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琦
摘要
場景消解是數字社交時代催生的產物。數字人際社交語境給虛擬社交帶來了“矛盾的、不確切的、誤導性的語境線索”。自拍社交就具有這種語境消解的鮮明特徵，其中又以女性網絡自拍為甚。當移動互聯技術的發展和智能手機前置攝像頭功能的普及，在社交媒體發佈和分享自拍成為了人際交往中隨處可見的現象。女性的網絡自拍又有意無意地將生活中的後區推向了自我呈現的前臺，場景間的區隔變得扁平甚至消失，給傳統的傳播倫理帶來了一系列的衝擊和挑戰。
關鍵詞
場景消解; 女性自拍; 後區; 社交媒體
0引言
網絡和社交媒體的勃興，為現代人的印象管理拓展了更為廣闊的舞臺。通過在網絡平臺和社交媒體終端發佈和分享自拍照，成了現代人喜聞樂見的自我呈現方式。對於更加註重個人視覺形象的女性群體來說，自拍更是她們印象管理和印象整飭的重要方式和手段。在歐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印象管理理論中，“後區”是與“前臺”是有著明顯區隔的。[1]但在女性網絡自拍的發佈與分享中，日常生活的呈現常常會出現“前臺”與“後區”在面對不同目標人群面前相互轉換的狀況。尤其是短視頻分享與網絡直播的出現，在滿足了自拍女性自我呈現需求的同時，也造成了其在印象管理中表演區域的邊界模糊現象。
1相關概念分析
1. 場景消解
“場景消解”這一概念是傳播學者波伊德(Boyd)在2002年提出的，指給用戶帶來“矛盾的、不確切的、誤導性的語境線索”的數字人際社交語境。[2]網絡移動化和全網互聯，契合了人際傳播的互動特徵。社交媒體的突出特點就是促成網絡用戶的交流和互動，用戶所有聯繫人在這裡都被扁平化了，“場景消解”現象因此出現。
波伊德提出了語境線索包括三個要素:人、時間和空間。在社交網絡中，人與人相遇並通過互動交流，進一步相互構建彼此身份。現實生活中，人們可以藉助場景來建構自我身份，但在網絡中人們無法將場景納入互動過程之中，人與人的交流處在一種場景消解狀態。
2. 女性自拍
有研究將“女性自拍”納入“女性攝影”的範疇。劉樹勇認為，“女性攝影”的概念包含了至少兩層涵義:一是女性作為拍攝主體進行的拍攝創作活動，二是女性作為被拍攝的主體。[3]還有一種觀點，與本研究的主題比較相似:“女性攝影”的女性意識非常強烈，從女性的角度出發，對外在世界和自身的攝影作品和活動進行評價和審視。基於此，本文對“自拍”作出如下闡釋:自拍是以智能手機或數碼相機作為硬件基礎，以用戶自我完成拍攝為前提條件，以上傳至社交媒體進行分享為目的的一種行為。相應地，“女性自拍”則是女性自拍者通過智能手機或數碼相機，藉助各種工具，對自身形象完成拍攝創作併發布至網絡或社交媒體進行分享的一種行為。
3. 後區
“後區”的概念是著名社會學家歐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在其代表作《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現》中，在闡述“自我呈現”理論時提出的。戈夫曼在闡釋自我呈現理論時，隱晦地採用戲劇理論進行比喻，因此也被稱為“擬劇理論”。戈夫曼將個體在一段時間之內面對觀眾，對觀眾產生了一些特定影響的行為比喻成“表演”。他在觀察中發現，在不同的情境下，或者不同的觀眾面前，“表演”的個體會傾向於扮演不同的角色。[4]如果把社會交往情境看作戲劇舞臺，把交往行為看作人們的自我表演，社會上的每個人都在有意識或無意識地進行“表演”，來控制或影響他人對自己的看法，讓他人根據自己的角色扮演而對自身產生符合自己期待的新的印象。
