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琦
摘要
场景消解是数字社交时代催生的产物。数字人际社交语境给虚拟社交带来了“矛盾的、不确切的、误导性的语境线索”。自拍社交就具有这种语境消解的鲜明特征，其中又以女性网络自拍为甚。当移动互联技术的发展和智能手机前置摄像头功能的普及，在社交媒体发布和分享自拍成为了人际交往中随处可见的现象。女性的网络自拍又有意无意地将生活中的后区推向了自我呈现的前台，场景间的区隔变得扁平甚至消失，给传统的传播伦理带来了一系列的冲击和挑战。
关键词
场景消解; 女性自拍; 后区; 社交媒体
0引言
网络和社交媒体的勃兴，为现代人的印象管理拓展了更为广阔的舞台。通过在网络平台和社交媒体终端发布和分享自拍照，成了现代人喜闻乐见的自我呈现方式。对于更加注重个人视觉形象的女性群体来说，自拍更是她们印象管理和印象整饬的重要方式和手段。在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印象管理理论中，“后区”是与“前台”是有着明显区隔的。[1]但在女性网络自拍的发布与分享中，日常生活的呈现常常会出现“前台”与“后区”在面对不同目标人群面前相互转换的状况。尤其是短视频分享与网络直播的出现，在满足了自拍女性自我呈现需求的同时，也造成了其在印象管理中表演区域的边界模糊现象。
1相关概念分析
1. 场景消解
“场景消解”这一概念是传播学者波伊德(Boyd)在2002年提出的，指给用户带来“矛盾的、不确切的、误导性的语境线索”的数字人际社交语境。[2]网络移动化和全网互联，契合了人际传播的互动特征。社交媒体的突出特点就是促成网络用户的交流和互动，用户所有联系人在这里都被扁平化了，“场景消解”现象因此出现。
波伊德提出了语境线索包括三个要素:人、时间和空间。在社交网络中，人与人相遇并通过互动交流，进一步相互构建彼此身份。现实生活中，人们可以借助场景来建构自我身份，但在网络中人们无法将场景纳入互动过程之中，人与人的交流处在一种场景消解状态。
2. 女性自拍
有研究将“女性自拍”纳入“女性摄影”的范畴。刘树勇认为，“女性摄影”的概念包含了至少两层涵义:一是女性作为拍摄主体进行的拍摄创作活动，二是女性作为被拍摄的主体。[3]还有一种观点，与本研究的主题比较相似:“女性摄影”的女性意识非常强烈，从女性的角度出发，对外在世界和自身的摄影作品和活动进行评价和审视。基于此，本文对“自拍”作出如下阐释:自拍是以智能手机或数码相机作为硬件基础，以用户自我完成拍摄为前提条件，以上传至社交媒体进行分享为目的的一种行为。相应地，“女性自拍”则是女性自拍者通过智能手机或数码相机，借助各种工具，对自身形象完成拍摄创作并发布至网络或社交媒体进行分享的一种行为。
3. 后区
“后区”的概念是著名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在其代表作《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中，在阐述“自我呈现”理论时提出的。戈夫曼在阐释自我呈现理论时，隐晦地采用戏剧理论进行比喻，因此也被称为“拟剧理论”。戈夫曼将个体在一段时间之内面对观众，对观众产生了一些特定影响的行为比喻成“表演”。他在观察中发现，在不同的情境下，或者不同的观众面前，“表演”的个体会倾向于扮演不同的角色。[4]如果把社会交往情境看作戏剧舞台，把交往行为看作人们的自我表演，社会上的每个人都在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进行“表演”，来控制或影响他人对自己的看法，让他人根据自己的角色扮演而对自身产生符合自己期待的新的印象。
图1 欧文·戈夫曼 《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
在印象管理的自我呈现行为中，所谓的“后区”，是与“前台”相对而言的，指的是个体为表演做准备、或在表演后舒缓与放松、从角色中恢复，从而“与观众相隔离的、限制外人进入或窥视舞台的部分区域”。[5]因此，“后区”是与表演场所相隔离的、观众不能进入的区域，处于呈现表演前台的末端。表演者在后区得以放松和休息，暂时地脱下理想化的面具，宣泄情绪，为前台的表演做准备。因此在戈夫曼看来，在后区可以看到个体最秘密的一面，个体在后区和在前台上呈现的角色存在很大的差异，在后区更多地表现出自发性的主我。
2女性网络自拍中的“场景消解”现象
对于网络自拍来说，由于纳入了自拍的视觉环境信息，“前台”与“后区”的区隔变得多元，场景消解的情况变得更加复杂，最常见的就是“后区前置”“后区透明化”和“后区消解”。
1. 女性网络自拍的“后区透明化”
