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瓷中的梅瓶歷來都很受收藏投資者的追捧，尤其是一些精品之作，一經拍場亮相，總會有不俗的表現。
2012年春季拍賣會上，“蕭何月下追韓信”元代青花梅瓶以6.8億港元成交。這件梅瓶和南京市博物館收藏的“蕭何月下追韓信”青花梅瓶類似。而那件則早已這件梅瓶和南京市博物館收藏的“蕭何月下追韓信”青花梅瓶類似。而那件則早已確定為國家一級文物，也一直是南京博物館的鎮館之寶。
梅瓶跟我們傳統意義上瓶子的概念不同，它的重心在上面，頭重腳輕。一般認為，看頭重腳輕的東西很不舒服，但梅瓶看著舒服。它端莊挺拔的形體、柔和流暢的曲線，更像一位美人，無語自動人。
裝載酒文化的梅瓶
從現在的考古資料和歷史文獻中看，梅瓶作為盛水器，是在契丹民族時期就開始出現了，作為水的儲藏和搬運的容器，成為當時人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工具。
收藏專家馬未都說，“契丹是個馬背上的民族，逐水草而居，而梅瓶的設計最早也就是為了便於攜帶，當時梅瓶比我們現在看到的要瘦，俗稱‘雞腿瓶’。馬屁股後面有一個皮套，梅瓶插在皮套裡就是下小上大，在路上顛簸時不至於顛出來，瓶身還有一稜一稜的防滑紋理。”
這種小口、豐肩、長腹、瘦脛的造型，為梅瓶造型的發展奠定了雛形。
到了北宋與元代晚期，梅瓶的作用已經不再是單一的貯水器，還是用於盛酒的酒具。馬未都說，宋、金時期的梅瓶器身多書有帶有酒字的詞句，如“武陵城裡崔家酒，天上應無地下有”等，相當於直接的廣告詞。
上海博物館裡，藏有兩件宋代磁州窯梅瓶白地黑花梅瓶，一件腹部開光書寫“清沽美酒”，另一件腹部就書寫著“醉鄉酒海”。
宋代趙令畦在《侯鯖錄》記載：“陶人為器。有酒經焉，晉安人盛酒以瓦壺。其制小頸，環口、修腹，受一斗，可以盛酒，凡饋人牲兼以酒。書曰：酒一經，或二經至五經焉。他境人有遊於是邦，不達其義，聞五經至，束帶迎於門，所知是酒五瓶，為五經焉。”說明梅瓶其實就是酒器。
而根據1951年安徽白沙北宋墓甬道西壁的壁畫的內容也可以加以論證：畫三人一馬，馬後立二人，後者頭系藍巾，巾上系一卷，捲上墨書“晝上崔大郎酒”六字，雙手捧一黑色酒瓶，形制就與今日所說的“梅瓶”相同。
另外一些銘文則從側面反映了梅瓶的基本功能。如桂林博物館藏有一件出土於明墓的本地民窯生產的陶梅瓶，其肩部堆雕了“天長地久”四字。“天長地久”本身帶有祈福之意，同時也隱含了“天藏地酒”之諧意，這就表明了其祈福與儲酒的雙重功用。
1972年，從桂林明代靖江安肅王墓出土的青花攜琴訪友（攜酒尋芳）梅瓶，除了製作工藝無比精湛外，讓人難忘的還有高士馬後擔食的僕人。僕人肩上所擔一頭為一隻竹編的三層食簞，另一頭則是裝滿美酒的帶蓋梅瓶。可以說，這幅瓷畫比任何一件寫有酒意文字的梅瓶更直觀地反映了梅瓶的實用性。因此，攜琴訪友（攜酒尋芳）瓶不僅以其完美的工藝反映了明代制瓷工藝的高超成就，同時也以其獨特的表現手法再現了中國悠久歷史文化的源流。
1983年，又是在桂林，靖江溫裕王墓出土了一件青花高腰雙龍搶珠帶蓋梅瓶。其瓶蓋被拌有糯米漿的石灰膏嚴嚴實實地封住，打開後發現，裡面竟是一瓶香沁濃醇的乳鼠藥酒。酒中泡有三隻未長毛的乳鼠，還有各種滋補的中藥材，酒色晶瑩紅豔。這瓶酒歷經400餘年，竟然還保存得這樣完好，可謂彌足珍貴。
據考證，這是用明代桂林三花酒製作的特產補酒乳鼠酒，對產婦產後有大補之功。廣西名酒桂林三花酒已有一千多年曆史，宋代時曾以“瑞露”之名進貢朝廷。因此，這瓶酒的出土不僅對研究古代桂林酒文化源流是極為難得的實物資料，也從另一側面直接反映了梅瓶的儲酒功能。
隨著社會的發展，梅瓶逐漸具有了陳設裝飾的功能，甚至還常被作為冥器隨葬，桂林明代藩王陵區出土了大量的梅瓶便是明證。這些梅瓶已成為上層統治者等級地位的標誌和“風水”寓意的象徵。
明中晚期以後，梅瓶的觀賞陳設作用則越來越明顯。清代梅瓶多為傳世品，這應與梅瓶此時主要用於陳設裝飾有關。
梅瓶的稱謂
