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闖蕩、半流浪的青少年，投身革命大洪流
父親自幼最著迷的故事，是岳飛的精忠報國；最喜愛的詩句，是“何須馬革裹屍還”；最崇拜的偶像，是黃興、蔡鍔、孫中山。不滿17週歲，他就領頭參加“內除國賊、外抗強權”“毋忘國”“不當亡國奴”的抗議遊行，並給自己改名“劉衛黃”，意為“保衛黃種人”，捍衛炎黃子孫。
中國共產黨的軍事家中，相當多人都進過早期軍校，如講武學堂、黃埔軍校。1916年秋，劉少奇不滿18週歲時，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湖南陸軍講武堂。時值軍閥混戰時期，湖南省督軍譚延闓建此校，開學不滿一年（1917年秋），譚督軍下臺，引來各派軍閥搶奪，講武堂變全武行，成為槍炮交火之地，轉眼只剩斷壁殘垣，師生們作鳥獸散跑光光。軍校都葬於混戰兵災，可想其教員學員之刻骨銘心。“劉九書櫃”捲走不少兵書課本，回家研讀。
1919年夏初，父親在長沙順利通過了畢業考試，跑到北京參加“五四運動”。當時各種思想流派的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等流行，令人目不暇接。他接受各種革命思想的衝擊，同時也沒耽誤報考大學。不久，幾所著名大學錄取通知來了，另類尷尬纏身：他高中北京大學，卻出不起學費；陸軍獸醫學校倒是全免費，但對三年前就考入講武堂、又被打出來的“高才生”來說，恐怕吸引力不足。
8月，大規模的青年運動又起。這批真闖蕩、半流浪的青少年，真投身、半捲入革命的大洪流。父親後來回憶：“當時是暑假，天津的學生也有不少到了北京 （周恩來也在，但當時劉、周並不認識），曾在天安門舉行了很大的示威，並在天安門露宿了幾天……從此開展了中國歷史上一個最大的新文化運動，這是五四運動最大的直接成果。”同時，父親直接找當時的教育總長範靜生，經介紹進入保定育德中學附設的留法高等工藝預備班，半工半讀，爭赴法國勤工儉學。十個月裡，他學習到大量影響一生的知識和技能。學業結束時，直皖軍閥混戰，鐵路中斷。兩個月後的1920年 8月，餓得半死的老“北漂”劉少奇，才從北京回到湖南。
這時，前兩批留法學生被強制遣返回國。22歲的父親白忙活一年，赴法“全泡湯”了，但闖蕩一年的“心”卻已難收。此時，《大公報》刊出的一則消息吸引了眼球：“俄羅斯研究會”組織赴俄留學，由長沙船山學校校長賀民範負責。父親就直接上門。“在1920的冬天，即由湖南一位相信社會主義的老先生賀民範介紹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又由長沙到上海。進了當時青年團及陳獨秀等創辦的外國語學校”，上留俄預備班。1921年春，劉少奇與羅亦農、任弼時、蕭勁光等一同前往莫斯科，航海登陸，跨西伯利亞冰原，跋涉三個月才抵達。7月，入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中國班，最重要的課程之一就是軍事。中國學生最急切想要學的，正是蘇俄“十月革命一聲炮響”中的理論和實踐。
目睹列寧的布爾什維克黨領導人民，打勝殘酷的戰爭，克服深重的苦難，父親被“嶄新的精神面貌，深深地感動了”，近 40年後，他自述：“我們開始懂得社會主義革命的艱鉅性和它的深刻意義，增強了我們獻身革命事業的決心和堅定性。”1921年入冬，劉少奇轉入中國共產黨。1922年春，父親帶領我黨首批“留蘇生”“海歸”返國，自稱“從西天取經回來，經不多就是了”。這“經”，一言以蔽之：武裝工農，奪取政權。
在安源煤礦，組建工人武裝的雛形