在人类的社会交往日趋网络化、移动化、矩阵化的潮流下，社交媒体雄心勃勃，“连接一切”的强大触角将庞大的虚拟空间与现实世界的紧密融合。[6]在虚拟与现实的纵横交错中，海量的自拍照也在无形中将人们日常生活中不曾设防的“后区”星星点点地泄露出去。女性在不同生活情境下的自拍，都会不同程度地透露“后区”的边角。这些碎片化的信息，在大量的自拍中，可以从不同角度拼图，积少成多拼凑成一个完整的后区场景。后区因此变得可见。在社交网络这个“全体在场”“永久在场”的观众注视下，舞台与观众间的区隔被悄然消解，“后区”逐渐变得透明。
2. 女性网络自拍的“后区前置”
移动互联网的技术突破与智能终端的普及，带来的不仅仅是传播方式的改变，社交媒体更是赋予了每个普通的个体传播的权力。在自拍照的发布、分享与传播中，人们感受到了“把自己告诉世界、让世界认识自己”的空前快感，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这个队伍，主动抑或是被动的、有意识抑或是无意识的，撕掉了区隔在“前台”与“后区”之间的那层帷幔，情愿抑或是不情愿地，被自己或他人将日常生活中的“私人场景”置于“公共场景”中供人观看与评论，“后区”自觉抑或是不自觉地，被推向了“前台”。[7]
3. 女性网络自拍的“后区消解”
由于互联网媒体的不断进步，网络信息的传播已经完全摆脱了地区的限制，信息系统也逐渐具有了社会意义上的具体场景。由于电子媒体，特别是新媒体的出现，使得媒体的边界逐渐变得模糊。传统情况下，不同的地区公众参与的社会场景之间存在差异，但网络媒介的出现使得人们突破了这种局限，新的媒介形式通过扩大人们能够接触到的场景的范围，使某一区域内个体的认知突破了局部社会场景的界限。物质已经不再构成人们掌握信息之间的阻碍，个人的情感与私密生活成为了社会公众的消费对象，这就造成了人们之间的差距逐渐消解，过去表现为分界明确清晰的“前区”与“后区”也逐渐融合为一体。
3女性网络自拍中“场景消解”带来的传播伦理失范
当大众沉浸在“自拍社交”带来的“看与被看”的自由狂欢中时，一些隐秘的伦理问题悄然浮现，甚至引发了诸多前所未见的激烈的传播伦理冲突。“伦理”一词在中国最早见于《乐纪》:“乐者，通伦理者也”。“伦理”在古希腊语汇中被称为“ethos”，表示社会中的风俗、习惯以及人们约定俗成的认知态度，并包括个体的内在道德，但是其根本作用是对人类的社会行为进行约束的规范。美国《韦氏大词典》(Merriam-Webster’s Collegiate Dictionary)中对“伦理”的解释是一门探究行为是否是正确的并且定义道德、责任与义务的学科。美国著名社会伦理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认为，伦理学是一门对人类行为进行研究的社会科学。传统伦理学在学科分支上属于应用伦理的一个分析，但是也有人持有不同意见，认为媒介伦理学应该类属于社会哲学，但是怎样对媒体伦理进行合理的定义，在我国的相关理论研究中还没有明确的说明。传统伦理的首要作用是对媒体行为中的正确与否进行判定，它是对媒体如何进行正确工作以及媒体相关从业人员的行为是否是正确的、行为的恰当性进行判定的知识。传媒伦理具有对于那些对人类的生活道德进行规定的作用，并且是被人们所共同认识并支持的。
图2 约翰·杜威
网络自拍使人们能够更加便捷、有效地分享快乐与希冀，赋予了人们新的视觉交流领域与生活方式。但与此同时，由于自拍的“后区消解”，隐私泄露、视觉污染、网络暴力等痛苦与危机也相伴而来，情感纠葛、道德滑坡、人性异化等由此滋生出的各种伦理失范问题也层出不穷。真实世界的伦理道德在虚拟网络世界中变得软弱无力。
梅罗维茨(Meyrowitz)表示在传统媒体语境中由于公众得到的信息不对等会造成人们认识表情的差异，这会进一步造成群体等级性的差距，处于公开和私密情况下时，人们的行为方式与角色也有很大不同。[8]网络传播方式和传统传播具有着完全不同的信息传播形式，“过去的前台信息和非前台的不正式的后台信息界限逐渐模糊，曾经较为抽象的非人化信息模式逐渐成为了较为具体的人性化信息”。网络媒体并非只是局限于信息内容，还依靠语言、影像、图片等符码去发送资料的表情，所以相应地为自媒体的“表演”创造了具体的前区空间。并且，网络传播“缺场的同时性”能够将后区的行为活动展现得一览无遗。
1. 视觉信息污染和低俗化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平面性与辐射性的媒介景观成为了人们能够日常体验的熟悉生活部分，在这其中进行表演的个体由于进行传播行为使自己得到关注并由此获得了较大的满足感。追求关注的心理需求，会进一步影响自拍者的角色选择。这对于主体会产生更深的行为方式偏向方面的影响。尤其是网络视频直播的开通，在打赏等利益驱动下，许多网络女主播就在色情、低俗的边缘游走，钻法规的空子、打规则的擦边球。这种情况下，她们会倾向于迎合低俗的审美趣味，并由于得到更多人的围观、追捧而进一步获得心理和经济收益方面的满足，进一步引发网络中不断出现一些有关暴力、色情或者不健康的网游等内容，对于网络环境产生较大的污染。
