀設計後，2002年他在紐約創立了自己的公司：LMD New York，很快成為紐約市首屈一指的花卉設計公司之一。他平時的工作就是將客戶生活中的關鍵時刻轉化為快樂、永恆的回憶。
鮮花快閃中所有鮮花都從 Miller 公司活動中重新回收利用，作品完成後，Miller和他的團隊就把它留給其他人欣賞或採摘。
通常，這些花朵會在幾個小時內（有時甚至更快）就消失了，因此，它們變得如此珍貴。
“誰不喜歡鮮花呢？它們是如此的奢侈，而紐約是一個非常堅韌的，快節奏的城市。如果我們能把大自然——一種狂野和奢華的東西——帶給紐約人，讓他們微笑，就像人們在目睹偶然的善舉時那樣微笑，那將是一件偉大的事情”。早在2016年，Miller 就用這樣特別的方式，向紐約客送上鮮花。
“我們的第一個項目是中央公園的 ‘Imagine Mosaic’，沒想到那麼快就聚集了一群人。在這個社交媒體的時代，我們看到了自己的勞動成果，並立即通過 Instagram 得到了回應。我們看到了我們的想法是如何在一天之內通過數百張照片和自拍實時轉化的。看到人們如何改動和改變裝置，真的很酷，有時通過重新擺放鮮花，有時只是簡單地拿走它們。”
凌晨出動，偷偷裝扮紐約城
每隔一個月，Miller 都會帶著團隊摸黑出動。
凌晨4:26分，他們會開著麵包車到城市的不同地點，迅速地卸下滿滿的鮮花。
用不到二十分鐘時間就把它們組裝在一起。
然後，以最快的速度把花放到不起眼的垃圾桶裡。
凌晨5點35分，佈置完成，人行道清掃完畢，Miller帶著團隊坐上面包車離開。只以粉筆噴漆的形式留下他們的標籤“LMD x NYC”，下雨就可以沖走。
Flower Power
當太陽昇起，上班的路人會逐漸發現這份特別的驚喜。
有時在垃圾桶旁，
有時在地鐵站，
有時在建築區域的犄角旮旯裡，
有時披在雕像身上，
有時不經意地出現在每個平平無奇的街頭，可能是標誌性的熱狗車。
可能是華爾街的銅像，
可能是象徵“愛”的雕塑，
又或者，可能是任意的路邊，
或者是電話亭，
不限方式，不提前預告地點，《紐約客》稱其為“Banksy of Flowers”（鮮花班克斯）。
Miller 說，如果能讓你稍微停下匆匆趕路的步伐，或者能暫時從緊張狀態抽離放鬆一下，甚至哪怕只有1秒鐘的喜悅，也是值得的，因為這是我們一直追求的。
有人說，紐約的垃圾從來沒有這麼美過。原來綻放的鮮花，不僅能溫暖人心，也能治癒一座城。
Flower Art
即使是最短暫的街頭藝術，通常也不會是如此這般的轉瞬即逝：作品在黎明的晨光中完成，幾分鐘後，路人駐足、凝視——然後帶走一部分，直到整個作品轟然消散。
創造的過程比一場春雨還要短暫，而毀滅來得更快。很快，剩下的只是散落的花瓣和扭曲的莖幹，像標點符號一樣在地上蜷曲著。
當然，作品的照片在社交媒體上流傳了下來，就像現在的大多數事情一樣——蘭花和松果菊的瀑布，大自然被雕刻成一種極其特別的狀態——但就連這些照片也被枯萎病的幽靈所困擾。
在夜色的掩護下，Lewis Miller 把城市的一個個沉默的角落變成一個個巨大的花瓶——將這種轉瞬即逝的裝飾藝術用在了最意想不到的地方。
與塗鴉不同的是，塗鴉的目的是儘可能長時間地在大多數城市環境中留下印記，但這些花藝裝置試圖不去反抗，而是記錄自然的變化。
Alexander Wang 曾在一輛停在曼哈頓和布魯克林的旅遊巴士上，泰然自若地即興舉辦了時裝秀。包括他在內的時裝設計師們，也一直在努力通過自己的作品創造一種自發性和驚喜感，但服裝永遠不會像鮮花一樣讓人感覺美妙而短暫。