黨中央派劉少奇到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工作。父親的主要任務，是具體籌備並服務中共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
當時，陳獨秀任中共中央局書記，對父親的才幹印象深刻。大會剛結束，7月即委派劉少奇回湖南，任中國共產黨湘區執行委員會委員，帶“二大”文件傳達會議精神。毛澤東正是湘區執行委員會書記。也就是說，建黨一年後，毛澤東和劉少奇就在一起共事了。按現在的話，在一個班子工作，28週歲的毛是班長，23週歲的劉是成員。9月，“中央來了緊急信”，毛伯伯通知父親，叫他“到安源去，出了六元錢買汽車票才到株洲，爬上株萍鐵路的火車，跑到安源，沒幾天就罷工”。
劉少奇在安源搞工運的故事、“工人代表一身是膽”的事蹟，大家或許耳熟。1923年“二七慘案”後，各地工會普遍被軍閥政府和企業當局查封，全國工運失敗，處於低潮。“如海中孤島”“巍然獨存”的安源卻“得到完全勝利，實在是幼稚的中國勞工運動中絕無僅有的事”。父親在那裡主事兩年多，一直是中共湘區執行委員兼安源黨的領導、曾任工人俱樂部總主任等職。
從安源煤礦，一步步擴展到鐵路、冶煉企業，成立聯合工會。漢冶萍總工會成立後，劉少奇一直是副委員長。1923年機關遷駐安源，1924年9月，劉少奇兼臨時執行委員會委員長主持工作，可謂獨樹一幟，“碩果僅存”。全國各地的共產黨員聚集此地，最多時佔全黨總人數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僅安源本地15個支部300名黨員，上繳的黨費是黨中央最大的經費來源。按楊尚昆回憶：1925年初全國900名黨員，安源佔300多。而羅章龍敘述：加上全國前來學習和避難的，安源聚集全黨近三分之二的黨員，被稱為“小莫斯科”！對共產黨人來說，安源既是風雲際會之地，又是培訓創新之家，創造出“十個第一”，其中就有“第一支工人武裝”。紅色搖籃，名副其實，功莫大焉！
父親非常注重武裝工人。蕭勁光在蘇聯上過紅軍大學，學習歸來就到安源講軍事課。在我黨“第一所黨校”，劉少奇親任校長講授《共產黨宣言》。繼而，組織起武裝工人糾察團，1923年糾察隊員就達200人，1925年已擴大到800多人，並改造了礦警隊，“以維護礦上工人的利益”。中國共產黨武裝工農最早的實踐，被公認發軔於安源。這為人民軍隊的建立和發展，作出了極為可貴的、能生長接續的積極探索——混沌之世、中共初萌，武裝工農、可謂始祖。
“卷旗不繳槍”，留存我黨武裝力量
1925年春，父親攜葆貞媽媽離開安源，到廣東、上海領導全國規模空前的工人運動，參加轟轟烈烈的“五卅運動”和“省港大罷工”。他依安源經驗再次親手組織了工人糾察隊。1926年初，劉少奇代理中華全國總工會委員長，明確指出：必須 “組織人民的軍隊——武裝工農”，又要求省港罷工“擴充武裝糾察”。這為一年多以後的“廣州起義”培養了骨幹。
1927年元旦，國民政府頒令遷都武漢，中華全國總工會隨遷之前兩個月，父親回老家“打前站”。那一時期，工人運動達到高潮。劉少奇依託他打下的漢冶萍（安源）總工會基礎，親手組織起工人糾察隊，很快發展到5000多人，擁有3000支槍，在收回漢口英租界（中國首次收回列強的租借地）等標誌性大事件中作出歷史貢獻。