根据戈夫曼的自我呈现理论，表演者展示给观者的“前区”空间与角色扮演者个人的“后区”空间存在着较为明确的界限。“后区”空间的隐私性和权威程度更高。在当前的新媒体语境下，传播门槛的降低，能够使许多人踏入到表演者的行业，曾经被隐藏的“后区”空间也出现在观众的视野下，并越来越多的被人们知道。
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就是侵犯隐私的行为，隐私权主要指个体具有的权利，它与公众的利益没有联系，是主体在私人环境或领域内进行活动并自由支配的一种人格权。比如在公共浴室更衣室自拍的女性，自拍的背景中其他正在更衣的女性赫然入画，一时在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自拍中衣帽整齐的自拍女性自己是处于前台，而正在更衣的其他女性却处于日常生活中不设防的“后区”，被她的一张自拍生硬野蛮地拖向了前台。在自拍中对她人隐私权的侵犯已是不争的事实。
由网络自拍引发的“后区消解”造成的隐私泄露和侵权，还有一种特殊的情况，就是因自拍引发的被动的隐私泄露和侵权。比如女性在自拍分享时启用了“定位”功能，有可能泄露住址信息;衣着配饰等图像信息有可能泄露经济状况等。网络社会中，人们的隐私权受到威胁这已经成为共识。
3. 自拍引发的网络暴力
传统媒体情境下，由于社会的精英阶层的“后区”空间因其权威而获得保护，一般观众几乎没有机会看到其后区生活空间。但是在网络高度发展的今天，社会成为了一种全景式无死角的监狱(Superpanopticon)，具有完整的、不存在围墙界限的监视体系，“权利”成为此种环境中建立起人类社会的基础，使其具有着自己的规范性，并且通过监视和渗透，对社会中各个行业的状况进行了解。无死角的全景监视和注意力的永久在场会督促人们约束自己的行为。
网络使社会信息的传播逐渐变得更加平面化和透明化，人们之间存在的信息差异和等级慢慢被瓦解，过去由于具有神秘性而出现的权威逐渐消失，对网络暴力的防御相当无力。
网络暴力是指人们在这种信息平等的模式下进行的群体欲望和压力的表达和宣泄。网民通过网络谩骂、侮辱、语言攻击等不理性的方式，表达自己在日常生活中不敢或者羞于表现的情感，对当事人造成了极大的精神摧残。网络是一个虚拟的世界，同时也是一个和真实世界并行、交融的现实世界;互联网的开放性、交互性、匿名性，很容易使有些网民不负责任的言行演化为“网络暴力”，侵犯了当事人的隐私权等合法权益，给他们造成极大的精神伤害和心理伤害，必须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9]
在女性自拍中，引发网络暴力的多半是由自拍引发的恶意攻击。澳洲14岁的少女模特艾米(Amy Everett)，在8岁时就担任了澳大利亚知名帽子品牌“Akubra”的代言人，在澳洲变得家喻户晓。然而，她网络上的自拍下面却招致了陌生人嫉妒扭曲的恶意中伤，14岁的小姑娘最终不堪其辱，为了逃离那些不堪的言语，选择了自杀……同样经历的女性还有很多。因为自拍，不堪忍受诋毁和辱骂还有台湾艺人杨又颖，于2018年4月，在台北家中自杀。
图3 澳洲14岁的少女模特艾米
与女性网络自拍相关的网络暴力，还有一种比较容易被忽略，就是女性间暴力。比如校园霸凌，通过暴力殴打、胁迫等伤害女性，并以自拍的方式进行传播，对其进行二次羞辱。2016年，河北保定某中学，一女生被其他8名女生殴打、脱衣、强迫吃垃圾、拍裸照并上传至网络。虽然施暴者都是未成年人，但是手段非常恶毒残忍，对受害女生造成了极其严重的身心伤害。
网络暴力对女性的伤害，已是触目惊心。这种粗暴的方式也进一步促使网民更加激进和扩散集体的不理智行为，进一步促使平面化的网络媒体更加深化。对于舆论审判而言，人们通过网络祛魅化进行实现。由于社会中司法权是以政治权利和军事权利为基础的，一般人根本难以掌握这种权利，因此舆论审判在这种情况下就成为人们选择的工具和进行发泄。集体的行为会影响更多的个体网民，使他们加入到无意识的行为中，影响自己的理性判断，当舆论审判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会对司法审判产生影响。发酵式的网络集体舆论行为或影响普通大众对于事件的认识与理解，甚至会误导司法审判部门的决定。
4. 自拍引发的网络谣言和人肉搜索等现象频发