這些只會短暫存在的街頭植物裝置似乎是對藝術界更早、更接地氣的“偶發事件”的擁抱。
但是，20世紀60年代 Fluxus 的藝術家們至少也留下了一系列小盒子來紀念他們的活動（遊戲，塑料瓶，定製的卡片，石頭）；
或者是 Gordon Matta-Clark 著名的餐廳“Food”（上世紀70年代SoHo區的一家餐廳兼藝術機構），用餐者也曾收到一條用主菜的骨頭做成的項鍊帶回家。
但鮮花卻能不留痕跡。
也許這就是為什麼植物越來越成為藝術家們廣泛使用的媒介。
沒有其他材料能如此明確地模糊藝術與裝飾之間的界限，20世紀初的藝術，把花卉藝術放在分界線的一邊，把雕塑放在另一邊。後者被稱為高雅藝術，fine art；而前者只能滿足於“裝飾性”的小標籤。
然而，如今這種區分似乎已經過時了。只要去看看藝術家 Rebecca Louise Law 在2015年切爾西花展上創作的倒扣著的浮動花藝裝置，或者是 Dries Van Noten 秀場上東京藝術家 Azuma Makoto 懸浮於冰中的花藝雕塑。
但是這種雕塑感的大型創作作品的撩人之美往往侷限在畫廊或獨家活動中——這對於像 Geoffroy Mottart 這樣的藝術家來說，必須是一種遺憾。
在過去的幾年，這位藝術家用鮮花為布魯塞爾周圍的20多座歷史雕像裝飾上了精緻的鬍鬚和假髮，給那些紀念碑帶來了新的生機。他的鮮花創作帶出了“人們和他們的歷史之間的聯繫”。
同樣的還有墨爾本的植物藝術雙人組合 Loose Leaf，他們巨大的花環出現在街頭巷尾，像是現實中通往另一個維度的一扇扇舷窗。回收私人花店剩餘的花束，路邊的樹枝和藤蔓，也都用到了花環上。
Lewis Miller 用的是和他們一樣的方式。對他來說，這些“鮮花快閃”只是短促的“喉音”，快速完成這些作品迫使他放棄了花藝特有的完美主義，但這並不是一個簡單的跳躍——當他在2016年10月開始製作他的首個作品時，他首先想到的是在工作室裡創造一個完美的佈局，然後把它放入計劃中的目的地。
然後他意識到，必須擺脫所有那些條條框框的限制，才能超越“讓富人的生活更美好”的日常工作。
這是一場妥協的拼貼，關鍵是要在一個街角，當場把一切都安排好。想太多或過於自我意識，都會使快樂化為烏有。
那些漫步在這些叛逆的即興的花藝裝置旁的人會偶爾順手擺弄一下，拿走幾束花，從而打破了作品的原有效果，但這卻正是 Miller 想要看到的。
Miller 的作品，以一種獨特的方式，讓人想起 Felix Gonzalez-Torres 從1991年開始的那件憂鬱氣質的“Untitled (Portrait of Ross in L.A.)”，在那件作品中他鼓勵觀者從一堆糖果中隨手拿走幾顆，就如同他伴侶的生活因AIDS併發症而不斷消逝的甜。
自然之美可以補救絕望，哪怕只是短暫的——一個垃圾桶變成了玫瑰的噴泉，大麗花的爆發，百合和鳶尾的浪漫。
轉眼間，這些金屬網編織的桶又只能裝垃圾了。但當你下一次從餘留的殘敗的作品旁走過時，它將再一次擊中你——所有的生命都是脆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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