圖1 歐文·戈夫曼 《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現》
在印象管理的自我呈現行為中，所謂的“後區”，是與“前臺”相對而言的，指的是個體為表演做準備、或在表演後舒緩與放鬆、從角色中恢復，從而“與觀眾相隔離的、限制外人進入或窺視舞臺的部分區域”。[5]因此，“後區”是與表演場所相隔離的、觀眾不能進入的區域，處於呈現表演前臺的末端。表演者在後區得以放鬆和休息，暫時地脫下理想化的面具，宣洩情緒，為前臺的表演做準備。因此在戈夫曼看來，在後區可以看到個體最秘密的一面，個體在後區和在前臺上呈現的角色存在很大的差異，在後區更多地表現出自發性的主我。
2女性網絡自拍中的“場景消解”現象
對於網絡自拍來說，由於納入了自拍的視覺環境信息，“前臺”與“後區”的區隔變得多元，場景消解的情況變得更加複雜，最常見的就是“後區前置”“後區透明化”和“後區消解”。
1. 女性網絡自拍的“後區透明化”
在人類的社會交往日趨網絡化、移動化、矩陣化的潮流下，社交媒體雄心勃勃，“連接一切”的強大觸角將龐大的虛擬空間與現實世界的緊密融合。[6]在虛擬與現實的縱橫交錯中，海量的自拍照也在無形中將人們日常生活中不曾設防的“後區”星星點點地洩露出去。女性在不同生活情境下的自拍，都會不同程度地透露“後區”的邊角。這些碎片化的信息，在大量的自拍中，可以從不同角度拼圖，積少成多拼湊成一個完整的後區場景。後區因此變得可見。在社交網絡這個“全體在場”“永久在場”的觀眾注視下，舞臺與觀眾間的區隔被悄然消解，“後區”逐漸變得透明。
2. 女性網絡自拍的“後區前置”
移動互聯網的技術突破與智能終端的普及，帶來的不僅僅是傳播方式的改變，社交媒體更是賦予了每個普通的個體傳播的權力。在自拍照的發佈、分享與傳播中，人們感受到了“把自己告訴世界、讓世界認識自己”的空前快感，越來越多的人加入這個隊伍，主動抑或是被動的、有意識抑或是無意識的，撕掉了區隔在“前臺”與“後區”之間的那層帷幔，情願抑或是不情願地，被自己或他人將日常生活中的“私人場景”置於“公共場景”中供人觀看與評論，“後區”自覺抑或是不自覺地，被推向了“前臺”。[7]
3. 女性網絡自拍的“後區消解”
由於互聯網媒體的不斷進步，網絡信息的傳播已經完全擺脫了地區的限制，信息系統也逐漸具有了社會意義上的具體場景。由於電子媒體，特別是新媒體的出現，使得媒體的邊界逐漸變得模糊。傳統情況下，不同的地區公眾參與的社會場景之間存在差異，但網絡媒介的出現使得人們突破了這種侷限，新的媒介形式通過擴大人們能夠接觸到的場景的範圍，使某一區域內個體的認知突破了局部社會場景的界限。物質已經不再構成人們掌握信息之間的阻礙，個人的情感與私密生活成為了社會公眾的消費對象，這就造成了人們之間的差距逐漸消解，過去表現為分界明確清晰的“前區”與“後區”也逐漸融合為一體。
3女性網絡自拍中“場景消解”帶來的傳播倫理失範
當大眾沉浸在“自拍社交”帶來的“看與被看”的自由狂歡中時，一些隱秘的倫理問題悄然浮現，甚至引發了諸多前所未見的激烈的傳播倫理衝突。“倫理”一詞在中國最早見於《樂紀》:“樂者，通倫理者也”。“倫理”在古希臘語彙中被稱為“ethos”，表示社會中的風俗、習慣以及人們約定俗成的認知態度，幷包括個體的內在道德，但是其根本作用是對人類的社會行為進行約束的規範。美國《韋氏大詞典》(Merriam-Webster’s Collegiate Dictionary)中對“倫理”的解釋是一門探究行為是否是正確的並且定義道德、責任與義務的學科。