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公偉績無人問,孺子皆傳日姓爺——記清朝最後一位封疆大臣

自古以來,中國歷史上每逢改朝換代之際總會湧現一批不仕新朝忠於前朝的忠義之臣。當新朝編撰前朝國史的時候,大都會把這些人寫入“忠義”列傳。然而,今天要說的主人公很不幸地生在了一個“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新時代,因此他不僅沒有得到應有的歷史評價,反而被作為頑固守舊的過氣人物打入史冊。

他所督造的蘭州黃河鐵橋,被大漢奸劉鬱芬去除了他的名字,反而用其政敵的日本名字來改名。歷史就是如此的神奇,漢奸為獻媚而題寫的“中山橋”匾額,完全跟這座“天下黃河第一橋”是兩個概念,遺憾的是時至今日依然沒有改變。

升公偉績無人問,孺子皆傳日姓爺——記清朝最後一位封疆大臣

民國元年的冬天,清帝早已下詔退位,大清已消失在歷史長河中。然而年過半百的老人還在為心中的朝廷奔波,在寒冷的冬夜穿越戈壁沙漠,迷路了也只能靠路上的駝馬糞來辨識此時的宣統皇帝早已在隆裕太后的懿旨下宣佈遜位,大清是真的亡了。然而一個年過半百的老人為政治理想在寒冬之時穿越戈壁沙漠,期間迷路,只能靠路上的駝馬糞來辨識方向,行程達一百二十餘天。

而那個時候,也正是鐵路專家孫炮哥以全國鐵路督辦名義在全國公費旅遊,遊山玩水的日子。孫炮哥當時下江南遊西湖靈隱天竺等景點。觀看錢塘江大潮時還寫下那句著名題詞:“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很不幸的是,這位老人就是題詞中的逆流之人,清末九位封疆大吏之一,時任陝甘總督的升允。

升公偉績無人問,孺子皆傳日姓爺——記清朝最後一位封疆大臣

升允是光緒八年(1882年)的舉人,正宗科班出身。在清末封疆大臣中,升允屬於為數不多的治世之才,行事也比較特別。慈禧七十大壽之時,滿朝文武無不積極諂媚,慶親王奕劻更是暗示各省準備獻禮祝壽,文武大臣都慷慨解囊,只有升允一毛不拔,不僅不掏錢,還上書請求停止這種勞民傷財的行為。

他在八國聯軍入侵時任山西布政使,八國聯軍打到紫荊關,升允毅然率領軍隊血戰沙場,“初七日在紫荊關與洋人接仗,關雖失守,殺傷亦尚相當,並擊斃洋統領一員,稍吐惡氣。“血戰中“左右肩畔,槍子飛過如蝗,竟未陣亡”,差一點就成為殉國的烈士。而與此同時袁世凱則在山東和八國私下眉來眼去維持穩定,並且加入東南互保,作壁上觀。戰後袁世凱成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升允才升任山西巡撫。

升允為了紀念那些在紫荊關戰役中為國捐軀的清軍將士,下令在紫荊關盤道寺牆上鐫刻了一段中國人民英勇抗擊八國聯軍侵略的碑文,記錄了87位為抗擊八國聯軍英勇捐軀的清軍將士姓名。然而令人無奈的是,事後卻引起德國不滿,在德國駐華公使穆默嚴重抗議之後,北洋大臣袁世凱用五百里加急電報令當地官員將升允所立碑文撤毀。

升公偉績無人問,孺子皆傳日姓爺——記清朝最後一位封疆大臣

有趣的是,當升允在紫荊關英勇抗擊八國聯軍,浴血奮戰的時候,中山君或高野君又在做些什麼呢?

原來,當八國聯軍武裝入侵之時,高野君認為武裝暴動的機會來了,就親自率領一部分興中會會員到香港部署暴動,但由於港英當局阻止,無法登岸,便改在船上開會,決定以廣東省新安縣的綠林和嘉應州三合會為主力,在惠州三洲田山寨暴動。然而由於日本新任首相伊藤博文突然改變軍火政策,禁止日本軍火出口。沒有拿到軍火的高野君下令解散隊伍,暫停這場史稱“惠州起義”的暴動。

辛亥革命後的二十年,升允生存的主題就是復辟清朝。但對於兩手空空,“無一成之師,一旅之眾”的升允來說,只能是求助外援。但是比起前期北走庫倫尋求同族支援,向外國求援,要跨越更大的文化心理障礙——即被視作民族奸細,這是真正意義上的華夷即中外界限。

升允是如何處理這一內心緊張的呢?他在《檄文》中這樣辯白:“且夫華夷之辨,非疆域為之限也。……幕府昔亦嘗借外援,討內寇,兢兢焉而不能決,今則釋然矣。盜賊入室,呼鄰里操戈而逐之,夫何嫌焉?!”

他認為對待外國,只要堅持自己的底線,“不割我土地,力之所能者以為酬謝,斷不至貽中國無窮之累如袁世凱者,實授人以瓜分之柄者。”就是說,不逾越此線,任何國家皆可協商。

所以就有了拜訪日本大谷司令官,受命潛往日本拜見寺內首相尋求復辟支持、向德國借款之約等一系列活動。他自比春秋時“哭秦救楚”的愛國義士申包胥,“包胥誓復楚,此策惟君畫”,“烈烈申包胥”,他的至親也表彰他,“申胥空還,臣力盡矣。”

簡單點說,與高野君對日本“滿蒙任取之”的承諾相比,升允堅守“不割我土地,力之所能者以為酬謝,斷不至貽中國無窮之累如袁世凱者,實授人以瓜分之柄者。”的愛國底線表現得更是大義凜然。一個復辟者尚有如此覺悟,那些標榜先進的人卻如此毫無政治底線,不感到慚愧嗎?

升公偉績無人問,孺子皆傳日姓爺——記清朝最後一位封疆大臣

說起來升允和俄國的高爾察克有很相似的地方,高爾察克不是俄羅斯人,而是塞爾維亞人後裔,曾祖父還做過奧斯曼帝國大臣。升允也不是滿族人,而是蒙古察哈爾人,自述詩裡寫道“我本插漢一老胡”。兩人都是很正直的人,具有清廉作風從不斂財謀私。高爾察克是個學者,升允則是個詩人。

高爾察克西伯利亞大逃亡在冰原中行走6000公里險死還生,而升允在北上庫倫時穿越戈壁沙漠,期間迷路,只能靠路上的駝馬糞來辨識路途前行,共行走一百二十多天。

俄羅斯人曾在1999和2001年為高爾察克提出的兩次平反請求均以失敗而告終。2004年,俄羅斯立憲法院將高爾察克平反案移交軍事法院再一次舉行聽證會。雖然遭到前蘇聯退伍老兵和左翼政治家的反對,但還是在聖彼得堡和伊爾庫茲克分別建立了高爾察克紀念碑,甚至還有一個島以他的名字命名。

維基百科對他的評價是:“政治上的無辜受害者和理想主義愛國者”。

試想一下,或許將來的某一天,紫荊關長城和蘭州黃河鐵橋前會樹立起屬於升允的紀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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