1927年 6月底，得知汪精衛要“寧漢合流”，進行所謂的“清黨、分共”，“內線”透露國民黨三十五軍軍長何鍵準備政變，攻擊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工農武裝。總書記陳獨秀召開中共中央緊急政治局會議，決議立即解散工人糾察隊，把任務交給了父親。一方面，作為中共中央委員，劉少奇在會議上堅決反對，但又必須執行中央的決定；另一方面，作為工人糾察隊的組織領導者，劉少奇與29歲的同齡人周恩來、30歲的張國燾等謀劃，明修棧道、暗度陳倉：表面上解散，繳出破槍、梭鏢和棍棒，返回做工，六伯劉雲庭帶頭解甲歸田；實則秘密轉移這部分寶貴的武裝力量，將三千糾察隊精銳連同較好的槍械裝備，輸送到葉挺與賀龍的部隊裡，由陳賡等帶隊，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掌握和影響的國民革命軍，為20天后的南昌起義注入生力軍。當今，稱譽為劉少奇的 “卷旗不繳槍”，專指此時此事。這就將工農武裝的雛形，變為“八一起義”之前我黨所掌握的正式武裝力量，成為人民軍隊的前身之一。
7月中旬，中共中央臨時常委會決定南昌起義，派前敵軍委書記聶榮臻上廬山面見劉少奇，秘密通告起義計劃。聶帥晚年時對母親和我說：“在那個時候，我們黨認為工人是最可靠的，武漢糾察隊在軍隊中最受信賴，而這些工人最聽少奇的。少奇瞭解他們，在他們中間有威信。”
父親表示一定參加，但因起義倉促提前，沒能趕上。在革命戰爭中 “那部分工人的確是最勇敢頑強的”，越是可靠、英勇、頑強，犧牲就越多，“最堅定的戰士早早拼光了”。新中國成立後健在的更是鳳毛麟角，陳賡被授予大將軍銜（中共八屆中央委員）；馬輝之，後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交通部副部長。
這裡重複一句並非多餘的話：劉少奇和南昌起義的直接領導者周恩來、李立三、聶榮臻、賀龍、葉挺、陳賡，都是這支工人武裝的領導。20天后的八一起義，老武漢工人糾察隊參加，創建人民軍隊！
接下來，是9月的秋收起義，在湘贛邊區多地，工農揭竿而起。如果要確定標誌性的地點，應該是在毛澤東開會發動起義的安源，起義組成的三個團中，有一個整團（二團和三團一部）是安源工人，主要由工人糾察隊和礦警隊持槍械投身。南昌起義是以國民黨名義，打的還是國民革命軍青天白日旗號；秋收起義第一次打出了共產黨的紅旗，“軍叫工農革命，旗號鐮刀斧頭”。那麼，工農革命軍——工農紅軍的“工”，當時的體現者是誰？主力就是安源工人。顯然，這同劉少奇多年的工作基礎和教育成果，有重要而又直接的關聯。
後來，井岡山時期也好，中央蘇區時也好，毛澤東和朱德多次到安源“擴紅”。一座煤礦，前後竟有上萬工人踴躍參軍，尤顯可貴。一家企業，提供如此大量的兵員反抗血腥恐怖的舊勢力，力絕空前！當然，99%都打沒了。
有必要多強調一句：毛澤東、劉少奇、李立三、李維漢、蕭勁光等都是從安源走出來的。當初可是“紅旗捲起”工農戟，如今已見“遍地英雄下夕煙”！中國革命的星星之火，工農武裝的歷史貢獻，我們的人民軍隊不可不知，決不能忘！
當年，最著名、最初的三大起義，都有工人階級的重要成分。為什麼要重點介紹同為漢冶萍的武漢和安源工人糾察隊呢？因為他們構成南昌起義（黨員骨幹）和秋收起義（工人主力）的重要力量，血脈延續至今，稱其為人民軍隊最早的雛形前身，當之無愧！這跟劉少奇多年領導的工人運動密不可分，早已功載千秋。
我說的這些，均有確鑿的史料，在諸多文章和文獻裡都有銘記。但是，很少有人將建立工農武裝、人民軍隊與工人運動聯繫起來。聶榮臻的回憶，意味深長地道明瞭兩者之間的因緣：為什麼要將南昌起義提前通知少奇呢？就因為他做了大量的鋪墊和發動工作。來源：文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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