美國著名社會倫理學家約翰·杜威(John Dewey)認為，倫理學是一門對人類行為進行研究的社會科學。傳統倫理學在學科分支上屬於應用倫理的一個分析，但是也有人持有不同意見，認為媒介倫理學應該類屬於社會哲學，但是怎樣對媒體倫理進行合理的定義，在我國的相關理論研究中還沒有明確的說明。傳統倫理的首要作用是對媒體行為中的正確與否進行判定，它是對媒體如何進行正確工作以及媒體相關從業人員的行為是否是正確的、行為的恰當性進行判定的知識。傳媒倫理具有對於那些對人類的生活道德進行規定的作用，並且是被人們所共同認識並支持的。
圖2 約翰·杜威
網絡自拍使人們能夠更加便捷、有效地分享快樂與希冀，賦予了人們新的視覺交流領域與生活方式。但與此同時，由於自拍的“後區消解”，隱私洩露、視覺汙染、網絡暴力等痛苦與危機也相伴而來，情感糾葛、道德滑坡、人性異化等由此滋生出的各種倫理失範問題也層出不窮。真實世界的倫理道德在虛擬網絡世界中變得軟弱無力。
梅羅維茨(Meyrowitz)表示在傳統媒體語境中由於公眾得到的信息不對等會造成人們認識表情的差異，這會進一步造成群體等級性的差距，處於公開和私密情況下時，人們的行為方式與角色也有很大不同。[8]網絡傳播方式和傳統傳播具有著完全不同的信息傳播形式，“過去的前臺信息和非前臺的不正式的後臺信息界限逐漸模糊，曾經較為抽象的非人化信息模式逐漸成為了較為具體的人性化信息”。網絡媒體並非只是侷限於信息內容，還依靠語言、影像、圖片等符碼去發送資料的表情，所以相應地為自媒體的“表演”創造了具體的前區空間。並且，網絡傳播“缺場的同時性”能夠將後區的行為活動展現得一覽無遺。
1. 視覺信息汙染和低俗化
隨著移動互聯網的普及，平面性與輻射性的媒介景觀成為了人們能夠日常體驗的熟悉生活部分，在這其中進行表演的個體由於進行傳播行為使自己得到關注並由此獲得了較大的滿足感。追求關注的心理需求，會進一步影響自拍者的角色選擇。這對於主體會產生更深的行為方式偏向方面的影響。尤其是網絡視頻直播的開通，在打賞等利益驅動下，許多網絡女主播就在色情、低俗的邊緣遊走，鑽法規的空子、打規則的擦邊球。這種情況下，她們會傾向於迎合低俗的審美趣味，並由於得到更多人的圍觀、追捧而進一步獲得心理和經濟收益方面的滿足，進一步引發網絡中不斷出現一些有關暴力、色情或者不健康的網遊等內容，對於網絡環境產生較大的汙染。
根據戈夫曼的自我呈現理論，表演者展示給觀者的“前區”空間與角色扮演者個人的“後區”空間存在著較為明確的界限。“後區”空間的隱私性和權威程度更高。在當前的新媒體語境下，傳播門檻的降低，能夠使許多人踏入到表演者的行業，曾經被隱藏的“後區”空間也出現在觀眾的視野下，並越來越多的被人們知道。
其中表現最為突出的就是侵犯隱私的行為，隱私權主要指個體具有的權利，它與公眾的利益沒有聯繫，是主體在私人環境或領域內進行活動並自由支配的一種人格權。比如在公共浴室更衣室自拍的女性，自拍的背景中其他正在更衣的女性赫然入畫，一時在網絡上引起軒然大波。自拍中衣帽整齊的自拍女性自己是處於前臺，而正在更衣的其他女性卻處於日常生活中不設防的“後區”，被她的一張自拍生硬野蠻地拖向了前臺。在自拍中對她人隱私權的侵犯已是不爭的事實。
由網絡自拍引發的“後區消解”造成的隱私洩露和侵權，還有一種特殊的情況，就是因自拍引發的被動的隱私洩露和侵權。比如女性在自拍分享時啟用了“定位”功能，有可能洩露住址信息;衣著配飾等圖像信息有可能洩露經濟狀況等。網絡社會中，人們的隱私權受到威脅這已經成為共識。
3. 自拍引發的網絡暴力