因女性自拍而引发的网络“人肉搜索”，早期并不少见。比如因网络自拍炫富而惹众怒的“郭美美炫富事件”。诚然，炫富实在惹人讨厌，可是因此导致的她被人肉、在北京的住所频频遭到骚扰和袭击即是一桩侵权事件。无独有偶，当年炫富、口出狂言说“月薪三千元以下的都是下等人”的雅阁女，也同样惨遭人肉。从本质上而言，网络去中心可以把个人构成彻底解体，能够让个性化网络创造更大的概率，相应来说，社会学家加里·马克思(Gary Marx)明确表示实际社会当中个人身分甄别的主要因素重点包括:社会性质、工作模式、确切地址以及合法姓名、个人身份等，在网络世界当中通过隐藏身份的方式去体现。
4女性网络自拍中“场景消解”的反思与应对
在实践中，“后区消解”与自拍女性的“前台呈现”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由于社交网络平台规则的机械性，其不能完全适应人际传播场景具有的灵活性、动态性的特点。另外，社交网络本质上属于大众传播，而在其平台规则的制定方面却倾向于人际传播的规律，形成了一对相悖的规则。
人类社会随着新媒体技术的更新迭代，逐渐步入到了所谓的后期现代社会阶段中，也就是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提出的“第二现代性”社会以及鲍曼提出的“液态现代性社会”。不同于前期现代社会，后期现代社会最为明显的特征即物质被符号所代替，同时变成了人类日益追捧的目标对象。[10]这样的社会中人类的生活不断被各种虚拟符号所充斥:家庭的电子化、社交的仪式化、暴力伤害的虚拟化等。在这种状态的社会中更多的信息消费者倾向于能够表达个人喜好、可以自由地抒发自我情感的文本载体。
由于人们不同的生活体验以及理解能力，导致信息于人群中传播时会由于解读的差异而提升了其附加值，信息作为表意符号进行传播的过程，会集合受众不同的理解与表意方式，这样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信息接受者对信息的认知和把握，长此以往会不断模糊信息的本意。
虽然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不同传播主体获得了更多的自由，然而却使信息控制自身受到了来自信息反身性的制约，其中最为明显的一种表现为伦理失范。现阶段新媒体引发的研究不仅涉及到一些方略层面的技术问题，同时更多的关注由于媒介情境的改变所导致的人们对于大量信息接受、思考等方式的转变。随着用户有意的频繁的社交状态的更新增加，用户的桥接型社会资源也会增加。社交网站对维护用户之间的关系有重要作用。当“后区消解”在社交网站上无可避免时，管理一个广泛而多元化的圈式关系系统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可通过运用隐私策略来分割观众和掌控自我呈现减缓。
参考文献
[1][4][美]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冯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93、15页。
[2]祝晓蒙:《场景消解背景下的线上印象管理》，《新媒体研究》，2018年第8期，第30页。
[3]刘树勇:《两种意义上的女性摄影》，《中国摄影》，1999年第2期，第37页。
[5]余萍:《网络晒客的自我呈现---一个“前台”与“后区”的研究视角》，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19页。
[6]任媛媛:《网络时代“后区”透明化》，《时代文学》，2007年第8期，第139页。
[7]李畅、阮超男:《“后区前置”媒介情境下新媒体传播的伦理失范与反思》，《新闻界》，2015年第23期，第54页。
[8][美]约书亚·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肖志军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8页。
[9]赵永新、赵亚辉:《防治“网络暴力”必须疏堵结合采取综合措施》，《人民日报》，2008年9月18日。
[10]许小委:《不确定世界中人的生存:论鲍曼之“流动的现代性”》，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69页。
本文刊载于《现代传播》2020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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