梅瓶定型於北宋時期。梅瓶的燒造和其他品種的瓷器一樣，在宋代，眾多窯口的燒製品百花齊放。到元代，景德鎮開始逐漸成為全國的制瓷中心，這時景德鎮窯燒造的青花、釉裡紅、青白釉、藍釉白花等釉彩品種的梅瓶最為著名。到明清兩代，梅瓶的燒造主要見於江西景德鎮。
但“梅瓶”這種器型得名比較晚，在遼史上目前尚未發現對梅瓶（雞腿瓶）這種器物的記載，宋代也沒有梅瓶的專門稱謂。
至於明代，如《梅史》，《瓶花譜》，《長物志》，《遵生八箋》等均沒有提到梅瓶一詞，明代梅瓶多用於陪葬，也沒看到出現梅瓶這樣典雅的稱謂。
直到清末，寂園叟的《陶雅》裡，才有梅瓶的文字。“器皿之佳者，曰瓶、曰盂、曰罐……，至於不可勝計，而以瓶之種族為最多。瓶之佳者，……曰梅瓶。”
民國初年，學者許之衡的《飲流齋說瓷》對梅瓶名稱的來歷作了比較詳細的解釋：“
梅瓶，口細而頸短，肩極寬博，至脛稍狹折，於足徑微豐。口徑之小僅與梅之瘦骨相稱，故名梅瓶也。”梅花、梅枝常被中國文人用來寄託自己的思想情感。“梅瓶”這文雅的名稱和其優雅的形體倒也相配，於是也就約定俗成，流傳下來。
梅瓶在歷史上還有一個名字，叫“經瓶”。這跟宋代皇家的經筵制度有關。據《宋史·職官志》載，宋代皇帝特設講經制度，定期請大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翰林侍講學士等熟悉四書五經的官員任講官，設講筵，讓皇帝學習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每年二月至端午節，八月到冬至節為講經期，逢單日為皇帝講經，輪流講讀。這種講經制度，一直延續到明清。
就是這種講經制度，派生出了講筵用酒，從而衍生了一種特殊的酒文化。筵原指竹蓆，是一種坐具，所以座位叫筵。宋代，給皇帝講經的講位稱作講筵。講經結束後，皇帝總要設宴，款待執行講官及參與這一活動的眾官員，以表示君臣互學，團結友善的氣氛。由於講經總與酒宴聯繫在一起，所以講經的筵席到後來就變成了酒宴的代稱。根據史料記載，明朝設“經宴”制度，皇帝聽經完畢，都要設宴招待講官及群臣。萬曆朝宰相張居正曾設定每十天舉行一次經宴，他主講，每次經宴都要上酒，裝酒的瓶子，就是這種青花“梅瓶”，而在當時實際上是稱之為“經瓶”的。
梅瓶為什麼如此重要，也許與它自身美的形式，與講經制度，與中國的酒文化都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在《陶瓷與中國文化》一書中，有一段文字這樣解釋梅瓶的魅力：“一是用經瓶裝酒規格高，對飲者是極大的尊敬；二是梅瓶的造型和裝飾藝術的雅趣超出了酒的俗味；三是經瓶大概是唐宋時從皇宮‘經宴’制度而衍生的高貴酒器。它在其他酒器中獨樹一幟，是含有一定宴會色彩的器皿”。
拍賣市場上的寵兒
在歷史上，梅瓶各大窯系都有，其造型的優美程度可以說天下第一，而馬未都則說，梅瓶的造型是中國陶瓷中的“第一造型”。
正因如此，梅瓶在海內外拍賣市場上常有露面。明清時期的梅瓶構成了梅瓶拍賣市場的主體，其中清三代的梅瓶更是佔據了市場成交價位的高端。2006年香港佳士得春拍上，
清雍正豇豆紅釉梅瓶成交價為224.8萬港元。2006年香港蘇富比春拍上，清乾隆白釉浮雕趕珠雲龍紋大梅瓶以303.2萬港元成交；清乾隆釉裡紅梅瓶以84萬港元成交。明清時期的梅瓶構成了梅瓶拍賣市場的主體，其中清三代的梅瓶更是佔據了市場成交價位的高端。
明清以前的梅瓶往往更是難得一見。2000年，在倫敦蘇富比春拍中一件北宋時期的刻花褐彩梅瓶以50.5萬英鎊拍出，創造了當時磁州窯瓷器的最高成交價。至2004年香港佳士得再拍時，此瓶拍出了1350.375萬港幣（約合1444.9萬元），至今仍保持著磁州窯瓷器的拍賣最高紀錄。
梅瓶以特有的裝飾藝術形式，獨特的美，仍在吸引著世人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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