傳統媒體情境下，由於社會的精英階層的“後區”空間因其權威而獲得保護，一般觀眾幾乎沒有機會看到其後區生活空間。但是在網絡高度發展的今天，社會成為了一種全景式無死角的監獄(Superpanopticon)，具有完整的、不存在圍牆界限的監視體系，“權利”成為此種環境中建立起人類社會的基礎，使其具有著自己的規範性，並且通過監視和滲透，對社會中各個行業的狀況進行了解。無死角的全景監視和注意力的永久在場會督促人們約束自己的行為。
網絡使社會信息的傳播逐漸變得更加平面化和透明化，人們之間存在的信息差異和等級慢慢被瓦解，過去由於具有神秘性而出現的權威逐漸消失，對網絡暴力的防禦相當無力。
網絡暴力是指人們在這種信息平等的模式下進行的群體慾望和壓力的表達和宣洩。網民通過網絡謾罵、侮辱、語言攻擊等不理性的方式，表達自己在日常生活中不敢或者羞於表現的情感，對當事人造成了極大的精神摧殘。網絡是一個虛擬的世界，同時也是一個和真實世界並行、交融的現實世界;互聯網的開放性、交互性、匿名性，很容易使有些網民不負責任的言行演化為“網絡暴力”，侵犯了當事人的隱私權等合法權益，給他們造成極大的精神傷害和心理傷害，必須引起全社會的高度重視。[9]
在女性自拍中，引發網絡暴力的多半是由自拍引發的惡意攻擊。澳洲14歲的少女模特艾米(Amy Everett)，在8歲時就擔任了澳大利亞知名帽子品牌“Akubra”的代言人，在澳洲變得家喻戶曉。然而，她網絡上的自拍下面卻招致了陌生人嫉妒扭曲的惡意中傷，14歲的小姑娘最終不堪其辱，為了逃離那些不堪的言語，選擇了自殺……同樣經歷的女性還有很多。因為自拍，不堪忍受詆譭和辱罵還有臺灣藝人楊又穎，於2018年4月，在臺北家中自殺。
圖3 澳洲14歲的少女模特艾米
與女性網絡自拍相關的網絡暴力，還有一種比較容易被忽略，就是女性間暴力。比如校園霸凌，通過暴力毆打、脅迫等傷害女性，並以自拍的方式進行傳播，對其進行二次羞辱。2016年，河北保定某中學，一女生被其他8名女生毆打、脫衣、強迫吃垃圾、拍裸照並上傳至網絡。雖然施暴者都是未成年人，但是手段非常惡毒殘忍，對受害女生造成了極其嚴重的身心傷害。
網絡暴力對女性的傷害，已是觸目驚心。這種粗暴的方式也進一步促使網民更加激進和擴散集體的不理智行為，進一步促使平面化的網絡媒體更加深化。對於輿論審判而言，人們通過網絡祛魅化進行實現。由於社會中司法權是以政治權利和軍事權利為基礎的，一般人根本難以掌握這種權利，因此輿論審判在這種情況下就成為人們選擇的工具和進行發洩。集體的行為會影響更多的個體網民，使他們加入到無意識的行為中，影響自己的理性判斷，當輿論審判發展到一定程度時，會對司法審判產生影響。發酵式的網絡集體輿論行為或影響普通大眾對於事件的認識與理解，甚至會誤導司法審判部門的決定。
4. 自拍引發的網絡謠言和人肉搜索等現象頻發
因女性自拍而引發的網絡“人肉搜索”，早期並不少見。比如因網絡自拍炫富而惹眾怒的“郭美美炫富事件”。誠然，炫富實在惹人討厭，可是因此導致的她被人肉、在北京的住所頻頻遭到騷擾和襲擊即是一樁侵權事件。無獨有偶，當年炫富、口出狂言說“月薪三千元以下的都是下等人”的雅閣女，也同樣慘遭人肉。從本質上而言，網絡去中心可以把個人構成徹底解體，能夠讓個性化網絡創造更大的概率，相應來說，社會學家加里·馬克思(Gary Marx)明確表示實際社會當中個人身分甄別的主要因素重點包括:社會性質、工作模式、確切地址以及合法姓名、個人身份等，在網絡世界當中通過隱藏身份的方式去體現。
4女性網絡自拍中“場景消解”的反思與應對
在實踐中，“後區消解”與自拍女性的“前臺呈現”之間存在著難以調和的矛盾。由於社交網絡平臺規則的機械性，其不能完全適應人際傳播場景具有的靈活性、動態性的特點。另外，社交網絡本質上屬於大眾傳播，而在其平臺規則的制定方面卻傾向於人際傳播的規律，形成了一對相悖的規則。
人類社會隨著新媒體技術的更新迭代，逐漸步入到了所謂的後期現代社會階段中，也就是德國社會學家烏爾裡希·貝克(Ulrich Beck)提出的“第二現代性”社會以及鮑曼提出的“液態現代性社會”。不同於前期現代社會，後期現代社會最為明顯的特徵即物質被符號所代替，同時變成了人類日益追捧的目標對象。[10]這樣的社會中人類的生活不斷被各種虛擬符號所充斥:家庭的電子化、社交的儀式化、暴力傷害的虛擬化等。在這種狀態的社會中更多的信息消費者傾向於能夠表達個人喜好、可以自由地抒發自我情感的文本載體。
由於人們不同的生活體驗以及理解能力，導致信息於人群中傳播時會由於解讀的差異而提升了其附加值，信息作為表意符號進行傳播的過程，會集合受眾不同的理解與表意方式，這樣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到信息接受者對信息的認知和把握，長此以往會不斷模糊信息的本意。
雖然隨著新媒體技術的發展不同傳播主體獲得了更多的自由，然而卻使信息控制自身受到了來自信息反身性的制約，其中最為明顯的一種表現為倫理失範。現階段新媒體引發的研究不僅涉及到一些方略層面的技術問題，同時更多的關注由於媒介情境的改變所導致的人們對於大量信息接受、思考等方式的轉變。隨著用戶有意的頻繁的社交狀態的更新增加，用戶的橋接型社會資源也會增加。社交網站對維護用戶之間的關係有重要作用。當“後區消解”在社交網站上無可避免時，管理一個廣泛而多元化的圈式關係系統可能帶來的負面效應，可通過運用隱私策略來分割觀眾和掌控自我呈現減緩。
參考文獻
[1][4][美]歐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馮鋼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93、15頁。
[2]祝曉蒙:《場景消解背景下的線上印象管理》，《新媒體研究》，2018年第8期，第30頁。
[3]劉樹勇:《兩種意義上的女性攝影》，《中國攝影》，1999年第2期，第37頁。
[5]餘萍:《網絡曬客的自我呈現---一個“前臺”與“後區”的研究視角》，華東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9年，第19頁。
[6]任媛媛:《網絡時代“後區”透明化》，《時代文學》，2007年第8期，第139頁。
[7]李暢、阮超男:《“後區前置”媒介情境下新媒體傳播的倫理失範與反思》，《新聞界》，2015年第23期，第54頁。
[8][美]約書亞·梅羅維茨:《消失的地域:電子媒介對社會行為的影響》，肖志軍譯，清華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48頁。
[9]趙永新、趙亞輝:《防治“網絡暴力”必須疏堵結合採取綜合措施》，《人民日報》，2008年9月18日。
[10]許小委:《不確定世界中人的生存:論鮑曼之“流動的現代性”》，復旦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69頁。
本文刊載於《現代傳播》2020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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